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丝洛娃，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中的角色之一。

玛丝洛娃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中的女主人公。她原本是个善良、淳朴、天真无邪的少女，自从被庄园女主人的侄子聂赫留朵夫蹂躏和抛弃后，流落为妓女，又不幸被诬告为毒害人的凶手，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出庭审判，深受良心谴责，因此为她奔走申冤，并请求同她结婚，以赎回自己的罪过。上诉失败后，聂赫留朵夫陪她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的行为感动了玛丝洛娃，使玛丝洛娃重新爱他。但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和地位，玛丝洛娃最终没有和聂赫留朵夫结婚而同政治犯西蒙松结为伉俪。

下面是她从监狱中出庭受审时的肖像描写。

“一个小小的、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贴身穿一套白色的布衣布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囚大衣，活泼地走出来，站在看守的身旁。她脚上穿着布袜和囚鞋。她头上扎着头巾，明明故意地让一两咎头发从头巾里面溜出来，披在额头。这女人的面色显出长久受着监禁的人的那种苍白，叫人联想到地窖里储藏着的番薯所发的芽。她那短而宽的手，和大意的宽松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种颜色。两只眼睛又黑又亮，虽然浮肿，却仍然放光（其中有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睨），跟她那惨白的脸儿恰好成了有力的对照。”

据说这段描写作者曾反复修改过二十几次。从这副玛丝洛娃的肖像看，那“仍旧放光”的眼睛，依然保存着夕日玛丝洛娃的纯真；而那苍白的面色，以及故意让它溜出来的“一两咎头发”，便显出她长期受侮辱迫害和堕落过的痕迹；还有那只非常有生气而带点斜睨的眼睛，则隐含着她对社会的不满和蔑视。这样写，既符合她过去的经历，又表现了她现时的身份；不但使读者如见其人，而且还可通过她的外表，窥见她的灵魂。

作品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批判了整个官僚机构及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揭露了官方教会的虚伪和欺骗性，表达了农民的抗议和革命要求。玛丝洛娃的形象正反映了宗法制农民的弱点。

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之间的关系是复杂深刻的：年轻时彼此纯洁真挚地爱过；曾几何时，一个残酷地抛弃，另一个悲惨地毁灭；十年后重逢，聂赫留朵夫基于赎罪的想法向玛丝洛娃求婚，玛丝洛娃多次予以拒绝。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次次的拒绝，细致地刻画了玛丝洛娃所遭受的精神创痛。每一次拒绝都有新的内容，每一次拒绝都引起玛丝洛娃灵魂的颤悸，并有力地影响着她精神复活的过程。

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视玛丝洛娃，她这时候还处于深深的堕落之中。见到了聂赫留朵夫这个毁了她的人，她不痛骂，不拼命，连最起码的谴责都没有。令人惊讶的是她还向聂赫留朵夫讨了十卢布钞票。但聂赫留朵夫的第一次探监仍然有效，他的出现使玛丝洛娃震惊，使她想起她从不回想的往事，诸如聂赫留朵夫为她打开的那个“充满感情和理想的新奇天地”，聂赫留朵夫难以理解的残酷，她遭受的接二连三的屈辱和苦难，使她觉得把坐在她面前的聂赫留朵夫同她“一度爱过的那个青年”联系起来太痛苦了。惟其痛苦，才说明她没有死一般的麻木，也就有疗治的可能。

第二次狱中会面，聂赫留朵夫认真严肃地提出要赎罪，要同她结婚，玛丝洛娃仍然感到痛苦，但这次的痛苦既有内心人的起码尊严被激起的强烈隐痛，也有愤怒、责骂等激烈的外在表现形式。聂赫留朵夫的结婚建议把她从麻木不仁的状态中唤醒了过来。

聂赫留朵夫从乡下回城后，带着旧时的合家照片去看已在监狱的医院里当护士助理的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发现玛丝洛娃拘谨羞怯的表情、快乐得意的神采和轻盈的步履，意识到玛丝洛娃心中爱情的欢乐。这是玛丝洛娃复活的开始。

