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夫（1924.05.25~2010.07.14），男，籍贯河北省新城县。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原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原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

田夫，原名许书田。直隶（今河北）新城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新城县区委书记、河北省农林厅秘书。

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市科委副主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科协原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田夫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7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田夫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于2010年7月2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邓楠，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齐让，书记处书记冯长根、程东红，党组成员王可前往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田夫同志生于1924年5月25日，籍贯河北省新城县。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至1990年10月，任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是中国科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田夫同志长期从事科技管理工作，在科技战线工作近半个世纪，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鞠躬尽瘁。他热爱科技事业，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市科技局、清华大学、北京市科协、中国科协等单位担任重要领导职位，致力于我国科技事业和科研管理的理论研究，大力倡导和推动学科交叉与融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科学与文化结缘，特别是在领导科学的研究开发和组织管理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田夫同志对工作执着敬业、精益求精，注重总结规律和吸取经验，具有改革创新精神，尤其重视理论研究与探索。他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科研机关的政治思想工作》、《培养科技干部》、《做攀登科学高峰的尖兵》等十多篇文章，主编有《科学学教程》、《领导与科学》、《科学领导与继续教育》等论著，享有较高学术声誉。

1980年，北京诞生了一家《潜科学》杂志，专门刊登在科学研究中虽不成熟但有创意的学术论文。它的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争议纷纷。杂志陷入困境之时，当时任北京市科协党组书记的田夫发出掷地有声的话：“对四个现代化有利，就应当支持。”多年来，这本杂志发表的论文，多次被国外专业刊物转载。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上，创立“生物全息律”的张颖清教授受到国际学界的好评；而他关于“生物全息律”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无处发表之时被《潜科学》首家刊载的，这使他成为世界全息生物学的创始人。又是这个田夫，被一个叫赵红州的教授在其很有影响的专著《大科学观》的序言中提到：“我要深深地感谢科学‘忠厚的公仆’———田夫同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最及时而有效的帮助。”赵红州教授所进行的“科学家最佳年龄公式”等研究，在世界科学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科学研究的道路寂寞而坎坷，每一种新事物的产生一开始总是不被人们理解，而科学没有创新就不成其为科学，做了多年“科学的公仆”的田夫对此深有体会。当29岁的田夫迈着矫健的步伐踏进中国科学院的大门。科学院对于这个14岁就参加八路军、一直在革命队伍中滚爬摸打、刚刚从中共中央马列学院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是陌生而神秘的。作为中科院的机关党委副书记，从此就要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打交道，虽然他心里有些打鼓，但还是很认真地投入了工作。这一干，他在科技战线上干了40多年领导工作，先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市科协、中国科协留下辛勤耕耘的足迹。“做科学领导工作，要研究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要尊重科学家，向他们学习，帮助他们做好工作，为他们创造条件。”自称是“热心科学事业的老布尔什维克”的田夫心里这么想，也一直这样做。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人类科学知识体系的不断更新，个人的知识结构也必须不断更新，作为科学界领导更要不断地学习，使视线超前。翻开田夫所著的《领导与管理的实践和思考》一书，作者的眼界之宽，知识面之广，观念之新令人叹服，这是他多年学习、思考和实践的结晶。在人们提倡继续教育的今天，田夫特别推崇“领导要继续学习”，他认为领导干部应懂得领导科学，要具有战略的眼光，系统的观念，综合的能力，创新的精神。田夫自己首先身体力行，早在1983年，身为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的田夫创办了中国科协现代管理知识讲师团，对干部进行继续教育。

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之初，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许多问题，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重大问题的研究与解决，无不带有综合性、边缘性和交叉性，无不需要交叉科学的运用。1985年4月，在田夫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一个交叉科学领域的盛会———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盛会，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交叉科学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是提高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田夫和参加交叉科学大会的科研工作者们敏锐地意识到：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离不开管理科学，尽快地提高我们的管理水平，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大问题。他们萌发了创办一所新型的、适应科技发展潮流的科研实体的念头。田夫请示中央，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经过两年多的筹建工作，田夫的梦想变成了现实，新型的科研机构———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终于在1987年7月5日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民办科研机构，办院宗旨非常明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交叉科学与软科学的发展，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的领导、管理经验，努力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科学，为党和政府领导机构的决策科学化服务。”田夫广招天下人才，“借天下人头脑为我所用”。他创办的这个研究院是“小实体，大弹性”，只有几间办公室，20几个专职工作人员，但却拥有各学科专、兼职专家学者2000余人，下设若干个研究所，研究领域横跨30多门学科，实行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一研究课题组，都是随课题的建立而设，随课题的解决而散。它第一次真正突破了我国单一全民所有制科研生产关系，为中国科研体制深入改革闯出一条新路。该院成立伊始，就针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症结问题之一———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困境，专门成立课题研究组，于1990年初，向中央呈交《关于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报告和提议》，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受到有关部门的赏识；海南开放之初，该院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海南，调查研究，写出《海南战略新思考》的研究报告，又引起中央有关部门重视；该院1992年结合对企业案例的研究，针对企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企业软着陆”的建议，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该院和其它合作单位共同发起组织的“金融发展论坛”，被海外报刊和国内经济理论界评价为首都最有社会影响的论坛之一……十几年来，该院的许多研究成果为有关部门和地区领导干部的战略规划和决策工作，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可行的建议，被决策层所采纳，有的已达到国际水准。该院汪培庄教授创立的“模糊落影理论”等成果的运用，使我国第一次跻身于日、美领先的研制新一代计算机的竞争行列；前面提到的产生国际影响的赵红州教授也是该院的成员……正如一位美国著名学者所说：“这里是中国人才荟萃的地方，中国管理科学的希望。”

