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早在公元8世纪已有呈示。

“皇国史观”的思想因子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一书；至中世，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种神化日本的“神国论”和由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大帝”臆想的“八紘为宇”理论直接推衍出日本海外扩张和侵略的思想因子。所谓“神国论”，实际就是神化天皇、神化日本，延传至近代就形成“尊皇爱国”为主旨的皇道主义，实际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精神资源。再至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成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中提出：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紘为宇”，这标志着日本“皇国史观”指导下的军国主义的“大陆政策”和称霸世界战略的确立。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伏笔千载之古：早在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种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认定天皇统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传至近代，形成以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的“尊皇爱国”论为主旨的皇道主义，而对外侵略扩张则是皇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诠释。　　

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履“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惨败的日本认识到唐朝强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内争频仍，国力孱弱，对外征伐有所收敛。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国）”。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明朝的战争，中国史称“万历朝鲜一役”。此役战败归国的丰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建立江户幕府。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指天主教）“异学”（指西洋文化）入境，幕府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并通过强化军事组织，实现军政一体的“武家统制”，武士居社会强势地位，而武士的本性充满杀伐和武力扩张倾向。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乃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山鹿素行讴歌“忠节”“尚武”的《武教小学》《山鹿语类》，推尊为“武士道的宪法”，被近代日本军人奉为经典。山鹿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贺茂真渊、本居宣长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尤其是“集国学之大成”的本居宣长，将日本古书《古事记》描述的“天照大神”视为实有的帝王，称其“皇国之古道”为最高境界，追求以“神道”为代表的日本文化原始精神，反对儒家思想，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高倡“神国”日本统治世界。本居宣长的弟子平田笃胤反对儒学派崇拜中国，力倡“复古神道”。　　

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江户后期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他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宣称兼并亚洲各邻国、统治全世界是上天赋予日本的使命。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日本奉行丛林法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荫，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荫承袭本居宣长、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之后，幕府被迫放弃锁国政策，先后同美、俄、英、荷等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陷入半殖民地危境，长州藩士吉田松荫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吉田松荫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奉行吉田精神，竭力跻身欧美列强行列，争取瓜分弱国的财富与领土。吉田松荫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与吉田松荫类似的幕末思想家不在少数，如桥本左内力主依强凌弱，于1857年提出“日俄同盟论”，向俄国“乞求和亲”，集聚国力侵略朝鲜、中国。吉田、桥本等人的战略设计，为大久保利通等明治重臣所借鉴，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以中国、朝鲜为日本“利益线”论，伊藤博文逼迫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时宣示的“侵华有理”论，皆师承吉田松荫和桥本左内。福泽谕吉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他力主“脱亚入欧论”，力倡穷兵黩武。对日本的国权和被侵略国的国权，一些重要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取绝对的双重标准，上述福泽谕吉如此，哲学家井上哲次郎亦如此。井上一方面号召日本人为“保全自己所属的国家的独立的体面而竭尽全力”，另一方面认为朝鲜、中国应当拱手交出国权，因为这些国家失去了作为国家的实力与资格。这是赤裸裸地鼓吹“侵朝、侵华有理”论。

从中世的丰臣秀吉，近世的佐藤信渊、吉田松荫，到近代的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已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大陆政策”作了思想铺垫。

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的理论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现代日本一直把井上哲次郎推为学院哲学奠基人，广受尊崇；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很少对福泽、井上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美化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

1894年发生的甲午战争，是日本“皇国史观”与“八紘为宇”战略思想指导下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冒险，日本在此次战争中得到了从未有的巨大的战争利益。甲午战争成为日本“皇国史观”确立的标志，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八紘为宇”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

当时，明治政府的统治者们掀起了一场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他们极力鼓吹日本国是“天神”所生，为“天神”所保佑，大和民族是世上最优秀的神族，理应实现统治世界的“八纮一宇”理想。明治维新以后，在学校历史教育方面不断向国民灌输“皇国史观”。1890年，日本天皇发布《教育敕语》，提倡“尊皇爱国”的伦理。昭和时期，日本军部同右翼势力相勾结，通过鼓吹盲目崇拜天皇，将侵略周边国家的战争说成是“复兴东亚”的“圣战”。日本政府将这套说教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为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方向，为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

1868年，被武家政权压抑而赋闲六百多年的天皇通过“王政复古”再次被推上政治舞台，并迫不及待地发布了一系列树立天皇权威的政令，主旨是宣告重建古代天皇制的祭政一致统治体制。明治政府为切实树立天皇的权威，还在全国进行大规模宣传，以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格和灌输神皇一体的皇国思想。1872年，太政官公告将神话传说中神武天皇即位的日子1月29日（1873年改为2月11日）定为“纪元节”，进一步强化了天皇绝对权威在日本臣民心中的位置。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最终确认了作为国家神道核心的天皇至高无上的地位。

1890年颁布、被视为“教育宪法”的《教育敕语》更强制将忠君爱国（忠于天皇、热爱皇国）作为规范全体日本臣民的行为准则，要求“尔臣民……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所谓“义勇奉公”，据当时的御用学者解释，就是“为国捐躯”。近代以来的天皇制国家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把臣民投入战场，就在于日本学校把学生培养成了毫无独立人格、惟皇命是从、甘愿“义勇奉公”的“机器人”。

为进一步愚弄日本臣民，1869年建立了举行国家神道活动的象征性设施东京招魂社（1879年更名为靖国神社）。此后，凡是为“皇国”捐躯者都祭奉在这里，靖国神社遂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国家的祭坛和鼓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基地。

