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一种金融组织。最初业务主要是货币兑换，后渐增加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到清乾隆年间，钱庄已有相当规模。钱庄大多分布于长江流域及江南各大城市，但钱庄业中心在上海。上海钱庄视资本规模的大小划分为汇划庄(参加钱业公会的钱庄)、非汇划钱庄 (不能参加钱业公会的元、亨、利、贞字号钱庄)。钱庄有独资经营亦有合资经营的，实行无限责任制。

钱庄是旧中国早期的一种信用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福州等地。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广州等地的则称为银号，性质与钱庄相同。另一些地方，如汉口、重庆、成都、徐州等，则钱庄与银行并称。早期的钱庄，大多为独资或合伙组织。规模较大的钱庄，除办理存款，贷款业务外，还可发庄票，银钱票，凭票兑换货币。而小钱庄，则仅仅从事兑换业务。

1933年，货币单位银元并用，其间必须有个折合率。但计算非常繁复，而且折合率也上下浮动，犹如外汇涨跌九八规元成规洋厘七钱二分二厘半。洋厘的折合率每天由钱业公会分早，午两市开出公布，升降由当天市场上银元供需变化而变化。

清末，银行逐渐兴起，替代了钱庄。解放后，钱庄多数停业。上海未停业的银行则与私营银行，信托公司一起，实行公私合营，组成公司合营银行。

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多元化货币制和多种货币混合流通状况，使货币兑换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兑换业务则自西汉开始出现，到唐宋有所发展，始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元及明初，政府欲专行纸钞，民间仍用银锭和铜钱，银、钱、钞三品并行，多种公私机构商号兼营兑换业务。

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大明宝钞贬值，政府放松用银禁令，银钱公开流通。此后几代，由于私钱庞杂，铜钱轻重不一，成色各异，制钱、私钱、白钱三者之间的比价差异大，变动多，兑换业更为发达。如嘉靖时大开铸炉，钱币名类繁多，单是制钱就有金背、旋边等几十种名目。在此情况下，贩卖铜钱和私铸私熔更多，乃出现若干专营铜钱兑换的金融组织，称为钱店，又叫钱铺、钱庄、兑店、钱肆、钱桌或钱摊。嘉靖八年（1529），私贩铜钱猖獗，朝廷下令禁止贩卖铜钱。导致经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桌、钱铺等“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致物价翔踊”。明万历五年（1577），庞尚鹏奏准设立钱铺，是为钱铺法定之始，以市镇中殷实户充任，随其资金多寡，向官府买进制钱，以通交易。

从钱铺发展到钱庄，开始的时候，许多钱庄并非单纯做银钱兑换，往往兼营其他行业。如上海钱庄的鼻祖为“浙江绍兴人”，传说“乾隆年间他在南市老城厢开设炭栈兼做银钱兑换生意”；宁波钱业鼻祖称“方七”者，原是个鞋匠。又如南京、九江钱庄有“兼做彩票”者；乐平地方有“布店兼营者”；在南昌、上海有些钱庄因兼营米业又称“钱米店”。

明末，钱庄已成为一种独立经营的金融组织，不仅经营兑换，还办放款，供给签发帖子取款的便利，原来在两地联号汇兑的会票，也成为钱庄发行有钞票性质的信用流通工具。此外，若干小规模的兑钱铺、钱米铺等，在农村相当活跃。随着钱庄的发展、家数增多，到清朝各地先后出现了钱庄的行会组织。

钱庄和银号通常无多大差别。在习惯上，华北、东北各地多称银号，长江中下游及东南各地，则钱庄、银号两种名 称都有。在兰州不论规模大小均称银号，又分三种：门市银号，经营银钱兑换，收入贴水；驻庄银号，系外地钱庄派驻单位，所营存放汇业务均通过当地银号进行；普通银号，经营存放汇兑换业务，当地基本队伍。广州钱业分为三类：银号，以放款为主；西号，以汇兑和存储官款为主；“五家头”或“六家头”，以开炉倾销银锭为主，相当于银炉。由于长期经营习惯，各地还有许多名称和做法。

