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文学，1956年和1957年上半年，文学思想和创作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革。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毛泽东在1956年5月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给潜在于各个领域的强大的变革要求以推动和支持。文学界遂出现了突破僵化教条的、类似于当时苏联文学的那种“解冻”。为后世文学启蒙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桥梁工地上》。当时主持这份杂志编务的副主编秦兆阳在“编者按”和本期“编者的话”中，给予很高评价，说“我们期待这样尖锐提出问题、批评性和讽刺性的”、“像侦察兵一样、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的作品，已经很久了。后来，这份杂志又刊发同一作者的在文学界有更大反响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这一年的9月，《人民文学》还刊登了另一位青年作家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注：小说原稿经秦兆阳作了修改，发表时，篇名也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文革”后王蒙的选集、文集，这一短篇由作者恢复为原篇名。小说修改的具体情况，参见《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这篇作品，在1956年底和次年年初，引发了在《文汇报》、《文艺学习》等报刊上的热烈争论。在此前后，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

《在桥梁工地上》的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他的语言并不是那样富于变化和色彩，形象和情绪的细微捕捉能力，也不是他所擅长。但他善于思考，包含着激情的思考和议论，是推动故事的主要动力。《在桥梁工地上》写到的事情，发生于1955年冬天到1956年秋天。它以记者采访的方式，写黄河桥梁工地上，老干部、桥梁队队长罗立正，与他属下的青年工程师曾刚的冲突。作品赋予罗立正的，是保守、维持现状的思想性格特征。他的工作态度和生活目标，是不遗余力地“领会领导意图”。以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这便与不墨守成规、要求变革的曾刚发生矛盾。这一性质的冲突，到了《本报内部消息》，以更为尖锐、“采取了露骨的公开挑战的态度”(注：李希凡《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实质是什么?》，《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展开。这些作品涉及了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同时暗示了这个新生的社会存在“本质化”、“教条化”的趋向。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述的是关于20世纪现代中国社会的“疏离者”的故事。抱着单纯而真诚信仰的“外来者”林震，来到新的环境，却不能顺利融入，他因此感到困惑。小说的主题、情节模式，与丁玲在延安写的《在医院中》颇为近似。投身革命的青年医生陆萍来到根据地医院，她无法处理想像与事实之间的巨大裂痕，她与周围的人发生摩擦，也有一个异性的知音给予支持，但他们又显得那样势单力薄。当然，比起林震来，陆萍已见过世面，林震对生活的纯净的幻觉，在她那里已有很大程度上的消褪。她的行动更富有挑战性，也更有心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其他的“干预生活”的创作，以富于浪漫激情的青年知识者的叙述人身份，来描述他们所观察到的社会“危机”；在一些作品中，并表达了对于前景不能确定的忧虑，和他们的“英雄”孤立无援的“悲剧”。

细致绵密、也略为感伤的短篇《红豆》(宗璞)，是另一类型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品。也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故事。北平某大学学生江玫和齐虹的爱情，被放置在40年代未动荡的社会背景上。个人的生活道路与“历史”的抉择，被看成是“同构”的；制约着感情命运的主要因素，是对待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因此，主人公在群众运动中改造自己走向革命，也包括对自己脆弱、迷误的感情经历的反省。但小说又包含着更复杂的成份。存在着叙事的内部矛盾。故事是在回忆上展开的，叙述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已成为“党的工作者”的江玫。然而，叙述的“反省”并不彻底。在细致而动情地涉及当事人的爱情经历时，便会或多或少地离开了“批判”的立场，而同情了江玫的那种感情纠葛。因而，投身革命与个人感情生活，在小说中并没有被处理成完全一致。这种叙述上的分裂，当年的批判者就已指出：“作者也曾经想……刻划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江玫经过种种复杂的内心斗争，在党的教育下终于使个人利益服从于革命利益”，“然而，事实上作者并未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一当进入具体的艺术描写，作者的感情就完全被小资产阶级那种哀怨的、狭窄的诉不尽的个人主义感伤支配了”，“作者没有比江玫站得更高”，没有“看到过去江玫的爱情”“是毫不值得留恋和惋惜的”(注：姚文元《文学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和创作倾向》，《人民文学》1957年第11期)。

