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治，指的是昌明的政治。明·高明《琵琶记·一门旌奖》：“显文明开盛治，说孝男并义女，玉烛调和归圣主。” 清·钱谦益《苏州府修学记》：“ 成周 盛治，岂复可几於后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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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也在宋仁宗之时达到全盛。 期间仁宗皇帝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能够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历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

清朝的小说无名氏写的《东坡诗话》这样形容仁宗盛治：“宋朝全盛之时，仁宗天子御极之世。这一代君王，恭己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真个是：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这代表了几百年来“仁宗盛治”在民间世人眼中的地位。

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明朝孝宗时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夏辣怀奸挟诈，孤负任使则罢之；吕夷简痛改前非，力图后效则包容之；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气有重望，则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庆历、嘉佑之治号为太平，未闻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明万历文人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

明文学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宋仁宗赵祯（1010－1063）享朝四十二年，为北宋诸帝之冠。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至嘉祐八年（1063年）其死，（宋）已‘承平’近60年。”

明代文学家瞿佑在《归田诗话》中说：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民安俗阜，天下称治。葬昭陵，有题诗道傍者曰：“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明初学者梁寅在《梁石门集》中说：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韩琦、范仲淹之功也；致“庆历之治”者，亦韩、范与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俭爱民，四十二年始终若一，真可谓仁矣。

宋仁宗赵祯生前嘉祐四年（公元1059）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南宋宰相赵鼎也宣称：“至于仁宗，四十余年号极治。”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以复庆历、嘉祐之治，乃国家福也。”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宋宁宗在诏书中则说道：“亲君子，远小人。庆历、元佑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罚、薄税敛，庆历、元佑所以惠天下也。”

“振古无及”、“远过汉唐”、“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当然包括被新中国所尤为歌颂赞美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由于太多太多这里不多例举。后面文章也会有很多涉及。

“振古无及。”“上参唐虞，下轶商周” “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难道这些都是宋人夸大其词？都是宋人的一相情愿的赞美溜须拍马之言？

下面笔者从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军事等等大方面，探讨论述“仁宗盛治”。之所以拿“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与“仁宗盛治”并论，一是因为有个比较、参考，能够显示“仁宗盛治”的高度。二是因为“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被近代尤其是新中国吹嘘过高，而对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各个方面的成就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仁宗盛治”却很少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