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缪勒（Heinrich Müller），纳粹德国盖世太保首长，纳粹战犯。

1900年4月28日，海因里希·缪勒出生于慕尼黑的一个贫穷的天主教家庭。在经过一些初等教育后他接受了为期三年的战斗机驾驶员培训。在他17岁生日的那天他提出了参军的申请，或许是因为先前受过的培训，缪勒很顺利的成了一名战斗机驾驶员。

由于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和一级铁十字勋章。1919年德国战败后，缪勒也随之离开了军队。1929年缪勒参加了在慕尼黑警察部队，很快就成为了一名熟练的反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使他名声大噪，引起了纳粹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注意。

1933年希特勒当上总理，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为了巩固德国区域性警察单位而创造全国性德国秘密警察（Gestapo，盖世太保）。1934年4月缪勒以一名警官的身份加入了党卫队并被授予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军衔。1934年6月4日，缪勒晋升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而此时他所担任的职务是德国秘密警察二处处长，该处的主要职责就是收集使用各种方法危害国家的人的详细资料。1937年1月30日缪勒晋升为党卫队旗队长，就在该年的6月，他还兼任了德国秘密警察交通警察分处处长。谬勒以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很快的获得了更多重要的领导职位。1938年缪勒参加了水晶之夜，1939年参与组织格莱维茨事件。1939年9月27日，希特勒签署政令，成立帝国保安总局（RSHA），正式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帝国安全警察合并，缪勒担任中央保安局（RSHA）四处处长。1941年11月29日，缪勒被授予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军衔。

关于缪勒，瓦尔特·施伦堡（Walter Schellenberg）在他的回忆录《舒伦堡回忆录——纳粹德国的谍报工作》中写道： 有一天，我奉命向第二处处长缪勒报告工作。他是秘密政治警察和党卫队的高级人员，而且是盖世太保的负责人。他的个性严厉而干脆，身材矮小而体形宽阔，有一个像农夫一样的方头和一个突出的前额。他的嘴唇狭长而紧闭，在那不断跳动的眼帘下面，隐藏着一对棕色而目光锐利的眼睛。他的手掌既宽大而又肥厚，手指扁方，活像一个火柴盒子。这个曾经在慕尼黑以秘密侦探“科班”起家的人，主宰了我一生事业的发展。虽然他已从最低的职位，变成最高级的领导干部，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身。有一次，他带着粗笨的巴伐利亚土音对我说道：“应该把所有的知识份子关到一个矿里，然后炸掉它。”事实上，想要和他做任何方式的谈话，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整个的谈话，都被他那冷静而扼要的发问所占有。当你回答他的时候，又多半不能获得他的信任。虽然如此，在第一次的谈话中，他那洪亮的巴伐利亚话音，确实流露出一种毫不矫饰的温切，他很想构成谈话中坦白诚恳的气氛。他用这些话结束了我们第一次的谈话，他说：“海德里希很欣赏你的报告！你到这里来仅仅是一种例行的手续，实际上，你将派到安全局本部去工作。这个单位不隶属于行政机构，而是属于党的。真遗憾……不然的话，我可能在我这一部门给你一个较好的位置”。不管他在道别时的姿态是如何的友善，但是他那眼睛和目光的流露，依然是非常严肃。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对安全局不满意的程度。” 最后，我终于了解到左右我事业发展的秘密。缪勒曾经说过海德里希对我很欣赏，这位可怕的安全局局长自己就是一个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整个纳粹的情报工作当中，他把我摆布得象棋盘上的一颗小棋子。

1939年1月24日，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责成海德里希成立“犹太人事务部”，驱逐犹太人离开德国。为表忠心的谬勒当上了“犹太人事务部”主任并且狂热的投入到了驱逐犹太人的工作中，他还保证每天至少有70个犹太家庭离开德国。截止到1939年末，共有78000名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和38000名捷克犹太人不得不离开了德国。 作为一名盖世太保领袖，缪勒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残酷杀害犹太人。帝国保安总局“犹太人事务部”主任——臭名远扬的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是缪勒的直接下级。一旦二战爆发，缪勒和艾希曼计划将欧洲的犹太人驱逐出境并将他们全部的灭绝