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全国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需要解放思想，发扬民主，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要内容是“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竞争。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在理论探索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探索，以是对人性人情在文学中的价值和地位的探索。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文艺观念的新探索的指导下，文艺界出现了昙花一现的新气象，出现了一些干预社会现实、描写人情人性的作品。

上述的创作，在1957年夏天之后受到批判，它们的出现，被批评家描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注：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年报》1957年9月17日)。

二十多年后，在变化了的政治和文学的环境中，这些“毒草”转而成了“重放的鲜花”。

注：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这批作品(主要是小说、特写)汇集成册，书名为《重放的鲜花》。将它们重评为“鲜花”，编者在《前言》中有这样的说明：“我们从《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新来的青年人》、《改选》等这些‘干预生活’的作品中，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楝、刘世吾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者，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必须与之作积极的斗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作品里的曾刚、黄佳英、林震等人物身上，汲取到鼓舞意志、奋起斗争的力量。《小巷深处》、《在悬崖上》和《红豆》等写爱情题材的作品，作者是通过写这些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可以看出，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说会有“毒草”与“鲜花”的相反结论，但批评者理论依据和视角，却相当一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而它们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看作是受难而复出的“文化英雄”。

大众百花文学奖由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主办，是为鼓励优秀大众（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文学作品的创作，鼓励优秀外国大众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大众文学奖项。

大众百花文学奖评选工作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精髓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发展方向，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鼓励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坚持导向性、权威性、公正性、群众性，体现时代精神的创作，推出具有深刻思想内容和丰厚审美意蕴的大众文学作品。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国大众文艺事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贡献力量，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大众百花文学奖三年评选一次，凡世界范围内的华人创作、翻译的大众（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和评论等）文学作品，均可参评；

鉴于评选工作所受的语言限制，凡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要求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

已获得过中国作家协会各类文学奖（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的作品不在参评范围以内；

本奖采取推荐与评议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国公开征集。（集体推荐渠道如下：中央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作家协会推荐及为本会理事会员单位的出版社，大专院校和会员推荐）。

大众百花文学奖包括以下各奖项：小说和纪实文学奖，诗歌、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译作品奖和附加的文学新人奖；每届每项奖项的分级和获奖者总数由评委根据参评作品情况确定；若某一奖项没有适宜作品、人选，可以空缺。

大众百花文学奖的评选工作由中国大众文学学会聘请文学界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大众百花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委员一般不超过70岁（特殊情况下聘请的顾问委员除外），“大众百花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系大众百花文学奖终评机构；大众百花文学奖评奖工作按评奖种类分设各奖项评奖委员会承担评奖工作，各奖项的评奖委员会委员人数以均为单数，担任各奖项评奖委员会委员不交叉评奖。每一届评委会成员的组成均有更新，更新名额不少于评委总数的1/2，具体人选由中国大众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会确定后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中国大众文学学会行政秘书部承担大众百花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工作。具体协调各奖项的评奖以及负责评奖结果的发布和颁奖大会的组织工作；各奖项评奖委员会组成后，须认真讨论评选标准，重申评奖纪律，统一思想，以确保评选工作的导向性、权威性与公正性。

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思想和精神；有利于倡导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对于深刻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和历史发展趋势、反映现实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催人奋进、给人鼓舞的优秀作品，应重点关注。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兼顾文学创作者的来源层次，兼顾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要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鼓励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那些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重视作品的社会影响力，各奖项评委会可结合百花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提出其他具体要求，特别强调文学新人奖是奖励以其作品积极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文坛崭露头角、潜质优秀的文学新人，以鼓励他们进一步施展艺术才华，成长为社会主义大众文学事业的中坚，该奖特别关注40周岁以下的青年作者。

参评作品征集。征集工作由评奖办公室进行，评奖办公室应在开评前向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理事会员单位、会员和个报刊社发出作品征集通知，请他们在规定期限内向评奖办公室报送符合评选要求的参评作品；

