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昂（1615-1694年），字讱庵，初名恒，安徽休宁县城西门人，曾中秀才，因家庭贫寒，遂弃举子业，立志学医。他苦攻古代医著，结合临床实践，经过30年的探索研究。编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医方集解》、《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

汪昂（1615－1695年），字仞庵，明末清初安徽休宁西门人氏。汪昂自幼苦读经书，“经史百家，靡不殚究”，是县里的秀才。明朝末年，汪昂寄籍浙江丽水，期间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欲走仕途，但每每名落孙山。

明朝灭亡后，随着汪昂年龄以及阅历的增长，他越来越看清科举考场的腐败，开始厌恶科举制度，又由于明亡而有感于国家民族的兴衰，于是，在清朝顺治初年，毅然弃儒学医，笃志方书，并以其毕生的精力从事医学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从而著有大量医学科学普及书籍，盛行于世，成为一代新安医学名家。

汪昂诊病，注重临床。其一重脉证，二注药性。汪氏以为：医学之要，莫先于切脉，脉候不真，则虚实莫辨，攻补妄施，鲜不夭人寿命者。其次则当明药性，如病在某经当用某药，或有因此经而旁达他经者（《本草备要》自序）。

在长年的行医过程中，汪昂发现“古今方（医）书，至为繁夥”，而为医方注释之书却很少。自陈无择首创张仲景《伤寒论》注释后，“历年数日，竟未有继踵而释方书者”。给初涉医门者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医方难以掌握。于是，汪昂便广搜博采，网罗群书，精穷奥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汪昂68岁时写成《医方集解》。

《医方集解》全书六卷，分21门，共收入正方370余方，附方490余方。此书博采古书，既吸收了宋代陈无择解释仲景之书以及明代新安医家吴昆《医方考》等书之优点，又结合了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先解释受病之由，次说明用药之意，分别宜忌，唯求义明。《医方集解》刊行之后，迅速流行全国，1935年被曹炳章先生编入《中国医学大成》，1959~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曾先后七次刊印发行，全国中医高校将其列为参考教材，1999年国家中医药出版社再次将汪昂医学全书编入《明清名医全书大成》，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

汪昂弃儒攻医，时年三十有余，可谓大器晚成。其抛弃仕途，改而学艺，认为“诸艺之中，医为尤重”，于是乎独专医学。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身居避远山区，全靠自身勤奋，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而终成一代名家。

汪昂不仅擅长临证，专心研究医学理论，而且十分重视医药的相互作用，其常曰“用药如用兵”。认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虽为完善、周明，然而过于浩繁，于是乎汪昂“特裒诸家本草，由博返约，取适用者，凡四百品，汇成小帙”，取名为《本草备要》。

《本草备要》（四卷）1683年成书，后经清代初年三大名医之一太医院判吴谦审定，1694年在国内广为刊行，总数有70余种版本之多。1729年（日本享保14年）流传日本，植村藤治郎将《本草备要》刊印并在日本发行。之后，《本草备要》翻印次数至少超过200余次之多，在当代临床类实用本草中影响最为深广。该书选药精当，重点药效突出，使用方法翔实，读之令人兴趣盎然，不仅是药物学专著，也是学习中医辨证论治、立法处方的好医书。书中记载了汪昂个人的独特见解多达120余处，例如用三文钱的中药车前子一味治愈宋代翰林学士欧阳修（文忠）的暴泻等医案案例，并在中医书籍中较先提出了人脑的功用，故而深受医界喜爱，成为中医药人员必备的学习书籍之一。

汪昂一生诊务繁冗，然其著书立说至老不倦。他著书立足于基础，着眼于普及，并讲究实用，文字流畅，通俗易懂。汪昂一生著作丰硕，除《医方集解》、《本草备要》，尚著有《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汤头歌诀》、《经络歌诀》、《痘科宝镜全书》、《本草易读》等书。这些著作与前人相比“皆另为体载，别开经路，以前贤为竞之旨，启后人便易之门”。