明代建成的钱庄，延续到清及民国继续发展。清以银两为主，兼用制钱，晚期加上银元、铜元和纸币，延伸到民国沿用，更为复杂多变。这五大类货币之间及其本身就有多种成色、版别、折价、鉴定、公估、兑换行情及地区差价等等的计算行用。因此，清初四朝时钱庄业务愈加活跃，除包揽兑换外，还大做存放汇和保管保证等业务，并发行钱票和其他票券，成为该期的主要金融机构，操纵兑换和银行大权。

嘉道年间，清廷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财政困难，市面不景气。有些钱庄投机倒把，多有倒闭。咸丰年间，京沪等地钱庄出现倒闭风潮，如咸丰三年二月十五日这天，北京就因挤兑风潮，倒闭钱庄二百多家。清末及民初，在洋行和外国银行扶植下又兴盛起来，趋向买办化，成为外商银行势力进入内地的工具。

19世纪20年代，在沿海地区，特别在五口通商地，钱庄、外国银行、本国银行一度成三足鼎立之势：随着钱庄地位渐次被银行所取代。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后，钱庄在银两、银元和兑换业务上的好处所剩无几；加上金融垄断资本挤压，钱庄更形困难，到抗战时期已经奄奄一息。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业又重燃起发展希望。

1947年10月16日，上海、南京两地钱业发起在南京介寿堂举行“民国钱商业同业公会联合会”成立大会，但不久，随着内战的爆发，钱庄每况愈下，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信用活动外，在大城市仅能苟延残喘。上海解放后，钱业于1952年底并入公私合营银行。

概述

钱庄银号在各个时期经营的业务多有不同，就民国时期而言，有的是前朝沿袭下来的，主要有以下四项：

庄票信用卓著，在市面流通，如同现金，为中外贸易双方所认可，被外商称作“在贸易中非常有价值的中国金融文件”；钱庄按存户寄存钱(银)填发存款收据，不记名，认票不认人，可流通市面；后演变为印发固定形式票据，随时填写金额加盖印章；最后由钱庄印成一定金额具备各种核对条件的钱票或银票，统称庄票，可在各地通用。

洋厘银拆

这是钱庄银号的两个独特经营方式，作为操纵金融行市的手段，对钱庄发展起重要作用。

洋厘者，“洋钿行情”也，即以银两表示的银元市价。俗称银元为洋钱或洋钿，银元一枚合库平银七钱二分或漕平银七钱三分，以此为市价基础，随行市涨落至厘位止，故名洋厘或厘价。

以银两为计算标准拆借的利率叫银拆，以银元计算的叫洋拆。钱业中有时统称银拆或拆息。这是钱庄同业之间相互拆借的利率，由钱庄同业公会(或钱行、钱业公会)操纵。

民国初期，银元行市逐渐统一。1915年取消龙洋行市，1919年取消鹰洋行市统一洋厘行市，洋厘行情长期下跌。1930年后厘价猛跌，1933年规定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元一元为法定换算率，停开洋厘行市，所有银行钱庄均应以银元为本位币，银拆改名拆息，全国通行，史称“废两改元”。

业务

钱庄多吸收商人存款，并代收票据；政府公款也有一部分存入银号，均为往来存款。所经营放款由信用放款、抵押放款、短期拆息等；放款对象主要是商号，年给出口各行业大量货款，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民族工商业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民国初期，钱庄汇划业务迅速展开，深入内地。如上海钱庄就同武汉、镇扬、宁绍等地钱庄建立业务联络网，有联号、代理关系等，通过这些地区向内地渗透。口岸钱庄在外国银行洋行操纵下，以资金支持内地钱庄，根据合约办理汇划，每年进出高达数千万两，有力地控制内地金融，并为外商对华收购倾销原料商品充当买办。

钱庄还经营生金银买卖，鉴定金银、银元和各种金属货币的成色、重量和真假，并核定其价格。有些资本雄厚的钱庄还附设或控制银炉、银楼、金店、铸造和买卖金银器饰。钱庄不仅利用其左右兑换的特殊地位，长期操纵银两银元市价，还进行证券、公债、花纱布等等投机。