1944年3月，缪勒签署了“子弹命令”（Bullet Order），批准射杀战争的逃犯，并且他还下令对1944年7月计划谋杀希特勒的官员施以酷刑。1944年10月，由于缪勒在反对7月20日密谋案中的出色表现他被授予了佩剑骑士战功十字勋章。

缪勒还掌管着安全防卫和反间谍组织。他在1942年至1945年成功建成了向苏联情报机关提供假情报的欺骗网络。位于柏林和其它几个西欧国家的首都的这个欺骗网络成功的向莫斯科提供了很多的政治和军事假情报。缪勒的下属俘虏了一些间谍并设法“教化”他们。战争中盖世太保的行动对苏联情报机关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战争的最后一年，缪勒看起来依然坚信纳粹政权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告诉他最信任的一个反情报官员纳粹德国政府将在1944年12月发动阿登战役来收复巴黎。据传闻这个时候的缪勒用他的双重间谍身份加倍努力地在苏联和盟军之间制造矛盾和分歧。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信缪勒是忠于纳粹政府的，有谣言声称他是苏联派来潜伏在德国情报机关中的间谍。缪勒的强硬的对手——帝国中央保安局六处处长（该处负责国外军事情报工作）瓦尔特·施伦堡就是这些推测的根源。1945 年施伦堡被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简称OSS）审问的时候，他声称缪勒通过无线电和苏联的情报机关取得联系。施伦堡在1952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1942年他在盖世太保中安插的亲信在一次行动中缴获了几部苏联情报员使用的发报机，然而发报机却未能如数交给反间局——缪勒扣留了两台。当他到秘密警察局责问时，缪勒却说他将用两台发报机想莫斯科发送假情报。1944年底，瓦尔特·施伦堡得到了确切情报，敌人的侦察员在行动，反间局监听处截获了一个无线电信号，信号是发往东部方向的，接收地址是波兰的格但斯克（Gdansk，历史上叫但泽），信号源是盖世太保通信处的郊外大楼。瓦尔特·施伦堡带部下到这栋大楼，结果发生激烈枪战，未能进入。而密码也无法破译，他们仅知道，苏军情报局下“红色乐队”领导利奥波德·特列佩尔曾使用过类似密码（密码除非被破译，否则是不能说类似的，这是施伦堡在说谎？还是他是负责反间谍事务的，查不出而推卸责任？）。施伦堡战后的回忆录还逐字逐句的记录了从1943年开始斯大林通过缪勒传达给第三帝国的领袖希特勒的规劝。但是与缪勒很亲近的盖世太保却认为这些谣言没有理由并且不符合逻辑。缪勒的直接上级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在盟军的审问中坚持认为缪勒与苏联没有任何的联系。缪勒的下级海因兹·潘卫慈（Heinz Pannwitz，红色小乐队反抗组织之领导人）在1959年被中央情报局的审问时说：缪勒叛变是极其荒谬的。

柏林沦陷的前几个月，英美的反间谍官员开始战后的计划。在美国战略服务办公室X-2处（反谍报部门）和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MI 5 and MI 6，MI=military intelligence）的联合领导下，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SHAEF）反情报作战科于1945年2月展开了行动。通过盟军提供的纳粹情报官员的名单，反情报作战科监督搜寻残余的德国军队、警察的情报部门的活动。最初，反情报作战科的领导认为纳粹的情报机关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依靠掠夺来提供活动经费，准备在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Bavarian Alps）发动准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反情报作战科接到的情报中提到缪勒不会担任战后纳粹政府的领袖，但是他会担任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所以缪勒仍然是一个需要抓捕的重要人物。

1945年5月27日，反情报作战科发布了一个审问德国情报机关的先后顺序名单的通告。排在名单最前面的是负责国外军事情报工作中央保安局六处，接下来的就是被占领国的秘密警察和帝国保安队。盖世太保的官员却排在这份名单的后面。作战科命令这些被俘虏的帝国中央保安局官员交代下面的这些失踪者的下落：瓦尔特·施伦堡、奥伦多夫（Ohlendorf，三处处长）、缪勒（Müller）、斯泰姆莱（Steimle）、桑德伯格尔（Sandberger，以上这些人除了缪勒其他的随后都被逮捕）。作战科两周一次的报告显示直到1945年6月18日并没有任何的盖世太保主要官员被逮捕，并且从很多的报告中似乎可以清晰的得知缪勒在柏林沦陷后还一直在柏林。他的命运与其他逃往南部的盖世太保名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份特别的美国战略情报机构（OSS X-2，反谍报组织）报告再三的指出了在柏林沦陷的这个月，并没有任何的高级别的官员被逮捕，所以缪勒这个时候应该还在柏林。

