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制造的火药兵器。重火器主要是火炮,轻火器主要是火枪。清人制造火器始于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代前期仍大量制造，清兵入关到康熙统治时期，由于战争频繁，因此火器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清代火炮以材质分，有铸铜炮和铸铁炮。清前期以铜炮为多，后期多为铁炮。此外，还有少量的铁心铜体炮、铜心木镶炮。由于铜炮多铸造精美，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以重量分，有重炮和轻炮，《清文献通考·兵考》：“重自五百六十斤至七千斤，轻自三百九十斤至二十七斤。”以形制分，有前装炮和后装炮，前装炮又分为红衣炮型和冲天炮型，后装炮主要是子母炮型。清代火炮多有铭文，常铭炮名、年款、监造官员、工匠、重量等。清代视火炮为神物，常授予火炮各种将军名号，清初时定制于每年秋季在北京卢沟桥举行一次大典，祭祀炮神，并令八旗操演火炮。

红衣大炮改良自明代仿制西洋人的红夷大炮。这种炮身管较长，口径较大，前细后丰，炮身铸有多道固箍，滑膛，中部有炮耳，炮口和炮尾分别装有准星和照门。其装药量大、炮弹重、射程远、威力大。存世的实物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①1643年制神威大将军炮，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是现存最早的清代火炮，口径13厘米，全长2.64米，炮身后半部用满、汉文阴刻：“神威大将军　大清崇德八年十二月日造　重三千七百斤”。《清会典图·武备》记此炮“受药五斤，铁子十斤，载以四轮车，通髹朱”。此炮为铁心铜体，即在铜炮身内铸有铁炮膛，铁膛较铜膛耐蚀，铜炮身又可避免铁炮易炸裂的缺陷。

②康熙十五年（1676）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1975年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现，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口径11厘米，全长2.48米，重1000千克。用满、汉文铭：“大清康熙十五年三月二日造　神威无敌大将军”。此炮曾参加过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雅克萨抗击沙俄入侵的战争，立有战功。战后清政府在齐齐哈尔专门修建炮库收藏，留存2018年。

③康熙二十八年（1689）制“武成永固大将军”铜炮，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口径15.5厘米，口壁厚16.5厘米，全长3.6米。炮尾铭满、汉文：“大清康熙二十八年铸造　武成永固大将军炮　用药十斤　生铁炮子二十斤　星高六分三厘　制法官南怀仁　监造官佛保　硕思泰　作官王之臣　匠役李文德　颜四”。此炮铸制精美，遍体饰有莲花文、蕉叶文、回文、乳钉文，尤其可贵的是双轮铁质炮车保存完好，连同火炮重达1万斤，是现存最大的清代火炮。

④道光十六年（1836）制铁炮，由当时著名冶铁中心佛山铸造，发现于广东虎门海滩，广州博物馆收藏。口径14.2厘米，全长 2.3米，重3000千克。炮身铭有兵部尚书、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全省水师提督关天培督制等85字。此炮曾安放于虎门炮台，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

⑤道光二十三年（1842）制铁炮，首都博物馆收藏。口径11.5厘米，全长1.5米。炮身铭有“浙江嘉兴县县丞龚振麟”监造等41字。龚振麟在世界上首创铁模铸炮法，即用泥范法铸制铁模，再由铁模铸制铁炮。铁模可多次使用，具有成本低、质量好、效率高等特点。此炮即用铁模铸造。此种炮是现代加农炮的原型。

冲天炮型是一种曲射炮，身管较短，口径较大，多发射爆炸弹，最典型的实物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二十九年（1690）制威远将军铜炮。口径 21.2厘米，全长 69 厘米，重 375公斤，载以四轮炮车。炮身铭满、汉文：“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等50字，景山是清代重要的铸炮场所。此炮前侈后敛，形如仰钟，炮膛分为大膛（装弹）和小膛（装药），炮弹为空心铸铁弹，直径 20 厘米。装放方法是先把火药装入药室，再入木马子，上加土寸许，然后将炮弹放入大膛，发炮时先点燃炮弹引线，再点燃火门烘药，“炮发子出，迸裂四散，为用最烈”。从小轮炮车看，此炮只宜于在城垣上防守，不适于行军野战。该种炮是榴弹炮的原型，只是弹药上略有差别。

