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社会是费孝通所著《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其一，与之相对的是“法理社会”的概念。费孝通认为，“礼俗社会“是“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Tönnies 的话说，前者是Gemeinschaft, 后者是Gesellschaft; 用Durkheim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 后者是法理社会。 （2012版本 p13）

费孝通通过引述前人的理论，将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作为相对的概念介绍，将前者的的性质形容为“没有具体目的”的“有机团结”。

（引文来源于“乡土本色”章节）

1. 人空关系固定，产生人与人的隔膜

由于农业生产对于（固定）土地的高度依赖，乡土社会的人口相对于空间呈现 出较低的流通性。

人与人的隔膜由低流通性导致，以“住在一处的集团”（即村庄）为单位。村与村之间缺乏接触，保持着一个个高地方性的、“孤立的社会圈子”。由此就形成了“熟人社会”。

2.熟人社会

乡土社会的有机性体现于“先我而在的生活环境”，即乡民并非“选择得来”,而是“生而与俱”的人际关系。

3.土地属性

泥土不仅是谋生的媒介，也是情感的寄托：诸乡民对于土地神怀有敬畏，泥土也成了一种信仰符号。

“礼治”是礼俗社会维持社会稳定的主要秩序，其内容是建立在熟人社会之上的一套“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规则；而对其的服从则源于由教化得来的“敬畏“和认同感。

通常的说法会划分“人治”和“法治”：传统社会是“人治”，而现代社会是“法治”。

费孝通则认为“人治”概念容易让人误解，似乎传统社会是个人按照自己主观意愿，随心所欲进行统治；而“法治”的实质是“人依法而治”，其实也具有人的因素。因此，“人治”与“法治”的划分并不准确。

于是，费孝通提出“礼治”的概念，以替代意义模糊的”人治“。他认为两治之别”不在于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依据的规范的性质[即“礼”或“法”]。“如果说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则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

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

法制背后的力量是国家权力，“维持礼治的“却是传统，即社会所积累的经验。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人为]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所依据规范的性质

礼是“社会公认的合式的行为规范”。值得一提的是，礼“并非[只]带有文明的或是慈善的的意思”而”可以是杀人的、野蛮的”。

产生条件与局限性

“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于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社会的任务在于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

故“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

”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对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在这种情形下，法治便会替代礼治。

（本部分引文全部源自《乡土中国》“礼治秩序”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