推荐备选作品。评奖办公室代表中国大众文学学会，聘请文学界具有影响力的若干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组成初选审读组，对推荐作品在广泛阅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筛选，提出适当数量的作品，作为提供给评委会审读备选的作品。经由三名以上评委的联合提名，可在初选审读组推荐的作品以外，增添备选作品；投票产生获奖作品。评委会在认真阅读全部备选作品的基础上，经充分的协商与讨论，最后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获奖作品。投票分两轮进行：第一轮，对候选篇目进行初步筛选；第二轮投票，决定获奖作品。作品获得不少于评委总数的2/3的票数，方可通过；评奖揭晓。评选结果由中国中国大众文学学会统一发布，并隆重召开颁奖大会，向获奖作品的作者颁发奖状（证书）、奖牌，对出版、刊登获奖作品的出版社、报刊社及其责任编辑颁发证书。

为确保评奖的权威性、公正性和群众性，百花文学奖评奖工作实行专家评委提名及大众评委公开投票制度，评委会对获奖作品的评奖活动完全公开、透明；杜绝评选工作中的不正之风，评委会成员及有关工作人员一律不得收受参评者的礼物、出席参评者的宴请，不得进行有可能影响评选结果的不正当交易，一旦发现此种行为，有关评委或评奖工作人员的资格将被取消，有关参评者的参评资格也将予以取消；实行回避制度。评委会成员和参与评奖工作的工作人员若有作品参评，或与参评作家作品有较密切的关系（如系作品的责任编辑、参评作者的亲属），致使可能对作品作出不公正的判断，必须予以回避或作品退出备选篇目，若发现有隐瞒者取消评委和参评人员资格，并不得再参加大众百花文学奖评奖工作。

1956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刊出了刘宾雁的特写(注：在当代中国，“特写”与“报告文学”一般是可以互换的体裁概念。但在这个时期，刘宾雁、耿简等的写作，并不是那种要求写“真人真事”的特写，而是可以概括、虚构的“研究性”特写。这种体裁，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桥梁工地上》。

《红豆》作者：宗璞在此前后，《人民文学》和各地的一些文学刊物，纷纷发表在思想、艺术上的探索性作品，它们或者在取材、主题上具有“新意”，或者提供了新的视点和表达方式。比较重要的有：短篇小说《办公厅主任》(李易)，《田野落霞》、《西苑草》(刘绍棠)，《芦花放白的时候》、《灰色的篷帆》(李准)，《沉默》(何又化，即秦兆阳)，《入党》、《明镜台》(耿龙祥)，《美丽》(丰村)，《红豆》(宗璞)，《改选》(李国文)，《小巷深处》(陆文夫)；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即柳溪)，《马端的堕落》(荔青)；诗《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未公开发表)，《草木篇》(流沙河)，《贾桂香》(邵燕祥)；以及话剧(岳野的《同甘共苦》)、杂文等。

上述作品的绝大部分，都是短篇创作。这是因为，提倡“百花”的这一文学时期，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其间还有过情况不明而令人疑惧的曲折)。从时间、也从作家精神展开的程度，都尚不足以将这种调整，融注进规模较大的作品中。另一个特点是，写作这些作品的，固然有丰村、秦兆阳等“老资格”作家，而主要的还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作者。与40年代初在延安的那些作家(丁玲、王实味、艾青等)想凭藉已确立的声望、影响来重建他们批评生活的权利不同，青年作家拥有的，更多是理想主义的朝气。他们在革命中获得政治信仰和生活理想，也接受了关于理想社会的实现的承诺。但他们逐渐看到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在新的思想形态与社会制度中发现裂痕。他们从前辈作家那里继续了承担“社会责任”的“传统”，并从苏联的同行那里接过“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口号。他们的这些创作，从表面上看，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

2017年12月8日下午，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阿来凭借中篇小说《三只虫草》与散文《士与绅的最后遭逢》同时获得小说奖与散文奖，拿下百花文学奖历史上首个双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