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镜是出土于下关的汉代文物，现收藏于大理。

两汉时期包括西汉、新莽、东汉，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各个方面都为汉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当时陶瓷业的进步和漆器的发展，虽然代替了青铜器皿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制铜工艺并没有衰退，而是转向了制造铜镜等方面。因此，两汉时期铜镜的铸制业获得了重大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潮。

两汉铜镜已发展成一般商品，这时期官方和私营铸镜业都得到了普遍的发展。汉镜铭文中出现的许多“尚方”铭及纪氏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尚方”是汉代为皇室制作御用物品的官署，属少府。《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少府下有“尚方”。颜师古注：“尚方主作禁器物。”《后汉书?百官志》：“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掌上手工作御刀创诺好器物，亟—人。’”铜镜铭文中大量出现的“尚方作镜真大好”、“尚方作镜四夷服”等字句表明，制作铜镜也是尚方的任务之纪氏铭如：“王氏作镜真太好”、“朱氏明镜快人意”、“田氏作镜四夷服”等，都明确记述了制作者的姓氏，并有很强的宣传广告作用，表明民间铸镜业已十分普及。

大约在东汉中期，随着铸镜业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几个铸镜中心。这些中心都在离铜矿区较近、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会稽郡的治所山阴(今浙江绍兴)，江夏郡(今四川广汉北)，蜀郡(今四川成都)等。这些地区的铸造工艺精巧，许多精美的铜镜就是在这里铸造的，如神兽镜、画像镜。

两汉时期铜镜的合金比例是比较稳定的，铜的含量为79~85%，锡10%～13%，铅2%～5%。由于汉镜含锡量高，有利于镜表面的抛光。铜镜中加入一定量的铅，是因为铅溶液环流状态良好，有利于热溶液的平均流注，有助于镜面干整，减少气泡，提高铸造文字和花纹的清晰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汉代铜镜中，有一种奇特的铜镜——透光镜。此镜发明于西汉时期，外形和普通镜一样，但当光线照在镜面上时，镜面相对的墙上，会反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古人称之为“幻镜”。隋唐之际的王度《古镜记》、宋代周密《云烟过眼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清代郑复光《镜镜詅痴》等都有记载和研究。近代研究表明，铜镜透光是铜镜冷却和加工研磨镜面过程中、产生的内应力所致。

汉代铜镜的特点是圆形、薄体、平边、圆钮，装饰程式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风格，它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指西汉初期至中期、末期。这时期的铜镜用平雕手法，镜面较平，花纹平整，镜边简略，装饰性强。汉初沿袭战国铜镜的装饰作风，多采用底纹与主纹相结合的重叠式手法，战国盛行的云雷纹地的蟠螭纹镜继续流行，镜背中心作圆形成矩形，有的加铸铭文，通常如 长相思，毋相忘，常富贵，乐未央 等言语。西汉中叶，即武帝前后，铜镜的形制及花纹发生显著变化，地纹逐渐消失，三弦纹桥形纽经过伏兽纽，蛙纽及连峰状纽后，普遍变成半球状圆纽，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中心，或匀称分为四区，当时除流行简化蟠螭纹镜外，还流行星云纹镜和草叶镜。星云纹实际上是由蟠螭纹演变而来，因乳丁甚多，星云纹镜又称百乳镜。草叶镜的纽座为方形，四周饰以对称的草叶，有的像花瓣，有的像叶片，外缘用十六个内向连弧纹作边缘。这类铜镜因流行时间长，在汉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宣帝开始，又出现了有 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一圈铭文的日光镜和有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乎日月 二圈字铭的昭明镜，间以绳纹，连弧纹，作同心的重圈组织，均是以铭文作为主要装饰。

指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这时期主要流行规矩镜。王莽铸镜为炫耀其政绩，曾制作了一批华美而精巧的作品，汉镜以王莽时期最为精美。

规矩镜：因其铸造雕镂都非常精细规矩，镜纹有规则的TLV形装饰格式而得名，外国学者也称之为TLV镜。其程式相当标准，一般均划分镜背而为若干装饰区，从纽座起，以圆纽为中心作为一个单独装饰单位，纽座的外形有圆形、方形、覆萼形几种。紧接着纽座的幅面为内区，是主要花纹的部位。花纹中的TL 形，常常是在铜镜内区的四面，对称地排列于主花中，起着穿插作用。再向外为外区，多装饰上由卷草纹或鸟兽纹以及几何纹组成的带状图案。最后的外缘区，有全素的，有作简单联弧纹的，也有加饰绳纹、锯齿纹花边的。内外区之间多加饰上铭文带。其分成五个区域，布局严谨端正，但机械呆板少变化，给人以千篇一律的感觉。规矩镜在东汉前期还在流行，但发生了一定变化。这时期的铜镜多在内区主花位置铸造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所谓四神，有的还在纽座边加上十二生肖铭文，或 左龙右虎掌四方，朱雀玄武顺阴阳 的字句，所以也称规矩四神镜。 TLV 实系古代六博的棋局，山东费县曾出土石六博盘，长沙马王堆三号墓曾出土全套博具，其棋局上均有TLV纹。规矩镜在汉镜的发展中，是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也是汉镜中最为优秀的一种。

指东汉中期至末期。这时期镜面微凸，便于照出面形的全形，符合科学原理。镜钮变得更厚大结实。与第一时期相反，连弧形多在内区。

这时期铜镜布局也更为活泼，区域划分简单，通常带有 长宜高官 或 长宜子孙 、 位至三公 等吉祥语作为铭文。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浮雕式作法，纹饰较高，主要的有双夔纹镜、蝙蝠纹镜、画像镜、方铭镜（神兽镜）等。

双夔纹镜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纽座为中心的内向或外向的放射式手法，而运用了对称的格式，取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蝙蝠纹镜实际上是柿蒂纹的变形和扩张，纹样抽象化，形式美观；画像镜是以浅浮雕形式表现人物、鸟兽、花草，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作风趋于一致，此类镜大多出土于浙江绍兴，几乎占90%；方铭镜也称神兽镜，指在铜镜的四周有一圈突起的半圆和方块，多表现神仙禽兽的题材。浙江绍兴是东汉后期最重要的铜镜制造中心，该地铸造的重列神兽镜和画像镜标志着铜镜纹饰的新发展。后者与前者的不同之处除神兽形象外，还有歌舞、车马、历史人物及传说故事等浮雕图象。

汉代后期的神兽镜还出现一种新的图案排列形式，即作一方向的阶梯形排列，类似木雕的散点透视，称为阶段式镜，流行于建安时期（公元196- 220年），又称建安式。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铜镜 ，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从其发展趋势，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重要的变化出现在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

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的交替时期。直到 西汉中期汉武帝前后，一些新的镜类流行起来了。这些新的镜类对后世铜镜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并出现了题材新颖，纹饰华美，精工细致的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这是强盛汉朝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汉代铜镜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