子母炮型源于明代从西班牙传入中国的佛朗机，身管较细长，有瞄准具，轻便利携，在母炮的后部轮换装填子炮，发射快速。实物有康熙年间制造的“子母炮”，故宫博物院收藏，铁铸，母炮口径 3.2厘米，全长1.84米，“重九十五斤”，底雕莲花纹，通髹以漆，配子炮 5枚，还专门备有驮在马背上的炮鞍，利于行军涉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制“奇炮”，铁铸，口径 2.7厘米，炮管长 1.8米，“重三十斤”，亦属于子母炮型，但形制有所改进：装填方式类似云南边境毒枭的双筒猎枪，炮管后接木柄，可上下开合，子炮直接从母炮膛底推入，而不是从母炮盖面开孔纳入，由木柄起闭锁作用；点火方式改用火绳枪机，点火快速、准确。奇炮较子母炮更加轻便灵活，有利于炮兵的机动作战，威力十分感人。

火枪又名鸟枪、鸟铳，是一种前装滑膛火绳枪，其原型可追溯至1548年（明嘉靖二十七年）的葡萄牙火绳枪，此后几经改良，成为主要单兵火器之一。根据《皇朝礼器图式火器》的记载，清朝鸟枪的种类达58种之多，大同小异。其中装备最多的是兵丁鸟枪。西洋火枪和中国传统的火铳相比，有许多优点，它身管较长，口径较小，装有瞄准具，采用枪机发火，发射同口径吻合的圆铅弹，枪柄多为曲形木托，这些改进使火枪在射程、射击精度和侵彻力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

清代火枪一般由枪筒、枪机、枪托和枪架组成，枪筒、枪机均为铁制，枪托、枪架用木制。火枪以枪机构造分，有火绳枪、燧发机、击发枪，以火绳枪为主；以枪膛构造分，有滑膛枪、线膛枪，以滑膛枪为主；以装填方式分，有前装枪、后装枪，以前装枪为主；以用途分，有兵丁用火枪和皇帝御用火枪。故宫博物院收藏有许多康熙、乾隆两朝御制、御用火枪，制作精美，枪筒上有错金图案，枪托多用金银、象牙、玉石、珊瑚、犀角等珍宝镶嵌。

《大清律例》规定：“各省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驱逐猛兽，并甘肃、兰州等府属与番回错处毗连各居民，及滨海地方应需鸟枪守御者，务需报明该地方官，详查明确，实在必需，准其仍照营兵鸟枪尺寸制造，上刻姓名、编号，立册按季查点。”也就是说，为了防贼，防野兽的需要，民间可以拥有鸟枪，不过必须向官府上报，获得持枪证明。

火绳枪

火绳枪是利用火绳枪机点火的枪，枪机包括蛇形杆和扳机，蛇形杆端夹有阴燃的火绳，扣动扳机，蛇形杆下行，点燃火药。清代火枪是承自明代鲁密铳及葡萄牙火枪改良而来。实物有康熙年间的“御制禽枪”，滑膛，口径1.4厘米，枪筒长1.1米，全长1.57米。装饰华丽，枪口和近火门处错金，成莲花瓣形和双螭环绕形。枪托用高丽木制，底部镶雕花玉托，枪架端饰羚羊角。枪托底部镌22字：“御制禽枪　长三尺五寸　重六斤　药重二钱　子重三钱四分”。康熙、乾隆年间制“十喜花膛锸子枪”是一支线膛火绳枪，口径1.6厘米，枪筒长1.067米，全长1.5米。有精美的装饰图案，枪筒与枪托用四道银箍连结，枪筒后部有错银镀金“喜”字，枪托分别镶嵌银、螺钿、象牙花蝶、铜奔龙、兽骨等，并镶铜刻字：“用药贰钱　铅丸五钱贰分　壹百弓有准”。“壹百弓”是枪的有效射程，约合 160米。枪膛中开有直线槽，主要是为了减少装弹时铅丸与膛壁的摩擦。康熙、乾隆年间制奇枪是一种后装火绳枪，结构与奇炮类似；《清会典图·武备》载有“树鸡神花奇枪”，“重六斤，长三尺……受药二钱，铁子三钱八分”，枪口饰错金莲瓣，枪托用核桃木制，底端嵌以鹿角，枪架末饰以羚羊角，制作精美。后装枪装填弹药简便，射速较高，代表了枪械发展的方向。

