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上即灞上，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白鹿原北首，蓝田西。为古代咸阳、长安附近军事要地。因在霸水西高原上得名，即如今的白鹿原。汉高祖刘邦（时为沛公）屯兵霸上与项羽大军对峙，发生了鸿门宴的历史典故。汉文帝时，为了抗击匈奴，任命刘礼为将军，驻军在霸上。

灞上，也称霸上，是西安城东一个历史地名。它作为关东各地进入长安所必经的交通要道，在历史上经常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灞上因其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弄清它的具体位置以及和它相关的历史事件，对研究历史和西安附近地理的变迁，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处

霸上一词，出自西汉·司马迁的作品《史记·项羽本纪》：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灞上，因其在灞水之滨而得名的。关于霸上的确切记载始见于战国后期，史载“始皇自送至灞上”。因《汉书•高帝纪》中记载 “沛公军霸上”，刘邦率起义军突破武关，攻占了霸上，秦王子婴出降，不可一世的秦王朝灭亡。由此，霸上地名彰标史册。

位于白鹿原上的灞上，离长安城不远。应劭在注《汉书》中曰：“灞上，地名，在长安东三十里。”且灞上控制了进入长安城东方向的必经要道，所以，灞上便成为拱卫都城长安城的一个重要交通要枢地。历史上很多的事件都与灞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白鹿原是长安城东面的一个重要战略要地。白鹿原居高临下，地势平展，视野开阔，又有灞河、浐河两河护卫，在军事上便于驻守军队，具有“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的有利地形。白鹿原地名的由来，《辞源•白部》解释为：“白鹿原，地名，即霸上，陕西西安蓝田县西，灞水行经原上。相传周平王时有白鹿出现于此，故名。”白鹿原是灞、浐河之间的黄土原地，“南接终南，北至灞川尽”。灞上依着白鹿原这样的有利地势，对防御长安安全起到重要地理优势作用。

汉唐时长安城（包括咸阳）是当时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灞上位于秦咸阳东南和汉唐长安城之东，它控制了长安东面的重要交通干线。所以，灞上的得失关系到长安城的安危，谁占据了灞上，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就有打入咸阳和长安城的大门可能，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这在历史上不乏其例。

秦末，农民起义军分两路攻打咸阳。项羽率一部在邯郸与秦军主力决战；刘邦则率领另一部西扣函谷关，径趋武关，在峣关（今西安市蓝田县）打败秦军，并乘胜追击，最终奋力抢占了灞上，秦王失去了这最后的一道防线，再也无力抵抗。在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大军进驻灞上，给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即位仅四十六天的子婴不得不“白马素车，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亲至轵道旁（今西安市境内）向刘邦投降。沛公刘邦率农民起义军顺利开进都城咸阳，秦王朝宣告灭亡。

在这场战争胜负中，刘邦攻下了战略要地霸上是其取得胜利的关键环节。刘邦命大将曹参等率军连夜攻击蓝田北面的秦军后，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又挥军疾进夺取战机，命夏侯婴“以兵车趣攻占疾，至霸上”，同时又派大将灌婴等人“战于蓝田，疾力至霸上”以增援。霸上的失守对秦军来说，都城咸阳门户洞开，再也无法组织力量抵抗。所以，霸上被攻占后，秦王子婴立即投降。刘邦占领咸阳后，听从谋士张良的计策，“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不与当时实力强大的项羽正面相抗衡，以霸上为据点以保存实力。在回军霸上后，召集了诸县的父老豪杰，颁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得到众多人的支持和拥护，为他以后战胜项羽奠定了基础。

尤其是在汉王朝，史书中多次记载了灞上的相关事情。霸上、武关是长安东面的要地。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发生七国叛乱，景帝命周亚夫率兵前去平叛。原计划是从长安出发，击函谷关，从殽、渑，至洛阳。当大军行至霸上时，当地谋士赵涉献策说：“吴王素来富有，又笼络了许多为他效命的宾客，他知道将军率军讨伐，必会在函谷关险要的地段设有伏兵狙击。将军不如从霸上向右，走蓝田，出武关，再向洛阳进军。时间上稍多一两日，但出奇制胜，直入武库，取胜的把握更大。”武关道是从霸上的滋水驿分出的，沿着灞河东岸趋向东南。武关道在保卫长安的战略重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赵涉很清楚霸上和武关在这次战役中的重要性，所以才献此策。周亚夫采纳后，立即改变了进军路线，由于出人意料，顺利到达洛阳，并派兵迅速强占了荥阳要地，堵住了叛军的西进路线，成功地解了长安之危，为胜利平定叛乱取得了先机。由此可见，每有重要战事时，霸上便是一个重要防守或进攻的据点。这现象在汉代以后也是如此。

