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李顺起义是中国北宋前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初，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许多农民沦为客户（包括旁户），缴纳重赋，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宋太宗即位后，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淳化二年（991年），任诱为首的义军攻打昌州（今重庆荣昌）、合州（今重庆合川）。淳化三年（992年），荣州（今四川荣县）、戎州（今四川宜宾）、资州（今四川资中）、富顺相继爆发农民起义。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但自唐末五代以来，一直为封建割据势力所把持。这里曾建立过前蜀、后蜀等割据政权，这些封建割据势力对人民极尽搜刮掠夺之能事。四川盆地，地处祖国西南部，峻岭环抱，关隘林立．地势险阻。唐末黄巢大起义转战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却没有扫荡到四川，因此这里的豪强大地主一直没有受到大规模农民武装暴力的打击，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

当年黄巢起义军逼近长安时，唐僖宗曾率领大批世族官僚逃窜到四川。五代时，唐朝的“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直到宋初，这个地区还保留着唐以前那种比较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兼并比中原地区更为突出，世族豪强地主疯狂地兼并土地，占有大批“旁户”，供他们进行残酷野蛮的役使和剥削，“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为奴隶，家或数十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

这种“旁户”即“佃户”，世代被固定在地主的土地上，像奴隶一样被役使，对地主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性。他们除了要向豪族地主交纳地租，还要承担官府的各种沉重的赋税徭役。旁户实际上是地位低下的依附农民。当时这种旁户数目占全区总户70%以上，有的边远地区达到百分之80%到90%。许多世家豪族往往拥有多达数千户以上的旁户。由于旁户所受的剥削较其他地区更加严酷，生活更加穷苦，因此他们要求推翻地主的压迫和统治也就更加强烈。

此外，宋灭后蜀以后，曾纵兵大肆掳掠。也给四川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宋王朝把后蜀府库里存放的金、银、珠宝、铜币之类的“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运往京城开封，号称“日进纲”。为此，强征了大量民夫，水陆兼运，化了十几年的时间才运完，这就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四川成都一带，人多地少，农民“协稼不足以给”多兼营纺织、采茶等副业。

北宋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个体农民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释贱贩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这就使得越来越贫困的农民不断丧失家业田产，许多小商贩被迫失业，农民的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广大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农民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终于奋起反抗，发动了武装起义。

王小波，青城县（今四川都江堰市）味江人，于淳化四年二月，发动起义，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旁户纷纷参加起义，很快攻克青城县，然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州）所属各县。接着，直插彭山，惩杀了贪暴恣横的县令齐元振，众至一万余人。此后，转战于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州）。十二月，起义军在蜀州江原县（今四川崇州江源乡）与官军激战，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张玘招架不了，就放起冷箭来。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宋军，把凶恶的张玘杀了。起义的队伍进占了江原，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死去。

王小波的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起义军接连攻克蜀州、邛州，队伍扩大到数万人，并趁机攻克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和双流、新津、温江、郫县、彭州、汉州（今四川广汉），对成都形成包围之势。淳化五年（994年）正月，起义军猛攻成都，大败官军，郭载等逃走，卢斌退回梓州。十六日，攻克成都府，队伍发展至数十万人。

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应运。起义军都刺上“应运雄军”四字。此时，义军已扩充至数十万，分兵攻下四川许多州县，东至巫峡，北抵剑门，南至嘉州（今四川乐山）。

宋太宗急令心腹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进行镇压，并一再下诏招抚，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四月，王继恩军破剑州、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今四川阆中）、巴州（今四川巴中）；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攻战于涪江流域。王继恩率军猛攻成都。十多万起义军撄城拒守，展开激战。五月六日，成都失陷，义军三万人被杀，李顺于城破时被杀害（一说李顺撤出成都，辗转到广州，三十年后，在广州遇害）。宋军之后又在夔州击败义军，义军两万人被杀。

成都失陷后，起义军仍在各地战斗，余部在大蜀将张余领导下，沿长江而下，向川南、川东进军，连克嘉州、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渝州（今重庆）、涪州（今重庆涪陵）、忠州（今重庆忠县）、万州、开州，发展到10万余人，声势仍然很大。至道二年（995年）二月，义军作战失利，张余在嘉州被俘牺牲，起义失败。至道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州，不久亦告失败。