作战科1945年7月下旬的月度总结显示，帝国中央保安局四处的大部分官员都投降了，但是还有很多的主要官员余留。缪勒的命运还是未知的。一些掌握的证据显示缪勒那个时候依然留在柏林（虽然这些证据不是决定性的），保安局四处的主要部门在靠近慕尼黑的河福地区，在萨尔茨堡（Salzburg）和因斯布鲁克（Innsbruck）。作战科的掌握的署名为8月21日的逮捕名单这样写到：海因里希·缪勒，盖世太保领袖，据报道最后现身于1945年4月，柏林。稍后的一份修正版逮捕名单显示几名被逮捕盖世太保官员的名单却没有提到缪勒。

盟军最后在被占领的德国和奥地利发现了很多海因里希·缪勒这个名字，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海因里希·缪勒。海因里希·缪勒是一个很普通的德国名字。1945年末，美国和英国军队收集了许多关于海因里希·缪勒的资料，这些“海因里希·缪勒”都有不同的出生日期、物理特性和工作历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档案被错误的和盖世太保缪勒的档案混淆在一起了（这些档案2000年在国家档案馆被解密）。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缪勒”，包括盖世太保缪勒都没有出现中间的名字。更加混乱的是，有两位盖世太保头目都叫海因里希·缪勒。至少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战后一名美国官员准备来校对盖世太保缪勒的资料，却发现了两个不同的出生日期的缪勒，并且还发现了同名为海因里希·缪勒的第三个人的资料。1945年一名海因里希·缪勒曾经被短暂的扣留在阿尔滕施塔特（Altenstadt）的平民拘留营中。1946年4月另外的一个海因里希·缪勒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自杀了。

在这段时间，反情报作战科的主要职责是作为最高机密搜集盟军重要的情报目标的位置。虽然盟军找到了一些名字为海因里希·缪勒的人，但是毫不含糊的裁定: 盖世太保缪勒还未被发现。

在纳粹刚刚投降的那段时间，反间谍人员试图追踪有关缪勒的一切线索。信息到达美军情报机关， 盖世太保缪勒化名为Schwartz或Schwatzer和另外一名盖世太保官员克里斯蒂安·科尔（Christian A. Scholz）从柏林的南部逃跑了，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被发现。1947年，英国和美国当局曾两次去盖世太保缪勒的情妇安娜·施密德（Anna Schmid）的家寻找线索，但是没有发现缪勒活着的任何迹象。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开始把竞争的对手定为苏联，美国的情报机关做出的假设是盖世太保缪勒已经死了。

西德的调查

以色列在1960年5月从阿根廷绑架缪勒直接下级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行动引起了大家对纳粹战犯特别是对缪勒的新兴趣。假设缪勒（和艾希曼一起）从柏林逃脱并且仍然活着还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在盖世太保官员威廉·霍特尔的回忆录中得到了体现，威廉·霍特尔的回忆录是《秘密战线：纳粹特工局黑幕》）。艾希曼的语言助长了人们对缪勒的存亡的推测，在耶路撒冷（Jerusalem）被审问期间，他说出了他相信缪勒在战争中逃生。

1960年7月，西德政府负责起诉战犯的部门指示巴伐利亚（缪勒的家人仍然住在慕尼黑）和柏林当地警察局展开调查。西德政府怀疑缪勒为苏联人工作，而且认为缪勒极有可能和他的家人或者和他的原来的秘书巴巴拉·海尔穆特（Barbara Hellmuth）藏身于某处。所有西德城市的居民都被严密的监视着，巴伐利亚警察局请求美国军队将缪勒的亲人和巴巴拉·海尔穆特也纳入监视的范围。西德的警察还搜查了缪勒以前的情妇安娜·施密德的家，并对她进行了询问。施密德说自从1945年4月25日缪勒给了她一小瓶毒药后就消失了，在那以后她就从来没有再见过缪勒。她自己在以后的几周中寻找缪勒也是没有结果。

