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军获得的一次运动歼敌的大胜仗。1934年8月25日，红一军团奉命准备由闽西开赴兴国。敌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发现这一动向，即率其所部四个师由连城朋口向温坊进击，企图夺取松毛岭，进取河田、长汀。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立刻改变计划，命令红一军团改向松毛岭方向前进，会合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相机打击李延年部。9月1日，敌李延年纵队第八旅旅长许永相率3个团由朋口向松毛岭东侧的温坊（现文坊）前进。当晚9时，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趁敌不备，袭击驻温坊之敌许永相旅，全歼其两个团。9月3日，红军再歼温坊增援之敌第五十团，重创敌第三师李玉堂部。这两役共歼敌4000余人，挫败了蒋鼎文东路军在东线战场的进攻。

建宁战役以后，蒋介石为最后占领苏区中心地区，调整部署，制定了“六路进攻〞计划，调集31个师，分兵六路，向中央苏区实施全面进攻。其时，苏区经济、部队供应和人民生活已经十分困难，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已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博古、李德拒绝接受朱德、彭德怀等高级将领的正确意见，仍然坚持单纯防御战略，实行 “短促突击” ，同敌人拼消耗，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及一切地方武装实行 “六路分兵”， “全线抵御” 。

作为博古、李德指挥下中央红军“六路分兵〞的其中一路，汀州方向防御战的松毛岭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松毛岭战役从1934年9月1日开始，至29日结束，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温坊战斗， 后一阶段为松毛岭战斗。之所以称“松毛岭战役”，是因为这两次战斗是为阻击国民党军之东路进攻，保障红军长征之前的准备并打击敌人的同一战略目标、执行同一作战计划的行动，又因为这两次战斗红军的指挥部设在松毛岭。国民党军的指挥部则设在朋口，所以当时国民党军指挥官之一宋希濂谓之“朋口战役” 。

国民党军“六路进攻〞之一的东路军之第二路军，由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兼总指挥，指挥部设在漳州，下辖李延年所率第四纵队之第三师 （师长李玉堂）、第九师（李延年兼师长）、第八十三师（师长刘戡）、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地方部队第五十二师（师长卢兴荣）、第十师（师长李默庵）。这6个师共约6万人，分布于漳州、龙岩、上杭、新泉、连城一线，从1934年上半年开始以“堡垒战术〞层层筑碉修路，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推进。

8月间，李延年第四纵队等部由连城出发，向汀州推进。其战略目标是“先占领汀州，尔后会同北路军、南路军总攻瑞金”。而进占汀州，必须先占领战略要地朋口、温坊。8月15日前后，李延年所率四个师推进至新泉、连城和朋口周围地区。蒋鼎文的东路军总司令部也由漳州移驻龙岩就近指挥。

对于国民党军的企图，红军方面十分清楚。担任汀州防御战斗任务的红军部队共4个师，约34000人，即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所属第一师（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第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所属第三师（师长罗炳辉兼任、政委刘英）以及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 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归红一军团指挥，而整个战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统筹负责。现有史料表明，从8月2日开始，朱德对战役实施部署和调度，启动了松毛岭战役第一阶段温坊战斗的前期准备工作。

汀州方向防御战的敌我态势很清楚，国共双方都调集了各自精锐主力。国民党军在兵员数量上较红军多，装备精良，辅以飞机火炮支援，且挟其各路进攻节节取胜的优势，采取稳扎稳打的 “堡垒战术” ，向汀州方向推进。处于内线防御态势的红军，是否仍然坚持博古、李德制定的 “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战术，实行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还是摒弃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短促突击”，采取符合实际的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积极防御战术以挫败敌人的进攻，成为摆在朱德和红军将领面前的重大抉择。

朱德选择了后者。朱德作出这一选择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个因素是李德困于四面告急，广受批评，抱病消极，由朱德担负起战争的指挥责任，使朱德有可能改变消极防御战术。另一个因素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广昌战役失败以后对于“短促突击” 表示反对，强烈要求采取运动战战术，“于运动战中以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几个师”。这就保证了战役指挥思想的一致，为取得战斗的胜利提供了条件。

还有一个原因是，朱德早就已经掌握李延年纵队会攻汀州的动向，判断敌军骄纵轻狂，不满足于步步为营式的筑垒前进而采取轻率急进的行动，有利于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战中予以打击。8月2日、3日、5日、 8日、11日，朱德多次电令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向李延年纵队推进方向集中，“准备在朋口敌人进攻时，适时突击之” 。8月16日，朱德再次下令红一军团做好向朋口方向转移的准备，并特别指令“防止过早暴露我主力的部署”；8月23日，朱德又电令红一军团集结于长汀以北宁化县曹坊地区待命。8月24日，朱德又电令红一军团以一个师公开行动全部西移江西兴国老营盘方向，而主力继续隐蔽集结。显然，这是朱德的声东击西之计，给敌人以红军在东线空虚的假象。