大蜀政权之所以坚持半年就遭到失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顺在军事战略上犯了错误。他集中主力攻打梓州（今四川三台）、眉州（今四川眉山），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而没有派重兵去攻打四川的北部门户——剑门。淳化五年（994），义军攻克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后，北攻剑门被宋成都监军宿翰、剑门都监上官正击败后，就未再集中兵力继续攻打剑门。

结果不但坐失消灭敌人的良机，而且使宋军顺利越过剑门闯入四川。宋初的中央禁军还是有战斗力的，他们用分兵包围、各个击破的办法消灭了各地义军，最后包围了成都，使成都陷入孤立无援之地，导致了起义军的失败。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从公元993年青城起义到公元995年张余嘉州被俘殉难。前后持续了2年多，队伍达到几十万人，几乎占领了整个四川。在两年多的岁月里，它把北宋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打得土崩瓦解，震动了朝廷。虽然时间不长，范围不广，怛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更为明显的标志。

这次起义猛烈地扫荡了四川地区的世族豪强势力，扫除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这次急风暴雨的冲击，四川地区世族地主或转死于沟壑，或暴骨于郊野，或被镇压，或被驱逐．或成为农民的阶下囚。起义军杀掉大批贪官污吏和世族豪强，使他们在许多城市里的住宅与收藏财产的“地窖”悉被荡平。“害物赎货辈，皆为白刃铄，瓦砾积台榭，荆棘迷城郭”，世族地主的残余势力受到了有力的打击与清除。

作为起义军主力的旁户，在起义中大都挣脱了人身隶属关系的锁链，获得了人身自由。起义被镇压后。他们成为一般佃户或“浮客”。与过去相比，他们虽依然遭受地主的压榨，人身依附关系毕竟松弛多了，社会地位毕竟提高了一些，有较多的时间和自由来独立经营自己的小农经济。自耕农的数量相应地增加了。特别是一部分旁户和城镇贫民，在起义军实施“均贫富”的过程中。分得一些“财帛”、“车马”、“屋宇”和“粮食”。多少改善了一些生活条件。这些对促进川峡地区生产关系的变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这次起义完成了黄巢起义军在四川没有触及到而遗留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黄巢大起义的继续与发展。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1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发展到一个历史新阶段的重要标专。平均主义是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唐以前的农民战争中，平均主义思想已露端如赤眉军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的要求，黄巾农民起义要求建立“黄天太平”的理想社会，汉中张鲁权对“太平”的理想进行的一些初步实践，都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农民战争中的反映，但还不明显，处于朦胧状态。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自称“天外平均大将军”。

黄巢自号“冲天太保平均大将军”，要求实行赋役负担上的“平均”，是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次较明显的表现。这次起义则首次明确提出“均贫富”的口号，更加鲜明具体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思想。这个口号虽然表述得很简单，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均贫富”的口号如此鲜明地被写上农民战争的旗帜，把农民的斗争目标明确地概括为反对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一大飞跃，表明农民不仅仅要求维持生存，而且明确要求平均财产，反对封建剥削。

这一纲领口号的提出，固然凝结着以往农民革命的经验，表现出王小波个人的卓识高见，但重要的是它植根于宋代的经济条件之中，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如前所说，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宋，大地主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得到迅速发展，租佃制普遍推行，地主阶级主要采取出租土地、征收地租的方式剥削农民，农民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随着地主土地私建剥削和租佃关系的发展，土地兼并剧烈展开，封建剥削日益深重，社会财产不均与贫富悬殊的现象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明显、更加表面化。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从不明显发展到明显。“均贫富”的口号，就是宋代经济关系在农民起义中的反映。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1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这个“均贫富”的口号虽还没有直接触及到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问题，但它已经在财产上提出要求，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不平等的封建分配制度。它表明中国古代的农民阶级，在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总目标下，由前期的反对人身奴役，发展到后期的反对财产不均了。这是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北宋初年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均贫富”的战斗口号，它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