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汉儒、
宋儒之功，并为先圣所侦赖，有精粗而无轩轻”，时代使之如此。谓
宋儒得圣人之真，“程朱数子，廓清之功，实为晚周以来一大治”；“如拨云雾而睹日月”，而清代汉学家“其蔽益甚，其识益陋。其所挟唯取汉儒破碎穿凿谬说，扬其波而泪其流，抵掌攘袂，明目张胆，惟以诋
宋儒、攻朱子为急务，要之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骜名而已”，“观诸家之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
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必欲寻汉人纷歧异说，复汩乱而晦蚀之致，使人失其是非之心。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故撰此书，“辨谱妄者之失。”全书体例，仿
朱熹《杂学辨》之例，摘录清代汉学家撰述的观点，然后一一辨驳于后。首卷“溯其畔道罔说之源”，中卷“辨其依附经义、小学
似是而非者”，下卷总论，“辨其诋诬唐宋儒先，而非实事者”。其所摘录者，如
毛奇龄之《辨道学》，
万斯同之《儒林宗派》，
朱彝尊之《道传录》以及
顾炎武、
阎若璩、
茅星来等诸家之说。所辨驳的问题包括“
河图洛书”，
宋儒理学心、
禅说、道统论，清儒对
朱熹《四书集注》的批评等，凡清代汉学家在《
易》、《
书》、《
诗》、《
三礼》、小学等方面指摘宋儒者，无不为之辨。清代汉学家在学术上的成绩固然很多，而其失误亦复不少，如能旨在去谬就正、择善而从、据除门户之见，对清代汉学进行总结、批判，固为学术之幸，然方氏此书，旨在申宋学、黜汉学，否定乾嘉学派的考据学，维护程朱理学的地位，故其所辨，每多牵强，以己之好决之，而强为辞说，故多
不足取。如对于“
河图洛书”问题，历经元、明、清三朝学者考证，为宋代道士
陈抟所伪造已成定论，而方氏强为之辨，谓“太极”之名，“图书”之数，“先后天方位”皆本于《
易大传》，为孔子之言，《传》虽不言“图”，然“图”与《传》纵横曲直，无不相值，不谬于圣人。固不可废。又谓“
河洛”著于《
易》，见于《
论语》，其出于天无异说，而
胡渭等谓先儒伪造洛书，“亦过矣”。谓诸人之疑？不过以汉儒未尝言“图”，遂不肯信，“宁信汉儒，不信孔子”，而方氏仅如此说，却不能明确“
河图洛书”之源流授受，未能解决清代诸儒提出的问题，胡不能取信于人。但通过此书，可以概见清代考据学的一些不足以及汉、宋之学争论的主要问题。
此书一出，得到清代宋学家的响应，纷纷题辞赞誉。清末
梁启超亦称道此书，谓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成于“正统派
炙手可热之时，
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自此书出，汉、宋学之争日起，形成不同门派，是此书在当时曾很有影响。
有
道光六年（1826）刻本、同治十三年（1874）重刊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槐庐丛书》本、《方植之全集》本等。
〖汉学商兑〗三卷，清
方东树（1772-1851）撰。专为反驳
江藩《汉学师承记》、纠清代汉学之失而作。成于嘉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