聂赫留朵夫多次探视玛丝洛娃，乐此不疲为她的冤案奔走，表明了他悔改的诚意，同她结婚的决心的坚定。玛丝洛娃终于感动了，她宽恕了他，并重新爱上了他。而拒绝聂赫留朵夫的结婚建议，那是她主动作出的牺牲，她引以为豪。在她看来，“同他结婚，他会遭到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接受他的牺牲”。这时的玛丝洛娃所达到的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境界，标志着她在复活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托尔斯泰强调指出，玛丝洛娃即便达到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境界，也仍然没能给自己带来真正的精神复活，因为她的命运这时还受聂赫留朵夫的操纵，因为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做人的尊严，才能算实现了精神复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玛丝洛娃应该感谢聂赫留朵夫，正是聂赫留朵夫的真诚帮助，她才得以和政治犯——流放的革命者在一起，并且她和聂赫留朵夫对于流放的革命者的态度形成了一种鲜明而强烈的对比，让不断走向精神复活的玛丝洛娃感到他的相形见绌。

玛丝洛娃和革命者，特别是和其中的谢基尼娜接近以后，天然地倾向这批革命者：她敏锐地感到他们是为了像她这样的受苦人而自我献身的，顿时产生了找到真正归宿的感觉；这里的人们是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互相尊重的，她完全独立地生活在他们中间。而聂赫留朵夫全力解救她，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令她既宽恕他，爱他，但又害怕同他结合会破坏他的生活。带着这种心理和聂赫留朵夫在一起，玛丝洛娃的命运岂能不受聂赫留朵夫的操纵？

玛丝洛娃一旦思想、感情甚至人格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回过头来总结她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史，怎样面向未来就完全明智了。她逐渐明白了她和聂赫留朵夫之间要恢复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已不再可能，哪怕他们过去有过纯洁而美好的初恋。革命者跟聂赫留朵夫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伤了他的感情，聪明的玛丝洛娃不会看不出，也不会不懂她倾向革命者将会给聂赫留朵夫带来多少苦恼和委屈。但如今她听从的是自己内心的呼声。她已经在真正地选择自己的命运了。革命者西蒙松向玛丝洛娃表示了爱情，玛丝洛娃发现这爱情跟聂赫留朵夫的有区别：后者只有抽象的道德，而前者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因为喜欢她、欣赏她。当聂赫留朵夫把减刑的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建议她考虑一下今后的生活时，她果断地回答：西蒙松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最终拒绝了聂赫留朵夫。

聂赫留朵夫这时才彻底看到了玛丝洛娃全部心灵的美，明白她的爱情，她对他的关注。玛丝洛娃在他的心目中复活了。如果说十年前的卡秋莎是以纯洁、天真、美丽吸引着聂赫留朵夫的话，那么眼前的玛丝洛娃则是由于深沉的感情、执著的献身精神和严肃的生活态度，使他从道义、忏悔的外衣下榨出“小”字来。而对于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的结婚建议一次次地积累着她的精神复活的量变，而精神复活的质的飞跃则是在火车上与流放的革命者相处朝夕的日子里完成的。

玛丝洛娃的精神复活既有上文论及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的可能性。

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纯洁美丽的姑娘。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赶出贵族之家，历尽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滚，最后跌落至火坑，过了若干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难还没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押上了审判台。

玛丝洛娃始终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厚道。即使在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还是时时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她看到孩子饥饿的目光，自己不能坦然进食。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有过纯洁的爱情，到后来玛丝洛娃遭到抛弃，吃尽苦头，但玛丝洛娃无论多么恨他，不愿意回忆他，还是在心里承认他是她所认识的人中间最好的一个。一旦发现聂赫留朵夫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他日后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

当她作为女犯被士兵押往法庭时，她对路人的轻蔑目光满不在乎，可是一个卖煤的乡下人走到她身边，画了个十字，送给她一个卢布时，她却脸红了，低下头来。这个羞涩的表情像一道电光，虽然微弱，却洞照了她的灵魂，豁露了她的纯洁，同时这也是一处伏笔，预示着女主人公精神上必将复活。

前文说过，玛丝洛娃善良的天性使她天然地倾向革命者。正是接受了革命者的影响和教育，玛丝洛娃对她与聂赫留朵夫之间的关系才有了正确而深刻的认识，才能对这种源远流长而又迫在眉睫的关系作出正确而坚定的了断。试想，假如玛丝洛娃同意了聂赫留朵夫的结婚建议，两人捐弃前嫌，破镜重圆，那么她就永远摆脱不了聂赫留朵夫的控制和操纵，永远成为聂赫留朵夫的附庸，非但精神和人格的复活永远遥不可及，相反，她将遭遇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可悲下场。

