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已是久矣！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把这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了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小说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在苏州，从群体上讲没有比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这两处的人更具典型性了。细细品味，江湖上的“钻天洞庭”这个词儿，似是赞叹——精明能干，无物不营，无地不去。然而这赞叹中却也明显地带着一种嘲讽和挪揄——嘿嘿，可是惯于削尖脑袋地去钻营，连无路可上的天庭，他们都有办法去钻营呢!

明清以来，在江南以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能力之强都堪称雄的商帮是徽商，然而，颇善“钻天”的洞庭商帮却能与之分庭而抗礼，以之佐证的是洞庭商帮和徽商相提并论而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一天一地，平分江南秋色。

诸多著述对于十大商帮尽管分法不尽相同，但商帮主体大多是以数省或一省为单元(如有些书中提到粤闽商帮，但更多的书中是将广东、福建等商帮分列为两个，其它就是山西、陕西、山东、江右即江西等商帮)，再以下的就是以府(如徽州商帮、宁波商帮)或几个县(如龙游商帮)、在这些著述中，以县以下的一两个乡而命名为中国古代商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苏州属县吴县下辖的东山人和西山人组成的洞庭商帮。

洞庭东西山位于苏州市西南的吴县境内。东山为伸入太湖之半岛，即古胥母山，亦名莫蔽山。西山在太湖中，即古包山。东西两山在明代弘治(1488 -1505)时共为5个区，12个都，l2个里；清代康熙(1662一1712)时为3个乡。现在分别为吴县市东山镇和西山镇。两镇面积分别为80和9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长期以来连设县的资格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太湖两山的行政区域内，自明清以来，却形成了一个极著名的商人资本集团——洞庭商帮。

王惟贞:

洞庭山人的从商活动，早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一1085）就已开始，但真正成为一个商人集团，是到明中叶以后东山大商人王惟贞，是王彦祥第三子。其一脉后来出了一个历明宪、孝、武三朝，官至内阁大学士的山中宰相王鏊。就是这个山中宰相的祖辈，深谙积著之术，善于理财，从而打下了王氏家业的基础。

王氏稍后，有翁笾:

翁篷，字文夫，号少山。世居东山。明代时，翁笾客于“百货之凑，河济海岱间一都会”的清源，招徕四方商贾，南北转毂，四处贩运。数年经营，名声渐响，以至“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一个贩布的商人，名声大到不是他的布，人们就不买来做衣做被的地步，足可见他商业上的成功。

这成功的背后，当然就是财源滚滚了——海内当时称他为“翁百万”。翁百万去世后。嘉靖时的苏州状元、万历时入阁为大学士、后位居首辅的苏州人申时行为之作传。这样的朝廷名宦权臣竟为他这个商人作传，由此亦可见他当时的名声与影响了。与“翁百万”同时的还有一个许氏许冲宇，也是一个善于治产居积的大商人。当时东山有“言富者，必首称翁、许”之言。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昔日的翁百万，谢世以后，家产云散水流。后代人最后竟把他的墓上之物都弄下来卖了。东山那座建于近代的雕刻大楼，在它的花园大门边墙上，镶嵌着一块圆形的砖雕。砖雕上雕刻着一条造型颇为生动的云中之龙.一副祥瑞的样子。这块叫做“停云陇”的砖雕，乃是翁百万的墓上之物。昔日负责造雕刻楼的的东山富户金植之，有人欺他家是个没什么根基的暴发户，于是将这块墓上之物买来送他，本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金氏孤陋寡闻，将不该用于宅院的坟墓之物，嵌于花园边墙，在这名冠江南的雕花楼旁贻人之一笑柄矣!然而，翁氏后裔衰落潦倒到将乃祖墓茔之物取下出售的地步，却也使人感慨良多。

翁许赀雄，席氏继兴:

明代的席氏左右源为后世打下经商基业，到了清代康熙南巡、巡幸东山时，席氏家族的席启寓已是以地方绅士代表的身份迎驾，充分地去沐浴皇恩了。不仅如此，更使席家感到皇恩浩荡、光宗耀祖的是，皇上驾临东山竟是驻跸于他们席家的东园呢!