田夫创办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时已年过花甲，在别人安度晚年的时候他却挥了一次大手笔，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就像许多新事物一样，研究院的创办有很多支持者，也有反对者，作为该院院长的田夫，如一位沉着坚定的船长，驾驶着他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为了这个研究院，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拨乱反正，领导北京市科协的恢复工作

十年动乱中，北京市科协和学会是重灾区。市科协机关工作人员被遣散，三处活动场所被挪作它用。科协和学会被诬蔑为“裴多菲俱乐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广大会员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科协和学会组织被迫停止了活动。

1978年8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决成立中共北京市科协党组，田夫被任命为党组书记。田夫上任之后与科协党组同志一起，首先抓了两件事：一是将打散的学会组织恢复起来，二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田夫亲自拜访科技专家，听取意见。在每周的市科协办公会上，都要检查工作的进度。

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1978年底43个老学会全部恢复了组织活动。此后，一批新的学会相继成立，到他调任中国科协工作时，北京市科协的学会总数已达到80多个。

田夫同志带领市科协机关的同志到通县西集公社去调查研究，一去就是几天，在公社集体宿舍住宿，在公社机关食堂吃饭，白天了解情况，晚上召开农业技术人员和农民座谈会听取意见。他带队深入30多个学会和部分科研单位，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一些中青年科技人员反映，业务上得不到重视，缺乏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和条件，工资低，福利少，存在住房拥挤等实际困难。同时科技人员也提出很多好的建议，如：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参加学术组织和出席学术会议创造更好的条件；建立学科咨询机构；畅通科学进言渠道；建立学位、学衔制度；建立业务考核奖励制度和对压制学术民主的惩罚制度；打破论资排辈大锅饭；真正按劳取酬；改善中年科技工作者的生活工作条件等等。田夫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些建议，并为尽快落实这些建议，做了很多工作。

1982年5月，北京航空学会秘书刘成功同志在座谈会上反映了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健康状况存在的问题。田夫让他们写出书面材料，上报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科技组顾问的于若木同志看到材料后，报送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在北京航空学会的材料上做出重要批示：“关心并解决中年科技知识分子骨干的生活困难，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发挥他们在各条战线上的作用，是关系国家前程的一个大问题，要下决心拿出一笔钱挽救这部分人的身体”.6月，中共中央《情况简报》转发了航空学会的材料。知识分子的健康问题受到全国各级领导的重视。

长期以来，一些严重违反科研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科技界面临学术失范和学风浮躁的严峻挑战。1982年3月，《北京科技报》发表了北京玻璃研究所制订科研人员道德守则的消息。田夫同志认为要抓住这个事情作篇大文章。他多方听取意见，科技专家一致认为，北京科技界应当制定一个共同遵循的守则。1982年4月29日，由北京市科协茅以升主席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人员座谈会。会上讨论并通过了《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和《关于制定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的倡议书》。茅以升等103名科技界知名人士在倡议书上签名。5月26日中国科协向全国各级科协和所属协会转发了《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

冲破阻力，支持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诞生

1980年8月28日，中科院物理所陈春先教授向纪世瀛工程师介绍了考察美国硅谷的情况。两人决心冲出中科院的深宅大院，闯出一条新路，在中关村建起中国的硅谷，形成一个新技术扩散区。纪世瀛与崔文栋、宛振斌、蒋涛等科技人员谈了设想，他们认为科协和学会作为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具有凝聚性和包容性，是实现这个想法的最好平台。北京等离子体学会理事会谈镐生院士和副理事长陈春先教授、潘良儒教授同意成立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的设想。市科协咨询部副部长赵绮秋将这个想法向市科协党组进行了汇报。当时，尚没有在学会组织中成立经济实体的先例。党组书记田夫和副书记孙洪明确表态，“科技咨询和技术扩散工作是新生事物，市科协支持学会在具体作法上积极探索。”在市科协党组的支持下，10月23日，北京第一家科技开发机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在中关村的一个小仓库里诞生了。为此，北京市科协还拨出500元专款给他们作为开办费。

服务部一诞生就面临无端指责和巨大压力。科研单位的领导认为，学会服务部搞咨询发津贴，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与科研单位争任务，搞乱了科研秩序，罪责非同小可，应当立即停办。上级有关部门也要对服务部立案审查。