玛丝洛娃的人生之路历经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曲折，但她人性的朴素淳厚、善良崇高却从来都是肯定的，不变的。一如拂去历史的尘埃，便能觅见真金的流光溢彩。如果玛丝洛娃自身没有这种人性的美点、闪光点，那么任何外在的条件，诸如聂赫留朵夫的激活，革命者的影响和教育，都不可能实质性地帮助和促使她实现精神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九年开始写《复活》。这时他的世界观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已经由贵族地主立场转变到农民立场。

构思《复活》伊始，托尔斯泰定位在把男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奉行“道德的自我完善”和主张“全人类的爱”的人物。托尔斯泰按照他的构思意图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但创作过程并不顺利，到一八九五年，已经写了六年，手头已有了三份草稿，托尔斯泰对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却感到很不满意，并且觉得难以写下去。他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拿起《复活》，我以为这全都很糟，重点没放在应该写的地方。……我想抛开它。如果写，就从头开始。”很显然，托尔斯泰在六年的接触现实、了解情况和认真进行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过程中，已觉察到原来那个构思意图是有问题的，因此处于一个苦恼的阶段。这实际上是他思想观点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一封这一时期他写给契尔特柯夫的信中，他说：“新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还没动手，没气力写。但思想在头脑里翻腾，我觉得这些思想愈是认真，我就愈不强迫自己去写。我要写的，是我觉得值得一写的东西。”这些“思想”到底是什么？托尔斯泰不久就以明确的话言把它表达了出来，写在他一八九五年十一月五日和几天以后的日记中：

“刚才去散步时，清楚地了解到《复活》写不好的原因。……必须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该写的对象，是肯定的东西。而其他则是影子，是否定的东西。……应该从她写起，我想就开始写。……”

“这两天写了一点新的复活。想起我从前从他写起，就觉得羞愧。……”

把握住这一个新的思想，了解到要写人民，要写卡秋莎，要以卡秋莎为主，而不能以聂赫留朵夫为主，这是《复活》创作过程中的一次重大的飞跃。

同时作家的思想也随着他的创作过程在一同向前发展。又过了一年多，一八九七年一月五日，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又出现了他在有关《复活》写作问题上的新的思想认识，他写道：

“开始重读《复活》，读到他决定结婚时，我厌恶地抛开了，全都不真实，虚构，软弱。写坏的东西真难修改，要改就必须：轮番地来描写她和他的感情和生活。她的要写得肯定和严肃，而他的则否定和带嘲笑。”

这个思想的产生，是《复活》创作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又有点可笑缺点的忏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托尔斯泰的这一构思。

《复活》在它创作过程的后期发生了一点重大变化，即作品以描写革命家为主要内容的第三部也终于形成，对玛丝洛娃未来的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到最后不是聂赫留朵夫，而是革命者了。玛丝洛娃倾向这批革命者；在他们的影响和教育下正确认识她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史，并最终拒绝了聂赫留朵夫；决定嫁给革命者西蒙松：这些情节的安排表明托尔斯泰正式在作品中否定了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复活对于玛丝洛娃的精神和人格的复活的影响。一旦挣脱了聂赫留朵夫的道德复活影响的羁绊，玛丝洛娃的精神和人格的复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复活，名副其实的复活。

总之，玛丝洛娃这个来自下层人民的人物能够成为托尔斯泰一部长篇作品的主人公，这是作家世界观转变之后才有的情形。“应该从农民的生活写起，他们是主体，他们是积极的人物”。托尔斯泰在构思《复活》的时候最终这样考虑，因此玛丝洛娃的命运，特别是她的精神和人格的复活才在这部作品中取得了中心的位置。

作为《复活》这部长篇巨著的“华彩乐章”，玛丝洛娃精神复活的描写与刻画，体现了托尔斯泰在艺术上的重大成就，反映了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一大发展，也表明了这位文学巨匠在他的艺术创作劳动中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奋进。面对托尔斯泰和他的《复活》，我们只能发出这样的慨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奸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以后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他思想、宗教伦理和美学探索的总结性作品。它是以一个真实的案件为基础构思而成的小说，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灵净化”过程，同时揭露了沙皇专制官僚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以及教会的丑恶罪行，是最全面、最充分反映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终结作品。小说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刻画入木三分。以托翁晚年炉火纯青的老辣笔法，比其任何其他作品都更为深刻地反映了男性与女性在“灵与肉”之间的痛苦挣扎。这部史诗般的经典著作，被誉为“19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