燧发枪

燧发枪是在枪机上安有燧石，利用撞击时发出的火星点燃火药，较火绳枪安全、可靠。康熙“御制自来火二号枪”是转轮式燧发枪，口径1.1厘米，枪筒长90.3厘米，全长1.35米。枪口有错金兽面纹，近枪机处嵌五螺钿圆星作梅花状，枪托底端镶铜金托，转轮枪机镀金镂花。发射时，用钥匙将转轮上满弦，扣动扳机，机轮转与火石迅速摩擦生火。在明代《军器图说》于明崇祯八年(西元1635)成书刊印,本书罗列了各种火器,图文并举,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等，该书载有的“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之后镶骨燧发枪源自俄国进口。其口径1.7厘米，枪筒长88厘米，全长1.185米。枪筒镌花纹，枪托用虎皮木制，中后部嵌铜银花，尾嵌兽骨。枪机前竖火镰，扣扳机后，火石与火镰猛烈撞击起火。撞击式燧发枪较转轮式结构简单、可靠，造价低廉，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并最终取代了火绳枪。中国当时例外因为缺乏高品位铁矿石，因此炼钢技术不合格，所仿制的各类燧发枪产量低且不能达到长时间射击，因而只能使用旧式鸟铳。但清代部分区域作战部队仍装备一定数量燧发枪（鸦片战争前广东地区部队有装备在清缅战争中缴获的棕贝丝步枪东印度公司版本仿制品）。

击发枪

击发枪是使用雷汞发火装置的枪，19世纪初英国发明。它是将雷汞制成火帽，靠击锤撞击火帽引发火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支道光年间制击发枪，口径 1.2厘米，枪管长1.25米，全长1.54米，枪口雕莲花纹，枪托嵌以象牙雕刻的花饰，火帽用红铜薄片制作。击发枪提高了发火的可靠性，在欧洲很快就取代了燧发枪。晚清鸦片战争后1842年，意识到自身落后的清政府曾仿制数百杆装备军队。

兵丁鸟枪

兵丁鸟枪管用铁制造，枪长6.1尺；发射铁制弹丸，每枚弹丸重1钱；发射一枚弹丸须装填火药3钱；枪管安于用坚木制造的枪托上，枪托前端下安1尺长的叉架。

赞巴拉克和沙图纳尔

该火器介于火枪和火炮之间，又称大鸟枪，类似后来的抬枪。共有两大门类，一类为中亚穆斯林国家通过引入奥斯曼帝国改良欧洲鹰炮而产生的赞巴拉克（英文意为小黄蜂），另一类为印度莫卧儿帝国改良的沙图纳尔。赞巴拉克第一次出现是在清朝跟准噶尔部作战时期，缴获的赞巴拉克和沙图纳尔。后来在雍正八年到雍正九年，分别于京师和西安仿制。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又缴获大量赞巴拉克和沙图纳尔，至乾隆五十一年，清军已有1万支赞巴拉克及沙图纳尔。在17-18世纪，赞巴拉克和沙图纳尔的仿制品成为清军前线兵力主要武器。清军火器并未停滞发展，而是受到了来自中亚国家风格的影响。在考察清代火器史时，不应离开亚洲内陆史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