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蒙（1919年3月—2006年4月28日），笔名沈西门。上海人。中共党员。1939年参加工作，历任新四军皖南军部教导总队俱乐部干事、一师服务团戏剧副主任，华中军区文工团团长，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副团长、团长及宣传部文艺科长，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院长，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部长，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中国剧协副主席。193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歌剧剧本《买卖公平》，话剧剧本《重庆交响乐》、《甲申记》（合作）、《杨根思》，电影文学剧本《霓虹灯下的哨兵》（合作）、《南征北战》（合作）等。

沈西蒙，1919年3月出生在上海一个邮差家里。兄弟姐妹共五人，全靠父亲菲薄的薪金收入过活。他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人手足刀尺”，转入小学，毕业后进入上海敬业中学。初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年老体弱退休，不得不中途辍学，考入上海南市区公共交通汽车公司，当练习生。

由于家境贫寒，沈西蒙在文化教养上有先天不足的弱点，但从小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他的大哥沈孟先，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不得不弃家潜逃。沈西蒙在大哥和战友们的影响下，在幼小的心灵中布下了革命的种子。

沈西蒙从小就酷爱文艺，先后阅读了郭沫若、茅盾、巴金，萧军、萧红的作品，俄罗斯古典名著和十月革命后的作品。在各种文艺中，他最喜爱的是音乐、戏剧和电影。不仅是因为年轻的热情需要喷发，而更主要的是他觉得山呼海啸般的歌声可以尽情地抒发出自己和人民大众的愤怒呼号，鼓舞人们去救亡、求生存。至于戏剧，它更可以把严酷的人生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警觉起来，感奋起来。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戏剧活动十分活跃，除了演出曹禺、田汉等进步作家的《雷雨》，《日出》、《获虎之夜》等剧作外，还翻译演出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高尔基的《母亲》，《底层》和易卜生的《娜拉》等。这些戏剧在西蒙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为他后来从事戏剧创作铺下了道路。

抗日战争的烽火使沈西蒙从二十年代就孕育起来的革命热情燃烧起来了，他参加了救亡文艺团体“扬帆社”。曾在高尔基的《母亲》中扮演过鲍维尔，这是沈西蒙从事戏剧艺术实践的第一步。“八·一三”之后，汽车公司停办，沈西蒙失业，他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救亡工作中去。以勃发的热情去街头演出，讲演，深入难民营做宣传工作。

1938年春天，上海成为孤岛，为适应战时需要，“扬帆社”改名为“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战地服务团”。沈西蒙随团到达温州，在街头演出了揭露日寇暴行的《还我孩子》、《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鼓舞人民的抗战斗志。

战地服务团在温州宣传、演出了半年，到1938年的秋天才离开温州。大多数人随团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了，沈西蒙等三人满怀激情地向延安进发。后因去延安的路被日军切断，滞留南昌。1938年底，辗转来到了皖南的云岭，与战地服务团的战友们重逢。沈西蒙高兴地参了军，分配在军教导队总俱乐部当干事。他唱歌，跳舞。演戏、编导，什么都干。1939-1940年间，周恩来副主席到皖南视察，观看了总俱乐部演出的抗日戏《马百计》，十分赞赏。

1941年，皖南事变后，沈西蒙调盐城新四军鲁迅艺术学院，在戏剧系当干事。后调新四军一师服务团任戏剧部主任。1943年，服务团改文工队，沈西蒙任文工队副队长，一直到1944年底。在此期间，先后演出了《生产大合唱》、《独立大队》，《流寇队长》，曹禺的《雷雨》、《日出》、《蜕变》和苏联高尔涅楚克的《前线》等。沈西蒙不仅组织，指导这些演出，还从事戏剧创作。1944年底，沈西蒙调苏中军区任文艺科副科长。

1946年，沈西蒙调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军区文工团任团长。解放战争期间，又转任第三野战军文工团总团副团长。1949年，全国解放后，沈西蒙先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后任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设在南京）院长。1956年，沈西蒙调任南京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后又任部长。

“文化大革命”中，沈西蒙遭到不公正对待。粉碎“四人帮”之后，沈西蒙依依惜别了他战斗、生活了近30年的南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总政文工团团长。之后不久，在他的请求下，又调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回到了他创作《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生活基地。

2006年4月28日，沈西蒙因病在上海去世，享年88岁。

沈西蒙创作的剧本主要有：

1938年，为了宣传抗日，沈西蒙创作了他的第一个剧本《好男要当兵》（与宋超合作）这个独幕话剧，批判了“好男不当兵”的错误思想，激励民众投入抗日的洪流。该剧在街头演出后，群众反映强烈，《浙瓯日报》副刊“展望”以八天的篇幅连载发表。这是他从事戏剧创作的开端。

