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商乐，又称清商曲，隋唐时简称清乐，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汉民族传统音乐。

汉族传统的古典音乐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三国以前的古乐，以孔子的所谓雅乐为主，第二个是魏晋朝时代的清商乐，又名清乐，第三个是唐朝初期由清商乐吸收西域音乐而兴盛的对民乐影响最大的燕乐，又名宴乐。清商乐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兴起并在当时音乐生活中占居主导地位的一种汉族传统音乐。它是晋室南迁之后，旧有的相和歌和由南方地区汉族民歌发展起来的“吴声”、“西曲”(或称“吴歌”、“荆楚西声”)相结合的产物，是相和歌的直接继续和发展。其中“吴声”与“西曲”，一方面从相和歌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仍发挥其原有的音乐特色，形成了多样的富于特色的音乐结构。

它与相和歌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是它的作品绝大多数皆以爱情为题材，较少有触及社会矛盾的现实内容。其风格一般都较纤柔绮丽，但也有许多确实具有清新自然之美。这种情况的产生，固然和士族地主阶级的享乐需要有直接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最普通的感情表现，却也另有其时代的需要。主要用于官宦、巨贾宴饮、娱乐等场合，也用于宫廷元旦朝会、宴飨、祀神等活动。由于它与汉代相和旧曲都是传统音乐，因此，在当时各种乐伎中，被称为“清商正声相和五调伎”，为宫廷所重视。

《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在春秋初期，乐师师涓鼓琴，晋平公问：“此所谓何声也？”乐师师旷说：“此所谓清商也。”晋平公又问：“清商固最悲乎？”师旷说：“不如清徵。”师旷拿清徵和清商相比，当然是指的一种调子，而不是一类乐曲。

关于清商乐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源于古代的商歌；另一说清商处于汉代乐府《相和歌》中的清商三调。三调包括平调、清调、瑟调，清调以商为主，举清商以代表三调，故称清商三调。汉代的平调，清调是周代房中乐的遗声，清商乐传至唐代尚存周曲《白雪》，可见清商乐的渊源。

清商乐源远流长，不断吸取民间乐舞的滋养，代有新作，被认为是华夏正声的主流。《清商乐》在曹魏的时候非常兴盛，曹操的儿子帝王都迷好清商乐舞。曹操、曹丕、曹植等依照清商三调的乐曲节奏填写了很多可以歌舞的诗歌。《魏书》说曹操“登高必赋，乃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魏时期的诗歌创作，在乐府歌诗的影响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东晋以后的200多年间，除东晋末和梁末的两次大战乱外，南方社会稳定，经济有显著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商业都市。在城市里，汉代以来的相和旧曲将近一半已经散佚，而南方的民间谣讴──吴声、西曲，由于城市各阶层人士的喜爱而日益兴盛。吴声、西曲的流行，也引起了宫廷的兴趣。尤其是梁武帝和陈后主，曾命乐工谱写了大量新曲。

汉魏西晋时代的清商乐舞是女乐歌舞，如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描写道：“促中堂之狭坐，羽觞行而无算。秘舞更奏，妙材骋伎。妖蛊艳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始徐进而赢形，似不任罗绮，嚼清商而却转，增婵娟以此豸。”

曹魏时期的几个帝王都爱好清商乐舞。《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说：“太祖（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曹操还曾遗令在他死后，使其伎人居住在铜雀台上。“每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曹丕建立魏国（220）时，专门设立清商署，这是女乐舞的专门机构。《魏书·齐王芳纪》中说:“帝每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等都曾依清商三调的乐曲写了很多配合歌舞的诗歌。刘宋王僧虔论述清商乐时所说：“今之清商，实由铜雀魏之三祖（曹操、曹丕、曹睿）。风流可怀，京洛（魏晋）相高，江左（南朝）弥重。”由此可见晋以后清商乐舞也流传很盛。

西晋武帝也是个酷爱清商乐舞的皇帝，他保留了曹操时期的清商署。平吴以后，收纳吴妓5000。荀勖曾对清商三调进行整理。当时著名的乐工宋识、陈左、列和、郝索、朱生等都参加了整理工作，其中陈左善长清歌。汉魏和西晋，清商乐舞由于得到皇室的重视，日益发展，但在永嘉之乱（307年～312年）中，清商署的乐工舞人大部分流散。

