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是夫妻关系。

燕妮·冯·威斯特法伦出生于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她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法伦是一个商人，后来成了普鲁士政府一名枢密顾问官，负责萨尔茨韦德尔和特里尔。她不仅是曾经的“特里尔舞会皇后”，而且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学攻读法的一年级学生马克思，回特里尔向自己热恋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岁的马克思约定了终身。按照当时的习俗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贵族出生、年华似锦的燕妮，被公认为是特里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皇后”，许多英俊贵族青年为之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无疑问，可以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但是她却蔑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传统观念，瞒着父母把自己许配给一个市民阶级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预计和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

1836年10月，马克思从离家不远的波恩大学转赴离家遥远的柏林大学读书，这意味着他们之间要互相忠诚等待一段相当漫长的时间。1841年4月15日，马克思提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到特里尔，就赶忙去他最心爱人的家，把博士论文亲手送到燕妮的父亲的手里。燕妮和马克思在多年分离之后，本来打算立即结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能作为维持生计的基础，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结婚的念头，继续等待。从1842年4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1842年10月，《莱茵报》的股东们委任马克思为编辑，1843年3月，马克思被迫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接着又与阿尔诺德·卢格磋商了关于共同从事著作出版的计划。此后即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罗茨纳赫（燕妮在她父亲于1842年3月去世后就和母亲迁居这个地方），与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于1814年的出身德国贵族（男爵）家庭的燕妮·冯·威斯特法伦结婚。从他们私自约定终身到结合，燕妮等待了漫长的七个年头。在这七年中，她除了曾与未婚夫马克思有过少数的几次相聚之外，就只能从远处用自己的思念和书信陪伴他了。

之后她帮助她的丈夫卡尔抄写手稿，纠正其中的错误并润色。在与卡尔·马克思的婚姻生活中她一共生育了7个孩子，但是只有3个女儿埃莉诺、珍妮和劳拉活了下来。三个女儿也深受父亲的影响，她们分担了马克思的部分工作或者参与到工人运动中。

由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卓越贡献和对地主、资产阶级无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动势力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困难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1850年3月底，随马克思一起流亡伦敦的燕妮写信给好朋友约瑟夫·魏德迈时，描绘了她当时的生活情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都经常疼得厉害，但还是自己给自己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的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孩子的摇篮以及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我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

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三个女儿（即长女珍妮·马克思，次女劳拉·马克思，三女儿艾琳娜·马克思）长大成人〔当时多亏了海伦·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忠实的助手，那就很难设想她和她的孩子们后来怎样过下去〕。

在她的整个婚姻生活中，她一直承受着家庭贫困的境地。沉重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到她的身上，直到1867年资本论系列第一本出版以后，家庭财政状况才有所改善。

在这种境况下，燕妮还是深深地爱着马克思。她除了母亲和主妇的责任，除了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还担负起了许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书，马克思的几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难辨认的——在送到印刷厂或出版社去以前，总得由她誊写清楚。

马克思与燕妮的黄昏之恋更加强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惊人的克制能力，忍受着极大的疼痛。在这胆战心惊的岁月，马克思照料妻子，不离左右为了要让她快活些，马克思于1881年7、8月间，陪着她到法国去看了大女儿和几个外孙。1881年秋天，由于焦急和失眠，体力消耗过度，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险，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们的小女儿在谈到双亲暮年生活的时候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已经走得动，能到母亲房间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轻人，好似一对正在开始共同生活的热恋着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个病魔缠身的老翁和一个弥留的老妇，不像是即将永别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长眠不醒了。这是马克思从未经受过的最大打击。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说：“摩尔（马克思的别名）也死了。”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接受医生的劝告，到气候温和的地方去休养。可是不论到哪儿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写信给最知己朋友说：“顺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对伤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认我时刻在怀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那就是我在骗人。”

燕妮·马克思对卡尔·马克思的作品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她戏称自己是马克思的“秘书”。她不仅为马克思抄写和影印了手稿，期间，她还与马克思一起讨论他的文章。燕妮·马克思在社会运动中也有她自己的角色，在英国伦敦生活期间她也不断地通过德文报纸发表政治文章和论文。

马克思写给妻子的一封信

我心中的爱人：

我又给你写信了，因为我现在独自一人，而且我总是感到很难过，经常在心里和你交谈，但你一点也不知道，既听不到也不能回答我。虽然你的照片照得不太好，但对我却极有用，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阴郁的圣母”——最丑陋的圣母像，也能有狂热的崇拜者，甚至比一些优美的像拥有更多的崇拜者。无论怎样，这些阴郁的圣母像中，没有一张像你这张照片那样被吻过这么多次，被这样深情地看过并受到如此的崇拜。照片上的你即使不显得阴郁，至少也是郁闷的，它决不能反映你那可爱、迷人、甜蜜的让人想亲吻的脸。但我把相片挪了挪位，让阳光更好地照到它上面，使相片上的你看起来更好看一些，并且我发现我的视力虽然被灯光和烟草损坏，但我仍能在梦中，甚至在醒着的时候描绘你的模样。你好像真的在我面前，我把你抱到我的膝盖上，说着：“我爱你，夫人”事实上我对你的爱胜过奥塞罗一生付出的爱情。撒谎和空虚的世界对人的看法也是虚伪而表面的。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戏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感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和管理”，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然后在这幅讽刺画下注明：“看看这幅画，再看看那幅”。但是这些坏蛋是笨蛋，而且将永远是笨蛋。

暂时的别离是有益的，因为经常接触会使生活变单调，使事物间的差别逐渐消失。过分接近会让高塔显得低矮，而我们和日常生活琐事接触太密切，琐事就会过度膨胀。细小的、让人不舒服并诉诸感情的习惯，只要它的直接对象在视野中消失，它也就不再存在。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而表现为日常的习惯，在距离的魔力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被空间分隔，即使仅仅是在我的梦里，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你一不在我身边，我对你的爱情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仿佛巨人一般，聚集了我全副精神和全部感情。我又一次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热情。现代的教养和教育带给我们的复杂性，以及使我们对一切主客观印象都不相信的怀疑主义，只能使我们变得渺小、孱弱、牢骚不断。然而爱情，不是对费尔巴哈那类型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尊敬，不是对无产阶级的热爱，而是对值得爱的事物尤其是对你的爱，使一个人重新成为真正的人。

我亲爱的，你会微笑，会问：为什么我突然变得这么花言巧语不过，如果我能把你那温柔而纯洁的心紧贴在自己的心上，我就会默默无言，不作一声。我不能以唇吻你，只能求助于文字，以文字来传达亲吻。

诚然，世间有许多女子，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张脸，上面的五官，甚至每一条皱纹，都能引起我生命中最强烈最美好的回忆甚至我无限的悲痛，我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你的笑容中看到，当我吻你那甜美的面庞时，我就能克制这种悲痛。“埋在她的臂膀里，因她的亲吻而苏醒”。

再见了，我亲爱的，千万次地吻你和孩子们。

你的，

卡尔

（此信写于1856年夏。当时，燕妮因去探望病重的母亲，暂时与马克思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