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词有几种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著作中把社会民主看作“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注①），在同一意义上，他们也提到“社会主义民主党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3部分）中叙述了在1848年革命以后，在法国如何“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31页）。

然而，在19世纪最后10年，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已经创立，例如在德国和奥地利，自称为社会民主党，恩格斯虽然表示过一些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选择这一名称的理由无疑多少是由于要肯定同1848年革命的连续性，更是为了表达这样的思想，即这些政党是为了政治民主（为了普选权和为了具有实际权力而不是作为单纯咨询机构的选举产生的议会）而从事激烈斗争，它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民主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生产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是与阶级统治相对而言的，被认为将带来工人阶级的全面的社会解放（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称为“人类的解放”）。

但是，随着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发展成为群众性政党，它们面临到一系列问题（见“参考书目”③）。首先，它们必须决定是把它们为社会主义进行的斗争主要甚至完全集中在现行政治制度方面──那就是说，在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议会中争取多数席位方面──还是同时（又在何种规模上）从事“议会外的”斗争。这个问题在本世纪最初十年中有考茨基、卢森堡、希法亭等人参加的关于“群众政治罢工”（参看罢工条目）的争论以及关于暴力在工人阶级斗争中的作用的争论中得到最充分的讨论。后一问题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后，特别是在法西斯主义兴起时期成为最尖锐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接受鲍威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的“防御性的暴力”提法概括的观点，即只是作为对付资产阶级暴力的一种极端手段，才进行群众罢工和武装暴动。

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确把它们的工作集中在选举的代议制方面以及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给倍倍尔、考次基、维克多?阿德勒等人的信中鼓励他们这样做这个事实，引起了米歇尔斯曾在其1911年出版的《政党》一书中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另一问题。米歇尔斯认为，既然各国社会民主党演变成合法的群众组织，也就出现了党员或支持者为一方，领袖和官吏为另一方的彻底分裂，随之后者逐渐资产阶级化，这个倾向必然产生面临到一系列问题（参看改良主义条目）。

批评者也认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另外两个特点会引起改良主义倾向。

一个是，为了在一种民主制度中获得全面的多数，势必求助于工人阶级以外的其他社会团体（有时也要和其他政党联合），按照某种解释，随着中间阶级人数的增长，这个需要愈益迫切；这就可能引起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妥协。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各国社会民主党花了许多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局部改革，虽然这种政策与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远目的并不矛盾（考茨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等人一直这样认为），在日常政策中和选举运动中不断强调眼前的改革就很可能使这个目的模糊起来。

然而，迄至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一直使自己表现为而且一般也被看作是革命政党。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们的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本国政府以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它们被列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以及共产国际（参看国际条目）谴责为改良主义政党，显然意味着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政党。这种谴责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时期达到极点，当时社会民主党人被说成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或用斯大林的话来说，“法西斯主义温和的一翼”。

1945年以后，社会民主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又有所改变。过去承认自己的革命目的的某些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明确地放弃了这种目的并把自身从工人阶级政党改组为“人民政党”──例如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巴特哥德斯堡代表会议上──，而所采取的政策实质上不过是试图实现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和一种“混合经济”；在英国，一个新的政党即社会民主党已经建立作为一个特殊的非社会主义的“中间”党。另一方面，西欧各国共产党已在逐渐与原有意义的社会民主取得和解，强调已在西欧存在的民主和代议制的重要性（参看卡里略：《欧洲共产主义和国家》，1977年英文版），放弃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在不同程度上批评列宁主义关于集中制的领导党将夺取政权，然后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进行统治的思想（参看欧洲共产主义条目）。

19世纪后期的社会民主有两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方面是下列事实：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民主党已经是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主要（而且从实现重大改革来看最成功的）形式，而共产党和按照它们的目的主张更加不妥协地革命的其他集团从来不过获得工人阶级少数的政治支持；在许多场合下，这些政党拥有如此微弱的少数，它们充其量等于是一些政治派别（尽管它们有时在工会中具有影响）。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民主党政策的突出地位有增无减，因此，任何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运动──社会主义本身似乎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更不明确──极可能要通过选举的胜利和改革的逐渐积累才能进行，至少只要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的话。社会民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它的学说中始终强调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价值。恩格斯本人在他晚年写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信中对这种强调一般是支持的，特别是在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附1891年6月29日致考茨基的信）中写道：“如果说有什么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虽然在上文提到的他对“社会民主”这个名称的评论中（《“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他仍然主张共产主义的最终政治目的是要克服国家本身，从而也要克服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在恩格斯的一些不同说法中，无疑存在某种模棱两可的东西，但是就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显然信奉和经常反复强调民主，不仅把它看作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过程，而且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的实质。从不同方面来看，从这样一些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卢森堡、考茨基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般看法和特殊著作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后者也许比任何其他集团更为坚决地选择通过选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拒绝在没有多数选民明显表现的支持的情况下考虑取得政权。希法亭面临德国的法西斯的威胁，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魏玛民主，而当时台尔曼和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则宣称，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专政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从1917年起，工人阶级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已经区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社会民主党人把它看成是民主的社会主义和独裁的或极权的社会主义的区分。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看法上的分歧有所缓和，虽然不管它继续发展到什么程度，这种分歧还是可以看到。社会民主面临两大问题。一个问题不是涉及获得政权（指成立政府）的可能性，因为欧洲的几个社会民主党曾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做到这一点，而是在这个意义上获得政权之后，能否实现对社会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确，那究竟是不是他们的选民真正要他们做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涉及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制度──经济、政治体制、教育、文化生活等等怎样来组织，或是怎样可以希望得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包括那些企图从内部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还是一个很有争论的问题（参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目）。

（TBB）

参考书目

①奥托?鲍威尔：《布尔什维主义还是社会民主?》，1920年德文版。

②彼得?盖伊：《民主社会主义的窘境》，1952年英文版。

③亚当?普尔泽沃尔斯基：《社会民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1980年英文版。

④《实践国际》，英文版，1981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