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反应战略是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军事战略。美国通过军事力量多样化来应付常规战争、特种战争、有限战争和核大战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战争。为此，美国总统肯尼迪主张加强核武器，增强常规兵力，扩充陆军。同时认为常规力量是“剑”，核力量是“盾”。肯尼迪以苏联和中国为假设敌国，准备在欧洲和亚洲打两个大战，而在其他的地方打半个战争，即小规模战争，称“两个半战争”。美国的军事力量以这个战略思想为指导，进行军事准备。

由于核垄断地位的丧失，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对美国造成“瘫痪性影响”。1961年肯尼迪政府上台后制定“灵活反应战略”，抛弃大规模报复战略中片面依赖核武器的观念，规定应当建立多样化的军事力量，即在发展核武器和导弹的同时，加强常规兵力，增加在常规战争中使用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扩充陆军，以便能打各种类型的战争，包括常规战争、核战争、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它以常规战争作为到处挥舞的“剑”，以核力量为“盾”，打算以足够的非核部队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同苏联和中国打两场大战，并在其他地方对付规模不大的、称为“半个战争”的紧急情况。这就是所谓的“两个半战争”。为了修改灵活反应战略，1965年约翰逊政府提出“逐步升级战略”，它是灵活反应战略的具体化。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宣告灵活反应战略以及逐步升级战略的破产。

（1）在继续保持对西欧控制的同时，强调美国与西欧盟国的平等伙伴关系，要求西欧各国扩充常规力量。参加美国握有决定权的多边核力量计划。

（2）对第三世界“恩威并施”，一方面继续打代理人战争或直接出兵，另一方面尽力施展和平的伎俩，例如组织“和平队”派往发展中国家，提倡“把粮食用与和平”，在非洲搞“攀亲戚”活动，在拉美组织“争取进步联盟”，以取信于发展中国家。

经过20世纪70年代十年间的追赶，至里根上台时，苏联的战略核力量与战区核力量获得全面提升，某些领域甚至超过美国。在全球的争夺上也出现了苏攻美守的不利于美国的态势。“从1975年至1980年，苏联每年都在控制一个不同的国家”。里根一上台就提出了“重振经济”与“重振美国军事力量”的两大任务。而重建军事力量的核心就是以“新灵活反应战略”取代70年代的“现实威慑战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称，肯尼迪政府制定的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结合起来提高核威慑效果的灵活反应战略是美国核战略的基础，但是由于苏联威胁势力的发展，该战略也应该发展。温伯格指出，美国必须拥有足够强大而灵活的力量，对危及美国全球利益的最严重的危险信号做出有效的反应；如果美国有能力向苏联表明，他们所发动的任何常规的侵略都将招致无法接受的后果，则侵略将永远无法发生；如果威慑失败，美国将选择最低水平的暴力和避免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来结束冲突，并且重新建立威慑力量；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有意地去打一场有限的核战争，或者在此任何情况下美国都打一场核战争。里根政府提出了有效核威慑的四项原则：生存性、可信性、明确性、安全性。里根政府的核战略虽然也称“灵活反应”，但已与肯尼迪时期的“灵活反应战略”大相径庭。惟一保留的“灵活反应”痕迹恐怕仅此一点：把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结合起来以提高威慑的效果。

“新灵活反应战略”在坚持核威慑的同时，强调要做好打各种核战争的准备。如前所述，里根政府不存在有意地发动一场核战争的计划，但是“新灵活反应战略”显然是将核战略建立与于实战能力基础之上。因为实战能力是有效被摄的基础，“当我们致力于保持威慑力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考虑和计划如何对付可能出现的威慑失败……必须在使用我们的力量和选择何种办法做出反应上具有灵活性”；一旦威慑失败，“以战斗来恢复有利条件下的和平”。基于上述原则，里根政府的核战略从“确保摧毁”向“确保生存”方向转变，既重视加速发展战略进攻性武器，也极力通过“战略防御倡议”发展导弹防御力量。美国还提出了一个立足于实战的核威慑和常规威慑结合在一起的“多层次威慑”的新概念——在威慑力量的构成上，不仅包括核力量，而且包括各种常规力量；在威慑手段的运用上，首先，以前沿部署和快速部署的常规兵力来对付可能的升级；最后，再以强大的报复力量来遏制战争的扩大。里根政府改变了美国以往的控制和裁减核军备谈判上急于达成协议的做法，坚持强硬政策。首先，坚持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反对无原则的忍让；其次，将“战略防御倡议”计划视为美国谋求核优势地位的基础，在此问题上不做任何退让；第三，在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中程核武器方面，谋求达成向下削减的、均衡的和可核查的军备控制协议。

老布什执政期间，基本沿袭了里根时期的核战略原则。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核战略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调整期。颇受争议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尚未全面展开，既被束之高阁。但是该计划的某些战略理念与技术设计却被美国随后的领导人承袭下来，成为“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的源头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