西德警察通过询问各种各样的证人证实最后看见缪勒仍然活的是在1945年5月1日的晚上，希特勒自杀的第二天。几名目击者回忆起那天晚上缪勒在希特勒的帝国大厦拒绝了和其他的人一起突围。希特勒的私人飞行员汉斯·波尔（Hans Baur），同时他也是缪勒的老朋友回忆起缪勒是这样说的：我决不能成为苏联人的俘虏。与上面这种说法截然相反的一种说法是：1945年4月末的那个夜晚，当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听到希姆莱背叛的消息时，希姆莱的心腹缪勒当时正在希特勒的避弹室里。狡猾的缪勒预感到大祸临头，便找了个去宣传部办事的理由在夜幕下离去了。这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缪勒拒绝和希特勒其他的随员一起离开，而且还偷听到他说：帝国灭亡了，我也是如此。缪勒最后被看见是他和无线电专家克里斯蒂安·科尔在一起，那天晚上余留的人的尸体被找到而且并辨认，最后离开的人并没有亲眼目睹缪勒和科尔的死亡。

1945年，西德政府追查到了三条证实缪勒已经死亡并且葬在柏林的线索。第一条，柏林管理太平间的官员弗里茨·利奥波德（Fritz Leopold）证实在1945年12月缪勒和其他人的尸体一起从位于阿布雷希王子街（Prinz Albrecht Strasse）的帝国保安总局总部（与帝国大厦相距2000英尺）被移动到了柏林新克尔恩区的一座地方市政公墓再行安葬。不久政府认为利奥波德提供的证据不可靠，但是埋葬仪式在官方有记载。一块墓碑安置在缪勒的坟墓前——我亲爱的父亲海因里希·缪勒，生于1900年4月28日，于1945年5月卒于柏林。第二条线索来自缪勒的前下级海因兹·潘卫慈（Heinz Pannwitz，他在战争中被苏联人逮捕，1957年他被释放回到了西德）。他告诉德国联邦情报局苏联审问官员在审问他的时候向他泄露：“你的长官（缪勒）已经死了，他的尸体藏在总理府的地道通风井里面，一颗子弹从他的头部穿过，他的身份证明完好地摆在他的身旁。”

最后的一条线索来自于前德国民兵组织的成员瓦尔特·鲁德斯（Walter Lueders），他说他在1945年的夏天为死亡者举行了一次葬礼。这次葬礼埋葬了许多的尸体，只有一具穿着盖世太保将军制服的尸体在帝国大厦的庭院里被发现。这具尸体的背部有一个很大的伤口。虽然尸体上没有任何的勋章，鲁德斯肯定的认为那就是盖世太保缪勒。最后他们将缪勒的尸体安葬到苏联防御区Grosse Hamburgerstasse的原犹太人公墓，他被安葬在三个墓穴中的一个。实际上，1955年德国武装情报中心就调查了东柏林管辖的几个区域并且收到确切的信息证明盖世太保缪勒1945年就被安葬在Grosse Hamburgerstasse公墓，但是不能确定他具体的埋葬的墓穴。

弗里茨·利奥波德提供的线索首先被排除了，在1963年9月， 缪勒的尸体在柏林新克尔恩区的公墓被掘出。调查显示，这个墓穴中埋有三具尸体，但是没有一个是盖世太保缪勒。经过鉴定，尸体的头骨是属于一个比缪勒小10岁的年轻人。德国当局并没有核实海因兹·潘卫慈和瓦尔特· 鲁德斯所提供的线索。海因兹·潘卫慈的线索来自于莫斯科，关于缪勒的案件德国的情报机关和苏联情报机关并没有官方的联系。瓦尔特·鲁德斯所提供的线索不能被证实是因为Grosse Hamburgerstasse公墓位于两年前建成的柏林墙的另一边。这为神秘的缪勒更加增添了神秘。德国武装情报中心，根据他们自己的记录，1958年他们退还给缪勒家人不仅有在盖世太保缪勒尸体旁发现的身份证，而且还有盖世太保缪勒的勋章。这些勋章既不是利奥波德也不是鲁德斯发现的。