上海的钱庄，多为江浙财阀所把持，在上海金融界有很大势力，对全国金融市场有举足轻重影响。其组织可分两大类，按其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分为汇划庄和一般钱庄。汇划庄称大同行即大钱庄，他们的票据收解，可以互相抵解汇划。这种汇划庄势力大，有左右市面的实力。一般钱庄称小同行或未入园钱庄，其中又分元、亨、利、贞四个等级。元字钱庄又称挑打钱庄，即挑担钱庄的转音。因从前运送制钱用人挑送，故名。亨字庄叫“关门挑打”，它每天的收解均托汇划庄或元字庄代办。利字庄又叫拆兑钱庄，不做存放款，只营趸批兑换货币及买卖金银，也做量兑。贞字庄最小，即烟兑店，又名现兑钱庄、门市钱庄、烟纸钱庄，专做另兑生意并兼卖烟纸日用杂货。

上海钱庄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历来有种种说法。大约二百多年前，在南市最初出现一批钱摊，仅营兑换业务，因当时南市已成为城乡货物集散地和有多种货币流通使用，后由钱摊逐步固定为钱店。太平天国军队东进苏杭时，上海南市商业迁入租界，北市尤为繁盛，不少钱庄北迁。光绪初年，上海钱庄已自成行业，有汇划庄105家，南市42家，北市63家。其同业公会设在“内园”，为南北市钱行的总公所，后称钱业公会，与银行公会并立，延续到民国时期。

钱庄因投资者和经理的籍贯不同，形成钱庄中地区性帮别，上海有绍兴帮、宁波帮、苏州(洞庭山)帮、松江帮、浙江南浔帮、镇扬帮、安徽帮及本帮(上海帮)等九个帮别。其中绍兴和宁波帮势力最大。据1932年统计：在今上海黄浦区内64家钱庄中，绍兴帮占51.4%,宁波帮占22.2%。尤其是绍兴帮，当北方票号盛行时，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号势力越过长江。

货币兑换

民国时期，上海已是全国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对内地交易往来频繁，汇划、换 算、洋厘、银拆、申票等等营业项目，均占优势，使上海钱庄利用复杂难测的兑换内容，从中盘剥渔利，从而垄断兑换市场。

上海钱庄在外商华商之间，以庄票为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纽带，庄票如同现金，是早期外国银行惟一认可的中国票据。在外国银行货款调控支持和洋行买办牵线下，担任买办性开路工作，成为外国银行向中国内地渗透的工具。

钱庄与商家关系密切，通过存、放、汇、发行庄票和兑换业务，对商家融通资金，调剂头寸，清算账务，使其得以灵活周转，持续营运，对沟通上海与内地的金融关系和商业关系尤为密切，所以钱庄已成为控制上海商界的一个重要因素。

钱庄在战乱和通货不稳的过程中，不断投机倒卖，企图牟取暴利，往往在中外银行收缩放款及银根奇紧声中，发生倒账风潮，商家亏欠钱庄巨款无法偿还，形成大批呆账，从而影响有些钱庄倒闭。这种情况不断发生，其影响很大的，如贴票风潮、橡皮风潮，民国十年的信(托)交(易所)风潮，民国二十四年的金融风潮，等等。震惊全国，波及工商各界，使很多人上当受骗，损失惨重。

有着“世界孤品”之称的上海清代钱庄票，在上海豫园举办的《藏海拾珍》民间收藏品展意外“现身”，引起沪上众多收藏爱好者的关注。

著名钱币专家余榴梁此次拿出了世界孤品——上海清代钱庄票等一批罕见的钱币让中外观众尽情观赏。上海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国际通商口岸，清光绪年间，上海的钱庄数量在中国名列前茅，但钱庄发行的有价流通实物票据，流通后又被钱庄全部回收注销，能留下来的是寥若晨星。国家博物馆以及国家权威资料文献，均无上海清代钱庄票的记载。展出的本票据产生于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钱庄票据背面印有清代时期上海租界地图。面值为一千文，该票据是世界上仅存的珍贵实物。上海出版的多部近代货币史著作，在引用实物资料时，均选用“春恒茂”一千文庄票作为唯一的实物示范依据。

此外，明末四公子之一陈贞慧的水坑端砚、清道光竹簧花瓶、清光绪书卷册页匾等一系列珍贵民间藏品也在同一收藏品展上亮相，展示了具有浓厚上海地域特色的收藏文化。

上海市工商联收藏俱乐部理事长刘超在此间表示，作为首届精品展，俱乐部希望通过举办这种高品位的收藏展来提升上海民间收藏的层次，展现上海“全国收藏半壁江山”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