及至20世纪30年代，有如日本学者村上重良所言：“旨在征服世界的圣战正当化占据了国家神道教义的中心。”在军国主义国家政权的鼓噪之下，日本臣民完全成为国家神道驱使下的精神奴隶和执行战争暴力的机器。

“雄飞海外”、将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其字面义为“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大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1927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就明治维新的性质、日本资本主义性质、天皇制权力的阶级属性、地主土地所有制等展开过各类论战，史称“日本资本主义论争”。通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自我认识不断深化，社会影响也逐渐扩大。1933年左右，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加剧。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取缔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日本政府逐渐强化以“国体论”为支柱的近代天皇制意识形态，在史学领域“皇国史观”呈现碾压其他史学思想之势。

二战时的“皇国史观”将日本的天皇、国土、种族和宗教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并认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人间的“神”，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以天皇的名义统一世界，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举”，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而进行的圣战，并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

日本二战战败投降后，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自我否认了“现世神”的身份。由此，“皇国史观”在日本曾一度衰落。但是时过不久，在右翼势力的鼓噪下，一批旧军人、旧外交官乃至战犯通过撰写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秘录以及发表日记、手记等方式，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历史，他们大肆抨击所谓的“受虐”历史观，说这种历史观使日本人丧失了“自豪感”和“爱国感”，“皇国史观”由此开始死灰复燃。

1947年5月3日实施的《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政教分离：“国家及其机关均不得进行宗教教育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统治日本80年的国家神道体制寿终正寝。加之《日本国宪法》第九条作出放弃战争的保证，日本与各受害国人民达成了一定的和解。

作为制度层面的国家神道体制虽已不复存在，但国家神道意识从来就没有被彻底肃清。战后日本当局并没有对国家神道意识主动反省。“象征天皇制”的保留，更给日本国民一种天皇无罪的错觉，无意中为国家神道的复活保留了空间，留下了注定要恶性膨胀的“癌肿”。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试图重新将靖国神社与日本国家捆绑到一起。到60年代，右翼分子终于忍耐不住，挑起了恢复靖国神社国营化的事端。1962年曾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出任“日本遗族会”会长，抛出旨在恢复靖国神社国营化的文件《靖国神社国家护持纲要》，并要求国会通过。该文件明显违背战后宪法的“政教分离”原则，遭到各界强烈反对。然而，自民党却支持这一违宪的无理要求，自民党内“遗族议员协议会” 甚至成立了“关于靖国神社国家护持小委员会”，提出“尊重靖国神社的历史和本质不变”提案。

1967年“建国纪念日”的规定可以说是具有国家神道死灰复燃象征性质的事件。前述明治时代所规定的“纪元节”，是体现国家神道最核心内容的皇国史观的节日，因而战后被明令取消。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就有诸多右翼团体结成“纪元节奉祝会”，要求恢复“纪元节”。经多年四处活动，终于在1967年由佐藤荣作内阁强行通过，将2月11日定为“建国纪念日”，恢复了曾作为国家神道象征性节日的“纪元节”。由此可见，试图复活国家神道思想的政治势力已经不容忽视。

进入21世纪，留恋战前大日本帝国的“爱国者”势力有增无减，他们不但拒绝反省战争罪行，甚而重温战前的皇国梦。2001年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作为新世纪“爱国者”的先导，已经表露出重建战前神国史观的意向。该书堂而皇之大谈《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统一日本成为初代天皇的故事，以神话传说入史的“曲折叙述”正是要告诉国民，大和朝廷起源于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战前以所谓神武天皇统一日本的公元前660年为日本皇国历史开端的历史教科书。

近来更有一批右翼政要成为公开的“爱国者”，似乎效仿当年颠倒历史的复古神道学家，肆意否认日本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他们把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靖国英灵”看作民族英雄，参拜战前国家神道心脏的靖国神社是他们否认侵略战争的“标准动作”。很明显，他们已经下定决心，宁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国际舆论为敌，也要召回战前日本臣民的“爱国心”。

更有甚者，2013年4月28日在日本主权恢复日纪念仪式上，日本内阁首相及与会者齐声高呼久违近七十年的“天皇陛下万岁”口号，就连在场的明仁天皇也颇显惊愕。人们不得不发问，这是否在引导当代日本民众重温国家神道精神统治下的“大日本帝国的辉煌”。

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借口教科书是民间学者编撰，把歪曲历史的责任推给民间，极力淡化其内容纲要均须交文部科学省审批的程序，多次审议通过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歪曲历史事实的教科书，极力宣扬和美化侵略历史，向日本青少年灌输“皇国史观”。2014年1月17日，文部科学省修改了对教科书中有关近现代史的审定标准，要求在处理时尊重政府见解。新标准将从2014年度初中教科书的审定开始适用。可见，安倍主导的日本政府正在利用审定教科书的权力，间接地促进“皇国史观”的复活，导致不少日本新生代不知或不愿承认日本曾对他国犯下的军国主义侵略及殖民罪行。

可以说，“皇国史观”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蔓延提供了温床。因此，不根除“皇国史观”，日本保守派政要就不会真正正视历史，不会停止倒行逆施、颠倒黑白的错误言行。

“皇国史观”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体现，是日本军国主义动员的精神主脉。日本岛国心理的狭隘民族主义与皇国史观的神国论，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与八紘一宇思想，武士道精神的好战与法西斯主义的残暴疯狂等心态交织一起，疯狂地对外侵略扩张，从此日本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军事侵略的军国主义不归路，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皇国史观”影响下的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把日本整个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也使日本和亚洲人民深受侵略战争毒害，这个历史教训极其深刻而惨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