中情局的调查

在德国政府开始调查缪勒的时候，中情局也开始了调查，但是他们是从另外的一个切入点开始的。1961年1月中情局在审问一个叛变的波兰间谍的时候，这名间谍提供了由苏联和波兰潜伏在西方的间谍所提供的西方反间谍组织的绝密情报。他们是潜伏英国军事情报5处的“鼹鼠”——乔治·布兰克（George Blake），潜伏在英国海军的办事员—哈里·霍顿（Harry Houghton）潜伏在德国情报机构的德国高级官员海因茨·费尔费（Heinz Felfe）。这名叛变的波兰间谍是在1958年以前担任波兰军事反间谍中心的副主席的戈勒尼夫斯基（Lt Col. Michal Goleniewski），他也是一名潜伏在波兰的克格勃的“鼹鼠”。从1948年到1952年，戈勒尼夫斯基在波兰的工作就是审问被俘的德国官员，他知道了一些包括盖世太保缪勒在内的德国情报官员的命运。戈勒尼夫斯基从来没有见过缪勒，但是他从他在苏联的接头人那里得知在1950年至1952年的某个时间苏联已经和缪勒联系上了并将缪勒带回了莫斯科。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戈勒尼夫斯基说的是真还是假，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怀疑这个传闻。海因兹·潘卫慈的语言后来消除了中情局审问者认为缪勒是苏联间谍这个愚蠢的想法，因为当年苏联审问海因兹·潘卫慈的人已经告诉了他，缪勒已经死了。

中情局设法搜寻戈勒尼夫斯基所说的与缪勒一起在莫斯科工作的这个人。中情局通过调查得知这个人名叫Jakob Loellgen（原但泽地区盖世太保领袖），还得知Jakob Loellgen就住在西德。1945年苏联曾经逮捕过Loellgen但是后来却释放了他。中情局在1961年通过德国政府及德国联邦情局还得知Loellgen回到了西德后成为了当地的一名警察局长

德国人似乎放弃了调查，虽然德国联邦情报局还在积极的搜寻有关于Loellgen被捕的资料，但是令人奇怪的是资料显示Loellgen却从来没有被逮捕过。这个时候（1961年）德国联邦情报局把全部的精力转向了戈勒尼夫斯基提供的另外的一条线索中的人——海因茨·费尔费。费尔费曾经是德国联邦情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他曾经向莫斯科提供了很多的情报，这些情报包括间谍的名字，假名，地址，文件。在费尔费的丑闻中，西德政府对Loellgen的调查也陷入了丑闻中。

中情局通过调查获得一些缪勒在莫斯科的情报。1961年6月， 中情局在对戈勒尼夫斯基提供的苏联和前纳粹官员联系的信息进行论证的时候发现了新的疑点。这个消息是一名克格勃官员提供的，他说他曾经阅读过有关缪勒的文件，文件描述缪勒在二战末被苏联情报机关逮捕。这个消息的来源在情报中并没有被提及，但是极有可能是Peter Deriabin（Deriabin曾经在克格勃德奥情报部门从事反间谍事务）。在1971年Peter Deriabin所写的备忘录中写到他曾经从他的上司那里听到莫斯科已经联系上了缪勒并且他自己阅读了缪勒审讯录的摘录。Deriabin甚至提到了在1951年听取缪勒的汇报的四名苏联官员的名字。而且我们还得知从苏联释放回的一些德国战俘证实在莫斯科亲眼看到了海因里希·缪勒，他佩带KGB上校军衔，在几次重大审讯中公开露面，并认真倾听翻译是否准确，偶尔对错误进行纠正。

尽管戈勒尼夫斯基提供部分的情报，中情局还是需要依靠西德提供关于他们在60年代对缪勒的下落调查的资料。有许多的新闻报道缪勒逃亡到西方各国（阿根廷，古巴） 。1967年，有人看见缪勒在巴拿马，得知此情报的中情局马上那里逮捕一名叫弗朗西斯·基斯（Francis Keith）的男子 ，但是通过指纹检测显示基斯并不是缪勒。以后的几年，两名以色列间谍试图闯入缪勒妻子在慕尼黑的公寓的时候被西德警察逮捕。大量的报纸报道了这个事件，但是这没有引起中情局的兴趣。