《红小鬼》

1942年，沈西蒙根据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改编了独幕剧《红小鬼》，针对当时国民党在统一战线内部经常制造摩擦的情况，宣传了统一战线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方针。

《重庆交响乐》

1943年，创作了大型话剧《重庆交响乐》。整个戏份《浑浊的城》、《窒息的城》、《不夜的城》三部，内容上互不关联，可以说是三个独幕剧，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映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以及这两种势力的复杂的交织，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所以三部戏又构成一个整体，因而说它是“交响乐”。这个戏最初在抗大九分校（龙冈）演出，后在整个苏中、苏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甲申记》与《花子街战斗》

1944年，抗日战争由相持转入反攻阶段，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历史教训。沈西蒙与夏征农、吴天石同志合作，创作了大型话剧《甲申记》。这个戏1945年5月在解放苏北东台、如皋时演出，对军民的教育很大。也就在这时，新四军在苏北的花子街大胜日军。沈西蒙怀着胜利的喜悦，将这次战斗搬上舞台，创作了两幕剧《花子街战斗》，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

《盐城之战》

1945年在盐城攻坚战的报捷声中，沈西蒙又创作了歌颂军民英勇作战的《盐城之战》。

《买卖公平》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由于转战南北，生活紧张，沈西蒙除了组织文工团下部队演出外，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创作。仅写了一个小歌舞剧《买卖公平》。由于歌颂了军民鱼水情，加之采用载歌载舞的形式，群众喜闻乐见，流传很广。

《战线》

1950年，沈西蒙开始创作大型话剧《战线》，1951年完成，并由华东军区解放军艺术剧院于南京大华影剧院演出。这个剧本歌颂了人民、人民战争和毛泽东军事思想，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沈默君、顾宝璋根据沈西蒙的《战线》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陈毅同志对《战线》的创作非常重视，启发作者把主题提高到毛主席战略思想的高度，还要求作者刻画人物不要简单化、概念化，要丰富一点，复杂一点。沈西蒙在沈、顾两人一稿的基础上，完成了二稿的修改，定名为《南征北战》。19552年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成为建国以来优秀的影片之一。

《杨根思》

1954年，沈西蒙创作了五幕七场话剧《杨根思》。这个剧本的素材是1951年沈西蒙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采访的。1954年开始写作，他想尝试一下在舞台上直接表现战争的可能性和传记性戏剧的创作方法。这个戏曾参加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会演，获剧本创作二等奖，导演二等奖和演出一等奖。

《霓虹灯下的哨兵》

1961年，沈西蒙去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当兵，开始酝酿《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创作。《霓》剧最早的创作动机是吕兴臣和黄宗荚提出来的，但是他们被“好八连”的好人好事捆住了手脚，感到很难下笔。这时，沈西蒙提出“蹲在好八连写好八连写不出好八连，要跳出好八连写好八连才能写出好八连。”他的创作指导思想是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要进行典型概括，不仅要表现一个连队，更要概括解放初期那个时代的特征。正是这种思想指导下在创作上打开了局面。1962年，《霓》剧写出初稿，在上海、南京演出，征求意见。1963年，周总理邀请前线话剧团去北京演出，毛主席、周总理给予很高的评价。《霓虹灯下的哨兵》是沈西蒙戏剧创作的一个高峰，也是六十年代前期话剧创作的代表性剧目。当时，全国各地纷纷上演，各报竞相评论，不仅成为中国戏剧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也受到国外的重视。《霓虹灯下的哨兵》1963年在《解放军文艺》和《剧本》杂志上先后发表，1964年改编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放映，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秦淮丽人》

1988年，沈西蒙以南京夫子庙为背景，创作了话剧《秦淮丽人》，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经过近10年的打磨，前线话剧团于1996年演出此剧，获得好评。

在抗日战争中，沈西蒙不仅创作剧本，还写了许多歌词，如《坚持苏中疆场》（沈亚威曲），《打个胜仗哈哈笑》（沈亚威曲）、《江海瑶》（石林曲）、《新四军万岁》（何士德曲）等。

沈西蒙的大哥沈孟先，是早期的共产党员，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沈西蒙夫人孙克蓓。

柳江南：沈西蒙曾笑称自己原本是个知识青年。对写作，未经专业训练，无基本功。全因抗日救亡大潮推过来、攘过去，将他逼上梁山的结果。但我也常想，对话剧来说，沈西蒙无疑该是个不能再造的先驱，因为他的作品、人格和境界，也因为他所经历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