《中国医学史》称汪昂“其书浅显易明，近人多宗之”，乃为我国清代著名医学科普及启蒙派的代表人物。

汪昂在学医过程中，深感《素问》、《灵枢》“理至渊深，包举弘博”， 为医家必读之经典。然篇卷浩繁，文字古奥，病症脉候、针灸方药，错见 杂出；“又随问条答，不便观览”。虽然历代有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经》）进行整理、编次、校订或注释，但大多内 容繁杂，重点欠明，不便于掌握内容要领。他对元代滑寿于《读素问钞》中将《素问》中不同内容分 12 项予以摘抄的编撰法，较为赞赏，乃仿其方式，选录《素问》、《灵枢》主要内容（不包括针灸）加以条析，分为脏 象、经络、病机、脉要、诊候、运气、审治、生死、杂论等 9 篇，酌取各 家学说予以简注，编成《素问灵枢类纂约注》2 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序而刊行。他认为《素问》治兼诸法，文字重于说理；《灵枢》偏重于针灸、经络，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体现于术数。因此，所辑各篇原文以《素问》 为主，《灵枢》为副，但对精要内涵，大致予以赅括。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所引《内经》原文，均注明出处，不致相互参错。虽于《内经》原篇有所删节，但段落依旧，前后条贯，并无割裂原文之弊，较之滑寿《读素问钞》，别具特色。原著经过汪氏重新分类编次，增强了系统性。其中的注文多辑自唐代王冰、明代马莳、吴昆和清代张志聪等诸家研注《内经》的著述， 并能结合个人学习《内经》的心得，畅抒己见。他在该书序言中谈他如何编纂此书时说：“或节其繁芜，或辨其谬误，或畅其文义，或详其未悉， 或置为阙疑。”立论多较允当，力求阐发《内经》奥旨蕴义。由于他编写过程中注意精选《内经》原文（多系学术价值较明显，或对临床具有指导 意义的内容），且分类有序，注释较为语简义明，浅显扼要，故此书在《内 经》节注本中颇有影响，后世甚至有将它作为《内经》教材者。以上大致反映了汪氏在医学理论方面的造诣和著述成就。

汪昂在普及本草学、方剂学著述方面，尤有突出的贡献，对后世的影响相当广泛。本草学自《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汉代）问世以后，历代著作相当丰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广收博引，论述精博、全面载药达1892种，对本草学的研究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该书篇卷浩繁，难以尽读，不便于初学入门。而《本草蒙筌》、《药性歌赋》 等书又拘于文字对偶，阙略尚多，要而不备。再者，上述几种本草著作，只言某药治某病，而未说明主治之所以然，即或偶有解释药性者，也大多辨析不详，文字表述不够明晰、流畅，影响到本草学知识的普及。面对这种现状，汪昂决心在“备”、“要”二字上下功夫，编撰一部以介绍药性、主治为主的普及性的本草专书。他潜心研究历代本草，博采诸家学说，以李时珍《本草纲目》和缪希雍《本草经疏》二书为主，删繁就简，由博返约，取常用药 400 余种，约于康熙二十年（1681）辑成《本草备要》 一书。十年后，他又增补60余种，名为《增补本草备要》，于康熙三十三 年（1694）刊行于世，但后世仍沿用旧名《本草备要》。全书共分 8 卷， 卷首列“药性总义”一篇，概述药物的四气五味、升降浮沉、配伍、归经、 功用、禁忌及炮制大要。后将 470 余种药物分为草部、木部、果部、谷菜 部、金石水土部、禽兽部、鳞介鱼虫部和人部，分类介绍。每药先辨其气、味、形、色，次述其所入经络、功能及主治。以“十剂”宣、通、补、泻 冠于首，以土产、修治、畏恶附于后，并对不少药物注明毒性、服法、饮食宜忌、采药时间、异名、功效及真伪鉴别等。另有附图 400 余幅。此书体裁新颖，选药精要，对临床最常用药物几乎赅括无遗，并且文字明晰流畅，便于记诵。