一个特殊的报告却引起了中情局的注意。在艾希曼被捕事件后的一段时间，西德周刊《Stern》连载了由记者皮特·史代赫尔（Peter Staehle）从1964年1月至8月发表的两篇文章。史代赫尔写到战后通过苏联、罗马尼亚、土耳其和南非的途径，缪勒在逃往北美之前成为了阿尔巴尼亚的一名高级警官。从一开始，中情局就怀疑Staehle的文章是一个误导公众和情报机关行动的陷阱。中情局通过调查证明了史代赫尔在文章提到的缪勒是一名叫Abedin Bekir Nakoschiri的阿尔巴尼亚的高级警官是虚假的。德国联邦情报局和中情局还发现权威周刊《Die Zeit》拒绝登载史代赫尔的文章。这里可以证明史代赫尔提供的消息来源不真实。

1970年5月，假情报专家拉迪斯拉斯·比特曼（Ladislas Bittman）介入这个事情中。比特曼认为《Stern》刊登的文章是捷克政府栽赃，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消除缪勒实际上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谣言。这个事件引起了詹姆斯·安格尔顿（James Angleton）领导的中情局反情报人员的注意。如果缪勒真的在苏联或者东欧某个地方，如果他真的带走了帝国保安总局的机密文件（很多的文章在战后就消失了），那么许多的西德人（据推测是右派）将会被连累。关键的不是发生过什么，也不是可能在某处已经死了的缪勒，而是这些机密的文件。安格勒顿同样对苏联的假情报有兴趣。中情局反情报人员着手开始对缪勒进行一个彻底的调查，似乎有关于缪勒的名字的所有资料（包括上面提的西德调查的材料）都被中情局掌握了。1971年12月，中情局出了一个四十页的关于搜寻缪勒行动的内部报告。一份标明日期为1971年12月9日的备忘录是这样解释这份报告的目的：

“我们调查缪勒的最主要和原始的宗旨是为了澄清和阐述长时间有关这个案子的猜测。以前，缪勒被看着一个逃脱的纳粹战犯。从我们搜集到的材料，我们知道了一个其他的重要的可能性：缪勒在二战中已经带着很多的文件投靠了苏联情报机关。在战斗结束前的几周缪勒带走了没有被盟军得到的帝国保安总局的机密文件。如果苏联情报机关真的抓住了缪勒并且取得了帝国保安总局的机密文件，那么苏联将会控制更多的重要德国人和欧洲人。”

在汇集资料的过程中, 中情局反谍报人员也着手进行了一些新的调查。重新阅读1963年一篇发表在德国周刊《Der Spiegel》上的文章，这篇文章谈到了缪勒的西伯林“坟墓”被发掘那年， 一名在柏林和缪勒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神秘妇女买走了墓碑。或许这只是为了掩盖战后缪勒为苏联人服务的事实所制造出来的虚假情报的一部分。1970年12月西德政府允许中情局检查发掘的纪录来确定买走缪勒墓碑的神秘妇女的身份，却没有得出结果。中情局还希望西德政府能够找到并且采访瓦尔特·鲁德斯，通过他核实他1957年归还给缪勒家人的私人物品。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报道有关于缪勒神秘线索的传记被重新翻阅。1971年11月，中情局还要求苏联的叛逃者Peter Deriabin写了一份备忘录，中情局反情报人员发现了戈勒尼夫斯基所掌握、追踪的线索存在错误。一位中情局反谍报人员写到，“Loellgen应该有一个发生在缪勒身上的有趣的故事告诉大家，并且苏联是怎么渗透进纳粹组织的。”“我们怎么和Loellgen谈话？”另一个人问到。“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偶然碰到的采访者采访他”，虽然动机受到怀疑。“如果苏联的情报机关实际上已经抓捕了缪勒，那他们不会将Loellgen释放。庇护这样的一个战犯是很危险的。” 无论如何，Loellgen却未被审问。