北京市科协党组认为，服务部的成立是科技为生产服务的好形式，作为新生事物一定要大力支持。对于存在的问题，通过规范和加强管理来解决。田夫同志表态说：“科协坚定地支持你们，始终站在你们一边，我们保护支持你们到底！”为了使服务部健康有序地发展，提出了三点注意事项：1、不与研究所争任务；2、使用单位的成果、器材、场所，要经单位同意并给予补偿费。3、外事活动要上报有关部门审批。

服务部完善了财务制度，实行财务公开。服务部的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工作。每人每月的津贴不超过30元。陈春先等领导分文不拿。市科协根据国务院财务大检查的要求，对服务部的财务进行了检查，没有发现问题，以事实回答了外界对服务部的怀疑。

经过两年半的争论与抗争，终于盼来了中南海的消息。1983年1月8日，方毅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的做法是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胡启立同志批示：“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确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当然还要研究必要的管理办法和制定政策。此事委托科协大力支持……”胡耀邦当天批示：“可请科技领导小组研究出方针政策来。”1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有关陈春先同志事迹的通讯。

为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经过协商由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北京市科协、海淀区科委、海淀区工业公司联合成立“北京市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1983年4月15日，在海淀区标准件厂二楼，北京市第一个民办研究所成立了。

1984年，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裂变。一批追求实业的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一个个民办科技机构应运而生。然后有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有了海淀区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中关村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追根溯源，这一系列巨大的裂变反应起始于当年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服务部的点点火花。

支持科研机制改革，助力谐波传动技术腾飞太空

谐波传动技术是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于50年代末期发明的一种新型机械传动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军事工业、电子工业、机械工业等各个领域。到70年代末期，北京已有十几个单位的科技人员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为了解决人员分散，技术资料缺乏，开展学术交流不便的矛盾，科技人员急需组织一个独立的学术组织。在田夫同志的大力支持下，1978年10月，成立了由李克美为组长的国家第一个谐波传动学组，归口于北京机械工程学会传动分会。

新成立的谐波传动学组，组织分散在各单位的专业人员，进行谐波传动啮合参数计算方法的研究，通过讨论建立数学模型，列出计算公式，编制程序。打破了国外对我国的技术封锁，在1979年取得了初步成果，研究成功我国自主创新的谐波传动设计计算的核心技术。

1979年底，由谐波传动学组发起，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谐波传动学术研讨会。全国从事本专业的专家教授济济一堂，开展交流。促进了我国谐波传动技术创新。

在田夫同志的支持下，谐波传动学组自编教材举办培训班和科普讲座，与清华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合作摄制谐波传动技术教学片和科普电视片，促进了谐波传动技术的推广应用。

成立专业化从事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一直是专业科技人员多年来的愿望。由于受到军队、地方，中央、省市交错的科研体制的束缚，人才流动受到限制。1982年12月29日，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新春茶话会上，田夫同志给李克美写了封推荐信，让她找国防科工委领导，提出由国防科工委成立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的建议。

在国防科工委邹家华副主任、科技部李国枢部长和后勤部杨恬部长等的支持下，1983年9月，集中了一大批从事谐波传动技术研究的骨干力量成立了我国第一个专业化从事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该所成立后，完成了谐波传动国家标准系列的制定。承担的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项目“工业机器人高精度谐波传动减速器系列产品”,分别获得了国防科工委、国家机械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七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奖，为我国谐波传动技术的推广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加速谐波传动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和加速产业化，也由于国防科工委的机构改革，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实行了转制。1993年5月18日，在原北京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所的基础上科技人员自筹资金成立了北京市克美谐波传动精密机械公司（简称克美公司），并与中国机械工业技术总公司合资组建了北京中技克美谐波传动有限公司（简称中技克美公司）。是我国第一个专业化从事谐波传动技术开发、设计、研制、生产、销售服务，集贸技工一体的高新技术实业公司。

在邹家华主任、田夫同志等关心支持下，1996年国家计委批准在原机械工业部何光远部长领导下中技克美公司建设“年产1万台套谐波传动减速器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基地）”,并于1998年中技克美公司在顺义空港工业区建成。

同时国家科委又批准中技克美公司为“国家级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项目“高精度谐波传动系列产品”的技术依托单位，以及“国家谐波传动技术研究推广中心”。

中技克美公司全体科技人员发扬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开拓创新、为国争光的精神，研制出世界先进水平的固体润滑谐波传动减速器，应用在含“神舟7号”系列载人飞船太阳能电池阵驱动机构中，以及飞船定位雷达天线驱动机构中，圆满地完成了载人航天飞行任务。

我国科技人员还将谐波传动技术推广应用到气象卫星、通讯卫星、侦察卫星、导航卫星、天链星、空间站等多种型号中，并成为航天飞行器中关键配套部件。

多年来田夫同志一直关心支持科技人员为我国谐波传动技术创新，实现科学地、可持续化地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