樊迟，（前 515年-前454年），即樊须，名须，字子迟。春秋末鲁国人(一说齐国人)。是孔子七十二贤弟子内的重要人物，继承孔子兴办私学，在儒家学派广受推崇的各个朝代享有较高礼遇。唐赠“樊伯”，宋封“益都侯”，明称“先贤樊子”。其重农重稼思想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

樊迟，孔子的学生，从小贫穷，但读书刻苦，还懂种田。未拜孔子为师之前，他已在季氏宰冉求处任职。孔子回鲁后拜师。

他求知心切，三次向孔子请教“仁”的学说，还问“知”、“崇德、修慝、辨惑”等。他有谋略，并具有勇武精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齐师伐鲁，冉求率“左师”御敌，冉求认为他能服从命令，以其为车右。鲁军不敢过沟迎战，他建议冉求带头，冉求纳之，鲁军大获全胜。

樊迟兴趣广泛，除学道德、文章，还曾向孔子问“学稼”和“学为圃”，受到孔子的斥责。但他不愧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他是其中之一。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为“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益都侯”；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以“益都侯”从祀孔子。

好像每次樊迟提出问题，孔子都以很浅显的话语敷衍他，觉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觉得他天资不够，是这样吗？

这大概是因为孔子的个性比较直率，有什么就讲什么，因此批评别人的时候也非常直白。“小人哉”这句评语，大概是针对当樊迟的观点而言的。孔子对每一个学生都是这样，即便是对他心爱的弟子子路也是这么严厉的批评过。

而且孔子教育学生，并不是把他培养成为有某种技能的专门人才，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之“成人”，教育的内容就是怎样“做人”。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请教稼、圃之事而受到冷遇，如果学稼、圃之事，“老农”、“老圃”比孔子更精通(见《论语·子路》)。这一点被用来指责孔子轻视体力劳动，实不尽然。孔子本身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从另一方面理解，可以说孔子的教育内容并非这些专门技能。孔子另一弟子曾子就曾说“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论语·泰伯》)，“笾豆之事”是指行礼之仪式，“有司”是执掌此仪式的专家，这样说，并非曾子鄙视礼之仪节，而只是说这样的专门技能有有司管理，君子所贵之“道”则不在此。君子所贵之“道”，就是“成人”、“成德”的根本，这是孔子育人的重要目的与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

而且，对于樊迟提出问题，孔子都以很浅显的话语敷衍他，觉得他“小人哉”，好像有瞧不起他，觉得他天资不够，这点正好说明了孔子的因材施教。的确，樊迟是天资不够，因此孔子只给他讲最基本的道理，只教他“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这并不是说与孔子的循循善诱，有教无类有矛盾，只是说明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离我不远，仁在人心中，求仁而得仁。然何为仁？这却不是能够轻易说清楚的。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按《论语集注》，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尽管如此，《论语》中还是有很多处谈及“仁”。这倒也不矛盾，因为孔子确实极少主动正面解释“仁”，多是弟子问而他答。可是每一次回答又都不相同。其中尤以樊迟问得最多，一共三次。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篇》)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

这里兼言仁与知，侧重于二者之不同，恰可与紧接着一段相印证。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篇》)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而知与仁之分立见，诚如吕氏所云：“当务为急，不求所难知；力行所知，不惮所难为。”

“先难”之谓，按《论语集注》，程子曰：“先难，克己也。以所难为先，而不计所获，仁也。”既以“克己”解之，又可与《颜渊问仁》章对观。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克己”之“克”，多解为“克制”，一时也无从反驳。又曰“为仁由己”，似乎要自己克制自己了，还是要仔细斟酌的。至于程朱，自然是要将其发挥为天理人欲之辨的了。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这里又是同时问知与仁，然而樊迟开始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曾氏曰：“迟之意，盖以爱欲其周，而知有所择，故疑二者之相悖尔。”似乎又在说二者之不同。于是孔子再作解释。按《论语集注》，朱子曰：“举直错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则仁矣。如此，则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为用矣。”可惜樊迟还是没弄明白。按《论语集注》，朱子曰：“迟以夫子之言，专为知者之事。又未达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于是子夏再作解释，这才算说清楚了。知与仁原来是一致的。

以“爱人”解“仁”，倒也方便，然而是博爱吗？恐怕并非如此。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这是有亲疏先后之分的，由父母而兄长而朋友，然后才惠及众人。这是人之常情。将这种人所共有的情感推而广之，就能做到仁了。关于为仁之本的孝，再看一段对话。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钻，祖官反。没，尽也。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

孔子对“三年之丧”的论述，但求心安；在他看来，这是亲子之间不易的情感。可见，中国人的理性，既非可以算计的数理，也非可以逻辑推论的论理，而是从亲情人伦出发的情理、伦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按《论语集注》，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弃，勉其固守而勿失也。”

而“与人忠”，则是以己及人之道。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何为忠？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篇》)

何为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这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正是将对自己、对亲人的情感投射于外，爱人如己。

樊迟三次问仁，孔子三次回答。单独看其中的某一段，都觉得在情理之中；然而合起来看，要寻求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总难免牵强，通而未通，似是而非。学者们多有谈孔子的思想体系的，概而观之，自成一说；然究之细节，或有捉襟见肘之叹。原因我在第二问最后已有论及，发自内心的情感，是不能算计的，也难以逻辑推之。一篇好的文章，自然是要层次清楚，逻辑严密的了。然而孔子述而不作，他一生潦倒，也没有机会去拿学位、评职称，终于将人类这真实美好的情感贯彻到底了。

孔子去世后，樊迟同闵子(名损，字子骞)和宓子(名不齐，字子贱)来棠地(今鱼台县境内)办学，传道于济水一带。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卒，葬于故居西南一里许的济水北岸，即武台村。

樊迟墓地处鱼台县王鲁镇武台村南50米。占地面积78平方米。北靠武棠亭遗址，南有闵子祠。此地域古迹比较集中，是鱼台的历史人文中心。以樊迟墓为中心，另有樊迟后人墓冢及部分明清时期碑刻。樊迟墓碑为清乾隆九年重刻立，上书“先贤樊子迟墓”，额部有篆书“古迹”二字。碑楼有联曰：御车广教化先贤德业千秋著，祀墓荐馨香后哲孝思万代隆。另有明代碑刻两块，清代碑刻四块。

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九月，樊迟安葬。

汉代，樊迟十一世孙樊宗、樊岩在樊迟墓附近大兴土木，建起樊庙、樊府，扩大樊林，树巨碑于墓前，历代从祀。

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赠“樊伯”。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益都侯”。

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樊子”。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在墓前立石碑。后三年被洪水冲倒，碑残。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九月，又立石碑，文曰“先贤樊子迟墓”。

1940年，因樊迟后裔樊照坤等人举旗抗日，樊庙、樊府多次遭日伪焚烧破坏，樊氏谱牒几乎烧尽。

1942年，樊氏族内集资欲修葺樊庙、府、林，因战乱仅对墓碑增修了碑楼。

文革中，墓碑被砸断。1985年，墓碑被重新树立。

1996年10月，樊迟墓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先后成立樊迟墓保护理事会、樊迟研究学会。

2001年3月，樊迟墓被公布为济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1、论语译注

2、樊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