永嘉之乱后，一部分清商乐传入凉州，与龟兹乐相结合，成为西凉乐。另一部分清商乐随着东晋政权传到江南，促进了长江流域民间乐舞吴声、西曲等的发展，产生了南朝的“新声”。正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说：“永嘉之乱，王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宋梁之间，南朝文物，号为最盛，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这里所谓新声，在《乐府诗集》的清商曲辞中分为3类：①吴声歌曲，以歌为主，也有一部分是歌舞，如《前溪》舞和巫觋祭神歌舞的《神弦歌》等；②西曲歌舞，以歌舞为主，有一部分倚歌；③江南弄，以歌曲为主，其中《上云乐》是描写神仙内容的歌舞。清商乐舞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它包括的内容愈来愈多，既包括雅乐旧曲、汉魏杂舞，又包括了江南新声。

隋及唐初，清商乐舞继续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又得到一定的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平陈，获宋、齐旧乐，文帝听了，很欣赏清商乐，说：“此华夏正声也。”并把它置于清商署中，进行了一番“去其哀怨，考而补之”的整理工作。其中舞曲有《明君》等。隋文帝还设七部乐，内有《清商伎》，是重要的舞蹈内容。隋炀帝大业（605～618）中，又制定九部乐，《清乐》（即清商乐舞）居于首部。唐高祖武德初年间，继承了隋代的九部乐制，到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增为十部乐，《清乐》居第二部。到武则天时（648～704），《清乐》尚存《白雪》、《公莫舞》、《巴渝》（舞）、《明君》（歌舞）等63曲。

由相和歌发展起来的清商乐在北方得到曹魏政权的重视，设置清商署。两晋之交的战乱，使清商乐流入南方，与南方的吴歌、西曲融合。吴声、西曲：吴声原是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的民间徒歌，西曲则是荆、郢、樊、邓地区(今湖北)的民间徒歌。两者的风格虽较柔婉抒情，但各具不同的特色。现存吴声大都为晋宋时所作歌词，载《宋书?乐志》、《乐府诗集》等书,计有《子夜歌》《华山畿》、《欢闻歌》、《阿子歌》、《前溪》等十几曲，内容多半用妇女的口吻描写爱情的欢乐、相思的痛苦，或婚姻不自由的苦闷。此外，还有民间的祀神曲《神弦歌》11曲和陈后主的反映宫廷生活的吴声《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等。现存西曲大都为齐、梁时所作歌词，载于《宋书乐志》、《乐府诗集》等书。计有《三洲歌》、《采桑度》、《那呵滩》、《石城乐》、《莫愁乐》、《乌夜啼》等30多曲，内容大都写贾客思妇的离愁别苦，有的也流露了船民对封建统治者的不满。此外，还有梁武帝作词的西曲《江南弄》和祀神曲《江南上云乐》等。

文献记载，吴声、西曲的曲调颇为动听。所谓“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人们喜爱，有些乐曲不断变化、发展，从而形成了同一曲调的众多变体。如吴声《子夜歌》就有《大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子夜警歌》、《子夜变歌》 4种。有的利用某一曲的素材另谱新曲，如西曲《莫愁乐》就是用《石城乐》的和声“忘愁”的曲调发展而成的；《采桑度》则是用《三洲曲》的素材写成。

吴声、西曲一般分为歌曲与舞曲两类。吴声的歌曲有《子夜》《凤将雏》等,舞曲有《前溪》、《阿子》、《团扇》、《欢闻》等。两者一般由1 首或多首五言四句短诗组成的唱段构成。在每首短诗之后有一段“送声”，简称为“送”。有时除曲尾的送声外，在曲中两句歌词之末也可用送声，这种送声可能就是后世民间乐曲中常用的合尾的早期形式。吴声中有一种变歌或变曲的称谓，如《子夜警歌》、《长史变》等。它不用送声，而有“变头”变化。所谓变头，可能是每一首短诗开头一句的曲调总要有所变化，也可能是多段的歌曲，其第一段在音乐上较其后诸段有所不同。吴声中还有一种“三弄”，即上声弄、下声弄、游弄。今人杨荫浏据《古今乐录》“《上声歌》者，此因上声促柱得名；或用一调，或用无调名”与《上声歌》词“改调促鸣筝”句，认为上声弄、下声弄是指旋律的高低变化而言，而且这种高低变化并不限于高低八度的变化，也有转调的关系在内。西曲的歌曲称为“倚歌”,一般结构比较短小,歌词均为五言四句短诗，如《攀杨枝》、《寻阳乐》等。偶尔也有七言两句构成的，如《女儿子》。舞曲的结构较为长大。歌词由多首五言四句短诗构成。西曲短诗常常使用“和声”帮腔，有时还兼用“送声”。如《西鸟夜飞》，每两句结尾的和声为“白日落西山,还去来”,最后面的送声为“折翅鸟飞，何处被弹归”。和声与送声的歌词可长可短，没有定规。其曲调推想也是如此。吴声、西曲的伴奏乐队也各有特色。吴声早期用篪、琵琶（阮）、箜篌伴奏，后来添用笙、筝。西曲中的倚歌专用吹管乐器及铃、鼓等打击乐器伴奏。