家族的经商灵魂，始终萦绕在东西山的一代代人的心中。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攻占南京、苏州等地，江南震荡，东西山人顿失经济的地盘和依托，于是群趋沪江。自是时起至20世纪前半叶，由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国内的其它商帮大多衰落，而洞庭商帮却在上海滩上实现了它的近代转型—纷纷占据外国洋行和银行买办的职位。

以东山席家为例:

席氏后人席正甫自1874年至1904年任英商汇丰银行买办共30年，后又将这一职位传于其子席立功。席立功从1904年至1923年任汇丰银行买办近20年，父子二人控制汇丰银行买办之职长达半个世纪。席立功后，又将买办的职位传给儿子席鹿笙，席鹿笙从1923年至1929年任汇丰银行买办。祖孙三代世袭汇丰银行买办长达56年，这在近代，可谓是绝无仅有。

不仅如此，无论是自席正甫担任英国汇丰银行买办，还是在他以前的他的舅父沈二园担任新沙逊洋行的买办后，他们都是立即熟门熟路地将洞庭商人昔日经商时多用族中子弟的做法移植于外国人办的银行、洋行之中，一时显得颇具中国特色。

以席正甫和他的兄弟这一代人算起，他们席氏祖孙三代共有11人，如果再加上几个女婿，那就共有14人。这14人先后担任了上海20多家较有影响的外商银行中的6家英商银行(汇丰、麦加利、有利、宝信、中华汇理、德丰)、3家美商银行(花旗、信济、通运),2家日商银行(住友、横滨正金)和法(中法工商)、俄(华俄道胜)、意(华义)各1家银行的买办，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金融史上著名的席氏买办集团和名副其实的买办世家。

然而，这仅仅是东山的一个席氏家族。如果再加上东西山的其他家族在金融、工商等领域的发展，洞庭商帮在近代的转型那就非常明显了。

前文所及的“一天一地”的洞庭商帮和徽帮、依然在无声地较量着。

这较量的结果就是近代上海滩上流传的一句口谚:“徽帮人最狠，见了山上帮，还得忍一忍。”

范成大“不可不考”地去弄他的考据，王学士“捣浆糊”地说两湖本是一湖。然而，如果我们如范氏那样也“不可不考”地对洞庭商人的行踪细细考之，却发现东山人大多沿运河沿线，而西山人却大多远走洞庭湖畔的荆襄两湖地区。

顾炎武《天下利国郡书》说东山人“商游江南北.以迨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博锱铢于四方。“翁澍《具区志·卷二》中记录明代人李维祯的话说:“东山多大贾，走江、淮间。”

生于东山的清初文人翁澍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修撰成书的《具区志(卷一三)·人物》载了明至清初洞庭商人的行踪轨迹。

东山翁氏——“翁百万”〔翁笾〕的父亲翁参时，就经商清源。因大行善举，“义举震齐鲁间”。自翁少山(即翁笾)时，“江北闻其名，非翁少山布勿衣勿被。”

东山席氏—早在席左源和席右源时他们就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以致“布帛衣履天下，名闻京师、齐鲁、江淮。”

此外，东山葛氏经商于徐淮，东山叶氏早在元末就经商于淮上.后世经商开封。卖布人陕。施氏在明代时就经商淮扬，等等。

相比之下，西山商人就大相径庭了。他们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长江沿线。这正如一首《西山富》之谣所说:“士人无田可耕，诗书之外，即以耕渔树艺为业，稍有资蓄则商贩荆襄，涉水不避险阻。”（转引自马学强《钻天洞庭》）而且，在东山人的活动区域内，他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如鱼得水。

