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P. Tichenor）、多诺霍（G. Donohue）和奥里恩（C. Olien）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中提出了‘知识沟假设（knowledge-gap hypothesis）’，认为随着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的信息日益增多，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获得媒介知识的速度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类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知识沟假说产生于美国社会对于平等教育机会的呼吁之中。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提出通过大众传播手段改变贫困儿童受教育的条件，《芝麻街》节目是其中一项重要的项目。后来发现该节目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是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产生最好效果的仍然是富裕家庭的儿童，因此它不但没有缩小不平等，反而扩大了差异。

1970年，蒂奇纳、多诺霍和奥里恩等人通过《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距增长》一文提出了知识沟假说。对该假说持相反观点的艾蒂玛等人于1977年提出了“上限效果”假说，认为大众传播带来的是知识沟的缩小。1974年，卡茨着眼于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提出了“信息沟”理论。

蒂奇纳（P.J.Tichenor）的“知识沟”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二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蒂奇纳认为，还有五个因素是造成“知识沟”扩大的原因：

第一，传播技能上的差异。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具有较强的理解能力和较大的阅读量，这有助于他们对公共事务或科学知识的获取。

第二，知识信息储备上的差异。

从先前的大众传媒和正规教育渠道得来的知识越多，这些见多识广的人，对新事物、新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也就越快。

第三，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

“教育通常意味着日常行动圈子较大，参与更多的社会团体，人际交往更多，由此扩大了与他人讨论公共事务话题的机会。”社交活动越活跃，交往的范围越广，获得知识信息就越快、越多。

第四，对信息的选择性接触、接受、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

对信息的选择性接受和记忆，可能是态度与受教育程度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媒介的研究始终发现，人们往往以符号（既有信仰又有价值观）的方式解释记忆信息。也就是说，个人生活的水准、层次与大众传媒的内容越接近，对媒介的接触和利用程度就越高。

第五，发布信息的大众媒介系统性质上的差异。

迄今为止，传播有一定深度的关于公共事务和科学知识的媒介主要是印刷媒介，其受众主要集中于高学历阶层。这与当今的广告不同，科学知识、公共事务和新闻一般重复较少，而重复有利于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对话题的学习与熟悉。

“知识沟”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理论

“知识沟理论”认为，在操作上，“知识沟”假设至少可以用以下两种方式表达：

第一，经过一段时间，文化程度高的人，对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的获取速度，比文化程度低的人快。

第二，在特定的时间里，经媒介大量报道的话题知识获取与教育程度的相关性，比未经大量报道的话题高。

“知识沟理论”认为，当上述五大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起作用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是造成“知识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知沟”也就尤为明显。因此，当大众媒介媒介流量继续增加时，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态度性选择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知沟”也随之加深。

知识沟理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为回应社会上要求教育机会平等的呼声，拍摄了一部电视教育节目《芝麻街》，该节目作为政府学前启蒙项目的一个尝试于1969年播出，目的是为那些家庭贫困儿童提供学前启蒙教育的机会，缩小贫富儿童学前教育的差距，以缓解儿童由家庭经济状况而造成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芝麻街》播出后，对贫富儿童所产生的教育效果都非常良好，但是经过调查后却发现，富裕儿童对节目的收视率要远高于贫困儿童，而其教育效果也要好于贫困儿童。

1970年，蒂奇诺等人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明显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常常是在进入小学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学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贫困的儿童在学前没有钱请家庭教师，没有钱购买启蒙读物，进入小学后，二者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差距。有关研究证明，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面对上述情况，一股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在当时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条件。通过制作儿童启蒙教育的电视系列片，利用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就成为“补充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于是，针对这一目的制作的《塞萨米大街》（又名《芝麻街》）电视系列片应运而生。

然而，在对该系列片播放后的实际效果的研究中发现，在贯彻这个意图方面的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一举措失败了。《塞萨米大街》播出后虽然对贫富儿童都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但总的实际效果却是扩大了贫富儿童之间在学习能力和成绩方面的差距。因为对节目接触和利用最多的还是那些富裕儿童。

这部以缓解受教育条件不平等为目的的电视系列片，播出后的实际效果表明，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将同样的知识或信息传送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角落，人们在接触和利用传媒的机会上并不存在平等与否的问题，然而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并不是如此简单。对此，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为主的“明尼苏达小组”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于1970年在《舆论季刊》上提出了“知沟理论”。

蒂奇纳提出的“知识沟”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揭示出造成“知识沟”的根源在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不同。日本学者儿岛和人认为，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知识沟”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它不仅表现在贫富阶层之间，而且会广泛地表现在性别、年龄、职业、行业、群体、地区、民族、国家以及文化之间。这些或许是蒂奇纳和卡茨曼在分析“知识沟”的原因时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关于艾蒂玛等人所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论，一些学者认为，个人在一段时间内追求某种特定的知识的过程中，这个“上限”可能是存在的。但在一个人一生追求知识的整个过程中，这个“上限”是否存在还是一个问题。如果“认为通过大众传播的‘知识平均化’效果可以消除社会‘知识沟’，实现普遍社会平等的观点是很幼稚的”话，那么，“上限效果”理论正从反面说明了“知识沟”理论的正确性。

为了缩小“知识沟”，有许多学者提了两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从硬件方面，必须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者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区实行价格优惠，以推进硬件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

第二，在“软件”方面，必须提高社会成员的“媒介使用的能力”。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激发他们强烈的欲望，培养他们的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如果他们没有强烈的求知欲望，没有勤奋、持之以恒的意志品质，仅仅把电脑、电视等传媒当成娱乐消遣的工具，缩小“知识沟”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与“知识沟”理论持相反意见的是J.S.艾蒂玛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论。该理论的中心内容是：个人对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的需求并不是无止境的，都存在着一定的上限。虽然由于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达到某一上限的速度也有快有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位高者与地位低者都会先后获得饱和，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窄、变小。

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皆聚焦于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上，即所谓的第一道和第二道数字鸿沟。对数字鸿沟的这两个维度的研究，的确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数字技术的分布和应用不平等的社会景象。然而，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数字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鸿沟，是否导致了人们知识上的鸿沟，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在信息社会，这直接关涉到个人与社区的生存和发展。考虑到数字技术的接入和使用鸿沟对社会的影响往往被研究者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且从未被纳入到相关研究设计中这一事实：

（1）由互联网的接入差异可预测人们政治知识的获取（2）由人们对互联网上政治信息的使用可预测其政治知识的获取。

（3）互联网使用比互联网接入能更佳预测人们政治知识的获取。对一个在美国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再分析，结果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上述三个假设。

研究发现为“数字技术的分布和使用的不公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影响”这一论断提供了经验证据，譬如，知识沟便是这种负面社会影响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互联网接入而言，互联网使用对于人们的知识获取有更大影响。因此，在互联网接入日渐普及的今天，有关政策应对人们的互联网使用予以更多关注。此外，就传播理论而言．知识沟一方面可被视为是数字鸿沟研究的一个方向．是一个介于接入沟、使用沟和其他社会不公之间的中间变量；另一方面，借助于对数字鸿沟的研究，知识沟研究亦有了不断发展的潜能，在各种影响知识沟的因素之中，新媒介技术成为一个显著影响和型塑知识沟的变量。在这样的意义上，可将数字鸿沟理论与知识沟理论贯通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