李延年纵队果然中计，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向朋口、温坊一线快速推进。朱德抓住这一时机，于8月26日电令红一军团“秘密地迅速东返，于29日上午集中河田地域”，会合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在朋口西侧的童坊及河田地域隐蔽集结”；同时，又指示红一军团一部即十五师伪装成整个军团于27日从宁化向西石城方向转移，“以迷惑李敌以为红军主力已远离闽西”；又另电示红九军团和红二十四师伪装成地方部队“休息整理〞或“修补工事”，“诱使李敌纵队大胆地向长汀跃进” 。

从这个时候开始，李延年纵队在骄纵麻痹和亳无知觉的情况下，放胆从朋口向中屋村（原名钟屋村，现名中复村）、长汀方向推进。朱德断定，李纵队向长汀急进必将经过朋口以西10余里的温坊，这一区域地势险峻，可以埋伏大部队，有利于在运动战中歼击敌人。8月28日、30 日，朱德连续给红一军团、红九军团、红二十四师发出电报，对温坊战斗作出一系列部署，采取隐蔽集结和伪装行动到达指定地点，指令战斗行动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并“在行军及到达宿营地时应保持绝对秘密”。

8月31日，朱德获得情报，李延年纵队一部将由朋口向温坊前进。当天晚上24时，朱德急电林彪、聂荣臻：“敌李纵队于明一号起向温坊中屋村筑碉前进” 、“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应在温坊中屋村间实行突击李纵队的任务”。同时对作战的各项技术作了十分具体的布置。根据朱德的部署，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迅速隐蔽集结于温坊附近指定地点，等待敌人进入伏击圈。

9月1日中午，李延年纵队之第三师李玉堂部第八旅旅长许永相，率领其3个团进入红军布置的伏击圈。当天晚上，红军向猝不及防的敌军发起猛烈攻击。为确保战斗彻底胜利，朱德又于9月2日零时三十分致电林彪、聂荣臻，指令务须于“二日拂晓前解决战斗”，并继续袭扰敌人和侦察攻击，扼守要点，断敌退路，防止敌人突围与朋口之敌来援。9 月2日凌晨，战斗结束，全歼进入温坊地区敌第八旅两个团，红一军团俘敌1600人左右，仅该旅旅长许永相和约一个营部队脱逃。

为防止敌人报复和反扑，朱德于9月2日凌晨接到林彪、聂荣臻告捷电报后立刻于凌晨和早晨八点两次复电，指示部队分别转移到附近山地隐蔽，并作好战斗准备，再次打击并消灭朋口李延年三师来援部队。

不出朱德所料，9月2日上午亲赴朋口督战的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在召开了3个小时紧急会议之后，决定派李延年纵队第九师和第三师共3个团，再次开赴温坊寻求报复，与红军决战。敌人的部署刚刚确定，远在瑞金的中革军委就获悉了这一情报。9月3日凌晨2时，朱德急电林彪、聂荣臻，指令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有利条件下“应在温坊阵 地前，给敌以短促突击，以消灭其先头部队”。

9月3日上午9时至下午4时，红军各师团按照朱德的部署，将进攻温坊之敌包围，再次给以沉重打击。据聂荣臻回忆，战斗十分激烈。红二师四团一营连续冲锋6次，占领敌人据守的8个山头和3座半截子碉堡；三营连续突击，攻占敌人6个阵地。其他部队也都奋勇当先，不怕牺牲，直至战斗胜利。

温坊战斗短短3天，却准备了一个月。在朱德直接指挥下，红军以4个师的兵力，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东路军的进攻，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俘虏2400多人，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 近一年来最大一次胜利。但是，国民党军的“六路进攻〞尚未结束，红军在对敌东路军进攻的汀州方向防御战也只是告了一个段落。温坊战斗只是完成了松毛岭战役的第一阶段，此后即将展开的是更为艰苦卓绝的松毛岭战斗。

1934年9月发起的温坊战斗，是中央红军为抗击国民党东路军实施的松毛岭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被中革军委嘉奖为“红军战史光荣的一页”。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直接指挥下，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及红二十四师运用毛泽东关于运动战及“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战术，以很小的代价重创国民党军两个师，取得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温坊战斗红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重创国民党军李延年第四纵队4个师，全歼敌一个旅和一个团，毙伤敌人2000余人，俘2400余人，缴枪1800余支，缴获弹药44万余发。此次战斗摆脱了博古、李德“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堡垒战、阵地战全线抵御的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击敌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彻底粉碎敌人围剿”的积极防御路线，是一场典型的运动战和诱敌深入的伏击战。

温坊战斗是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的艰难时期里取得的一次胜利，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记述：“8月底9月初，红一、红九军团等部虽在温坊（今文坊）地区伏击、袭击离开堡垒之国民党军，歼灭东路军1个多旅，却未能改变红军的被动局面。”但是，红军在战斗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能打仗、打胜仗”的红色基因，仍然具有永恒的魅力，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战斗精神、加强军事斗争准备、打赢未来战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不竭动力。

此外，遵义会议之后，出席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也曾对温坊战斗作了很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