据《具区志·卷一三·人物》载：

西山沈氏—明初时沈季文就往来于淮楚间。稍后有沈恺，“壮游荆襄。”其后沈冕，长期经商于荆襄间。沈宾经商于湖湘，沈宾之子沈棠年少就经商于淮海、荆州等地。沈九华客居楚地，开店设肆。清代康熙年沈氏后人沈升，因家贫欠债，经营荆湖之地10余年。沈启芳也逐利该地，家日隆起。

西山秦氏—明朝时秦隆就“壮游名区，达荆楚。”秦仁因家贫，放弃学业而转营商业他东至齐鲁未获成功.又改到西山商人萃集的沅湘之地，为人从事贩运贸易前后达20年。

西山郑氏—郑宜诚在潇湘云梦间贩运，郑以杰在同一地经商，数年间拥资百万。郊禄溪从外舅服贾于楚。郑泰，世代业贾，长而干练，贩木于吴楚之间。

西山邓氏—从明末至清，有不少人在长江干线经商。邓文经营楚汉间40余年、邓秉臣随父商于楚，“自少至壮，往来于三湘七泽间”。邓学敏.吴头楚尾，贾舶往来.长沙及其世业地。”邓士瀛同父辈数人一起经营楚南。邓玉相，依靠先人经营遗资，遍及三湘七泽间。邓大木，承其先祖遗业，在汨罗江畔经理农田数百亩。

西山徐氏—西山徐氏商人兴起于清初。徐四宣家贫。“问生于外，自是历皖豫，溯荆襄，往来数年而资有所积”，徐学贡，“三湘七泽间.足迹几遍”徐三函家贫，无以逢给，营运于楚，家境逐渐饶裕。徐四绥弃儒服贾，“谋生产来往楚中者二十年，而家得稍裕”

西山孙氏—明后期即有不少人贸迁于荆襄如孙炳贩米湖广，孙大璇兄弟三人经商湖广四川，孙经设业楚南，服贾达40年，孙锟服贾楚南、经营数载。

此外.西山杨宇、秦元悌、凤世昂等康熙初年行商荆襄等。

为了利用乡帮的力量展开商业的竞争，西山商人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在长沙建立了金庭会馆，而经商于长沙、湘潭、益阳、常德、宁乡5处的西山商人也在汉口建立了金庭会馆。

金庭—金洞庭之谓。上而连篇累犊地引述，只是意在说明两山之人各有各的商业地盘。这地商业地盘也绝非老死不相往来，东山人也会到荆襄地区做生意，例如，东山徐氏、明朝时即有徐礼“怀资客荆襄，家以日起”，徐氏后人也“为货殖计，游于楚荆襄间”。东山席氏的席右源之子席本祯，明末时从湘潭买了大批蓝靛，用船装顺江而下，后在龙江关被扣而酿成“蓝靛之狱”。

从整体上讲，西山人大多经商于洞庭湖畔，更似乎存在着一个洞庭湖情结。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太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

当年范蠡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

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始终推行着重农抑商、重本轻末的经济政策。尽管商业文化并不见容于当时的正统思想和文化，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终于认识到恰恰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商业文化非但没有灭绝，相反却不绝如缕地存续到现代。历朝历代始终有着大小商人顶着“无商不奸”的斥责声，在做着经商的买卖在他们生存状态的流走及其演变过程中，有着许多在当代人看来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于是，关于中国古代十大商帮的著述，一部部地冒出水面。

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便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地缘组织——商帮。由于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从而形成同乡间特有的亲近感，自古有把“他乡遇故知”视为四大乐事之一，俗语说“亲不亲，家乡人”，都表明中国人特别是传统中的中国人的乡土观念是极为浓厚的，商帮就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商人组织，按地域划分，有所为本帮和客帮之分；按行业划分，又有行帮之分，明清时代先后活跃在商业领域的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徽州商帮、洞庭商帮、潮汕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徽商与晋商齐名，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或“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代有发展，明成化、弘治(1464-1505年)年间形成商帮集团。 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日后教科书上才有的贸易路线：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此时的徽商达到鼎盛时期，“无徽不成商”开始叫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