东晋末年，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逼进京师，内外断绝。镇西将军焦嵩、平东将军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皆引兵救援长安，散骑常侍华辑监京兆、冯翊、弘农、上洛四郡兵东屯霸上，刘曜兵见霸上防守严实，“皆畏汉兵强，不敢进”。相国保遣镇军将军胡崧帅城西诸郡兵屯遮马桥入援，胡崧率军击败汉大司马曜于灵台。

东晋末年，公元417年刘裕统帅水、陆两路大军攻打后秦。后主姚弘为防止刘裕的军队从武关、蓝田抄袭自己后路，亲自率兵与晋军在蓝田交战，失利后退军霸上，准备以霸上为重要据点，迎击从潼关来的晋军主力。从潼关向西进军的晋军水师在王镇恶率领下入渭河，水师乘皆有覆盖防止攻击的蒙冲小船，迅速而下，后秦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也没有见过这种军事装备，不知所措。时正值大雨，渭河水泛涨，东晋水军冲至渭桥，直抵长安城下，霸上已失去防御的作用，姚弘被迫从霸上撤军，还屯石桥，以解长安城之危，但此时已晚。因为意外的暴雨使霸上丧失了保卫长安的功能。镇恶到达长安城下率众奋力拼杀，退回长安城的姚弘军队最终不敌，不久投降。这种从东进攻长安，由水军绕过霸上，出奇制胜攻下长安城，“在历来的长安城攻守方面战略上是绝无仅有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战例”。

霸上还控制了离武关很近的东通函谷关的大道。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八月，北齐神武帝高欢率大都督窦泰、太州刺史韩轨等袭陷潼关，并向华阴侵犯。宇文泰“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神武见无机可乘，便留其将薛瑾守潼关，自己撤退而返河东。宇文泰乃命“进军斩瑾，虏其卒七千。还长安，进位丞相”。魏大统元年（公元535年）正月，东魏遣大将司马子如又寇潼关，太祖宇文泰“军霸上”，子如见军队防犯部署周密，于是回军自蒲津攻打华州，遭到刺史王罴迎击败退。控制霸上及其附近的要地，是宇文泰政权得以巩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众多的战例说明，霸上的得失直接关系到长安城的安危。南宋程大昌曾透彻地指出霸上的战略意义：“若夫霸上者，东距潼关，北望蒲关，又皆代郡、太原可犯雍之路也。”所以，霸上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是必然的。

自灞上名称出现以来,发生在灞上的往事以及与灞上有关的人物史书中记载很多，历代很多迎来饯别多在灞上，史书记载也屡见不鲜。

战国时期，诸侯群起争霸天下。秦王派大将王翦率六十万的兵力从咸阳出发讨伐南方的楚国，“始皇自送至灞上”。

西汉十一年，黥布反。高祖亲自率军平叛，“将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霸上”。汉高祖驾崩后，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囚禁戚夫人，并想诛杀戚夫人子赵王如意。召见使者三反，赵相周昌不让赵王去。后吕后将赵相周昌先征至长安，又派人复召赵王。惠帝慈仁，知道其母后想杀赵王，为了保护赵王安全，他“自迎赵王霸上，入宫，挟与起居饮食。”数月后，太后伺赵王一人独居的机会，最终使人毒死赵王。

《晋书》还记载了在霸上送别的事。前秦王符坚任命其弟符融为镇东将军,从长安出发时,符坚“于霸东，奏乐赋诗”为其弟送别。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霸上”送别幼子。

东晋时佛教较为兴盛。在蒲阪，古老所谓的阿育王寺庙处忽见有光明，凿求得到佛骨，于是有人将佛骨送入长安，这一消息引起轰动。因霸上是进入长安东边的必经通道，所以，很多虔诚的长安僧尼都到霸上迎观佛骨。

在霸上迎往送别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还很盛行。开皇四年，隋文帝在二月乙巳，饯梁主萧岿于霸上。隋朝的樊子盖无论是军功还是在政绩上都颇受高祖的宠信。“十八年，入朝，奏岭南地图，赐以良马杂物，加统四州，令还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饯于霸上”。

唐肃宗乾元元年，上皇李隆基从华清宫返回长安，肃宗曾到霸上亲迎。还有唐末，黄巢由潼关入长安时，唐金吾大将军张直率文武官员数十人在霸上迎接，起义军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城，市民夹道聚观。朱温归长安时，黄巢也是“亲劳于霸上”迎接他。

五代以后，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国都也随着东移，长安逐渐失去了原先重要的政治中心地位，其交通枢纽要地的地位也随之下降。往昔具有战略意义的灞上也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交叉路口，在历史中逐渐湮没无闻了。但弄清灞上地理位置和它曾经在历史时期上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