40页的报告以一个怀疑的语气结尾：“不管在东还是在西，战后有最新的线索的时候，似乎没有一个人努力的寻找缪勒。根据推测，盟军官员很快在寻找缪勒的事情上踌躇起来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充足的证据证明缪勒已经死了。没有怀疑的空间，但是苏联和捷克的却说缪勒逃到了西方。这些谣言是为了抵消苏联庇护战犯的传言。强烈的迹象表明缪勒与苏联‘合作’了，也有强烈的迹象表明缪勒已经死于柏林。只有一件事情看来是确定的，缪勒和科尔有一些特别原因进入柏林死亡陷阱和在总理府待到最后。如果目的是为了执行一次难忘的和令人信服的自杀，他们就搞砸了这次工作。”

中情局反情报人员请求中情局进行深入的调查找出证明来证明或反驳这些不能同时接受的推测。似乎中情局反谍报人员请求对缪勒进行彻底调查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有关缪勒的文件在1971年12月在中情局反谍报人员的传阅中不了了之。

完整的中情局文件

这份文件的关键部分是1941年中情局反情报人员所提交的“寻找盖世太保缪勒”中的所有关键判断的所有文件资料。1971年美国没有被指控庇护盖世太保缪勒。相反，看起来中情局反情报人员被激励去调查缪勒的案子是为了下面的目的：苏联的假情报，调查中情局所掌握的叛变者的资料和西德的告密者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如果中情局掌握了缪勒是和西的国家联系而不是同苏联联系的证据，那么中情局反情报人员所掌握的这些叛逃者（Bittman, Deriabin, Goleniewski）就没有作用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情局曾经对这些叛逃者提供的资料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怕的是这是苏联派间谍来欺骗他们。对中情局反情报人员和中情局的高层人员来说，他们对确定叛逃者（Bittman, Deriabin, Goleniewski）所说的关于缪勒的资料是否属实有特殊的兴趣。而且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中情局反谍报人员没有理由相信这些文件最终会被解密。因此可以相信中情局反谍报人员的报告，由此延伸到有关于缪勒的资料，在那个时候代表着可得到的最佳的信息。中情局给出的结论是缪勒已经死了。

下落之谜

由于海因里希·缪勒不知所踪，他的下落一直是个迷。 2001年，德国ZDF电视频道记者拉尔夫·皮尔科维克解开了这个迷。

2001年，德国ZDF电视频道记者拉尔夫·皮尔科维克受命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翻阅资料，制作一套有关二战人物的片子。他从档案馆里仔细翻阅海因里希·缪勒的档案阅读。突然，三张不起眼的记录卡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且印有乔治·夏洛的名字，说明卡片上的资料是十分重要的。

接下来的四个月，皮尔科维克仔细翻阅了卡片上的资料。他宣布了惊人的消息：海因里希·缪勒落入了美国人的手里，成为冷战王牌。

第一张卡片上写着1945年12月26日，在德国一个平民拘禁营里，一位美国情报人员偶然发现了盖世太保头目缪勒，美国迅速出重兵拘捕缪勒，并且封锁一切有关消息。

第二张卡片上写着：缪勒成为纳粹7号通缉战犯，FBI奉命追捕他。卡片上详细描述了缪勒的外形、相貌。

第三张卡片上写着：对纳粹7号战犯海因里希·缪勒的审讯结果已从绝密情报交给陆军部长和CIA中情局。本案已于1946年1月29日告结。

人们仍不知道纳粹7号战犯海因里希·缪勒最后的下场。很多盖世太保重要人员在战后逃往异国他乡，依然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

1914一级铁十字勋章

1914二级铁十字勋章

一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

二级佩剑战功十字勋章

佩剑骑士战功十字勋章

金质突出贡献荣誉党章

1914-1948前线作战荣誉十字

党卫队骷髅戒指

联邦州勋章

党卫队全国领袖荣誉赐剑

党卫队骷髅戒指

一级铁十字勋饰

二级铁十字勋饰

1914飞行员徽章

1934年4月 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加入党卫队时的军衔）

1934年6月4日 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

1937年1月30日 党卫队旗队长

1940年12月16日 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

1941年11月29日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兼警察中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