大曲，或清商大曲：它与相和大曲相比，又有新的发展。它由三个部分组成：开头有四至八段器乐演奏的序曲，称为“四部弦”或“八部弦”；中间是全曲的主体，由多段声乐曲组成，每段歌唱的结尾都有一个“送”的尾句，称为“送歌弦”（张永《元嘉正声伎录》）：结束部分又分几个器乐段，称为“契”或“契注声”，这部分可以是多件乐器合奏，也可由一支笛子独奏。这种曲式结构发展到后来，便是唐代大曲。

清商乐的伴奏形式多种多样，“吴声”通常用箜篌、琵琶和篪（或加用笙和筝）组成的小型乐队伴奏，有时也单用一件筝伴奏，如《上声歌》 “初歌《子夜曲》，改调促鸣筝；四座暂寂静，听我歌《上声》”（《乐府诗集》），就是用筝自弹自唱的实例之一。《西曲》有时是用筝和一种叫“铃鼓”的击乐器伴奏，歌唱者不奏乐器，站在伴奏者身边表演，称做“倚歌”。

清商乐中采用的“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一曲，比较齐整。也有少数歌词是由长短句构成的。 《古今乐録》 说：吴声“凡歌，曲终皆有送声。”从曲式上看，在每一唱段，即每一“曲”之后总要加一个尾声，称为“送”或“送声”。如《子夜》“送”的歌词为“持子”，《凤将雏》为“泽雉”。有时除“曲”尾的送声外，在“曲”的中间也可用“送声”，如《子夜变歌》（《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人传欢负情，我自未常见。（送）：持子三更开门去，始知子夜变。（送）：欢娱我。

清商乐中的民间创作，以表现爱情或离别之情的题材居多，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如“吴声”中的“阿子歌”：“野田草欲尽，东流水又暴，念我双飞凫（fú音扶）饥渴常不饱。”它通过对一双鸭子的描述，曲折地反映了浙江嘉兴地区人民在东晋门阀士族统治下饥寒交迫的生活。

在东晋和刘宋初期，宫廷清商乐创作中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作品，其中以东晋桓伊创作的笛曲《三弄》比较著名。宋、齐、梁、陈各朝，清商乐的创作虽然大部是脂香粉气的艳曲，如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春江花月夜》等，但也间有清新可爱值得玩味的佳作，如传为刘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乌夜啼》和南齐檀约填词的《阳春》。

587年，隋灭陈统一中国后，仍设有清商署，专管六朝以来的清商乐和当时保存的所有汉魏旧曲，总名清商乐,简称清乐。隋文帝时,清乐作为“华夏正声”在七部乐中列在国伎之后，受到相当的重视。隋炀帝对清乐也十分喜爱，曾令乐工白明达等人利用其曲调大制新词艳曲，如《泛龙舟》、《斗百草》等。隋末战乱，清乐散佚较多。

唐初，将包括隋时新声在内共63曲，总称清乐,列为九部乐或十部乐的第2部。武则天长安（701年～709年）以后，宫廷不重古典，清乐逐渐散亡。开元（713年）以前，能演奏的只有《有君》、《杨叛儿》、《堂堂》、《春江花月夜》等 8曲。开元时(713年～741年)，歌工李郎子尚擅长清乐旧曲。此后，清乐旧曲在宫廷内已很少有人能奏。它已被当时“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的新声所替代了。实际上，它在民间仍以新的面貌在继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