汪氏论药，注意引录本草名著精要之说予以综括。在学术观点方面，师古而不泥古，并能折衷前贤论述而多有创见。如书中既有18反、19畏之内容，又据临床实践提出异议，而不拘执于前人“相反相畏”之说；其于药性，虽列百家之言，然必参以己见，判断其曲直是非。此书虽为本草专著，为了更切于临床参考，论药之时，必参之以论证，并将药性结合病证或病因相互阐发，亦将中医之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学的理论与药物学内容熔为一炉，以辨证论治的原则贯穿始终，使读者有规可循，遣药变通有法，既明理义，又切合实用。因此，该书自刊行后流传甚广，刊本达60 余种之多，其中最早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另有1729年日刻本等。由于此书论述浅显，释理明畅易懂，对普及本草学知识影响很大，也可以说是国内第一部普及性本草名著。 清代以前，历代医学家编撰的方书不少。在医方分类、方剂理论等方面亦有所阐发，但于方解方面着力不多。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对制方 之理虽有论及，但所述医方只 20 首。明代吴昆著《医方考》，其注解医方 虽较成氏有所增加，但多限于个人识见，其方义述理或不够详明，收方范 围亦欠广。汪昂认为，医者知有方，亦当知方之解。否则“执死方以治活病，其不至于误世殃人者几希”。有鉴于此，他在撰写《本草备要》的同时，又仿照宋代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及吴昆《医方考》遗意， 广收博采，集录诸家之说，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著成《医方集解》一 书相辅而行，互资为用。此书共 3 卷，选收方剂近 700 首（包括正方与附 方），按功能分为补养、发表、涌吐、攻里、表里、和解、理气、理血、 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除痰、消导、收涩、杀虫、明目、 痈疡、经产计 21 门。各门之首，均简要阐述其功能、适应证及主治病证的 病因病机。各方名之下，简注功效及方剂出处，次列主治病证、方药组成，再次方义解释及附方加减等，并对各方所治病证的病源、脉候、脏腑、经 络以及治法，无不备录。书后尚附“救急良方”一章，记载了 20 余种意外 或暴发危证的抢救方法，以备仓猝之需。书后附《勿药元诠》1 卷，以简要、流畅之笔叙，晓示读者防病养生之大要。汪昂所辑诸方，多为临床所 常用的历代名方，大多属于药味精炼、药性平和，方效可靠者。其选方范 围，博取于历代医书；选方宗旨，以理法精当、实用有效为原则，大多属名医创用之方，亦有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医家效验之方，体现了其选方较为 客观、求实的态度。书中所载述的一些后世常用名方（如百合固金汤、金锁固精丸等），由于原始文献已散佚不存，幸赖汪昂收载而得以传世。在 方剂分类上，汪氏参考“十剂”说，按功能分类并予以扩充，又揉合前贤的见解，创立了将方剂学按病因和治法予以综合归纳的分类方法。这种方 剂分类法较为完善，便于临床应用，并使方剂学成为一门不依附于本草学 或病证学的独立学科。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同类方剂的有关内容，便于据病 选方；同时也避免了同一方剂的重复出现。这不仅在当时是一个创举，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汪昂以后的方剂学专著（如吴仪洛《成方切用》、张秉成《成方便读》等），大多沿袭此法进行分类，甚至现行出版的《方剂学》教材，也基本沿用汪昂的医方分类法。在对待各方的方解方面，汪氏汇古今数十位医家之学术精髓，上自《内经》、《伤寒杂病论》， 下迄金元四大家和明代、清初诸贤之论，均予选录，博览约取，附以己见， 阐发立方蕴旨。他释方着意于“辨证论方”，“虽名方解，而病源脉候、 脏腑经络、药性治法，罔不毕备”，释方与临床密切结合，从而使理、法、 方、药相应贯通，为后世方书之释方树立了规范。《医方集解》由于有以上特点，问世之后流传甚广，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中医门径书中之重要著作。刊本多达50余种，现存最早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

《医方集解》刊行之后，通过10余年的实践，汪昂编撰了一部使读者能在较短时期内学习并掌握临床常用方剂的著作《汤头歌诀》，遂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刊行问世。此书选常用方剂 300 余首，编成流畅易读的七言歌诀200 余首，并在每方之下附有简注，以补方歌因音韵限制或过简之不足。汪氏此编的特点在于粗分门类（按功能分20门，类似《集解》），便于检索；且“歌不限方，方不限句；药味药引，俱令周明；并示古人用药触类旁通之妙，便于取裁”。此书受到初学者的欢迎，流传甚广，对后世方剂学之教与学有很大影响。刊本达30余种之多。后人多有仿此体例而编写方歌，或予续补，或改编，或增注，或作白话解，多不胜数。学习中医者，尚多以此书作为入门读物。

汪昂的治学观点较为纯正、客观，他既重视阐扬《内经》等经典医籍 之蕴旨，对汉唐以降之方药著作及临床名著亦均所探究，还善于接受新的科学知识。明末清初，西方医学随传教士渐入我国，汪昂对此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他认为西医虽不明气化之理，但对人体形态方面的论述较为确凿；并认为前贤所说“脑为元神之府”、“灵机记忆在脑”之说亦颇可取。 他在《本草备要》辛夷条下说：“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 皆在脑中。昂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汪昂在学术思想上崇古而不泥古，乐于接受西方医学知识， 即医不分中西，当择善而从，对后世之“中西汇通派”在学术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外，汪昂对养生学亦颇有研究。他所编撰之《勿药元诠》、《寿人经》等养生学著作，简要介绍历代养生要言，并阐述导引、气功、摄养等防病健身方法和对一些常见疾病的预防，以及饮食、起居等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汪昂从壮年业医至耄耋之年，著述不息，在《本草备要》自序中可以明确地看到署有“休宁八十老人”字样。 “利物利人”、“有禅世道”是汪昂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立志以医济世拯疾，为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难能可贵的是，汪昂为古代名医中自学成才的医药学家，谦虚好学，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他在《医方集解》凡例中说：“余不业岐黄，又学无师授， 寡见鲜闻，尤称固陋，安能尽洞古人立方之本意哉。”这种谦虚、求实的 态度，值得大家学习。汪昂的主要贡献，体现于他丰富的医学著述，除上述多种外，另有《脉诀歌》等手著，总计近10种之多。汪氏的学术影响及其对后世学习医药方剂学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屈指可数 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