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谈指的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约谈”制度是2007年度刚刚开始的一项制度。当时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较高，在全国排前几名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请到北京来，一是当面汇报情况，二需要对违法用地造成的原因作出分析，问题出在哪，下一步该如何解决。因为当时15号令还没有实施，所以不会与问责挂钩。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说，约谈制度已实施两年。坚持这项制度，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商议整改查处工作，是国土资源部依法行政、履职所在，也是国土资源监管方式的一种探索和创新，是为了督促各地尽快整改查处违法用地，也是在警示其他违法用地严重地区，不要出现大批干部倒在问责红线上，是对干部的爱护。

2010年12月16日上午，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京约谈违法用地较为严重的5市（州）、7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人；下午，国土资源部、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通报了2009年度全国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情况。公众期待已久的三部门全国土地管理“问责”正式启动。

此次被国家土地总督察约谈的5个市（州）分别为陕西省渭南市、山西省运城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湖北省襄阳市，7个县（市、区）分别为黑龙江省铁力市、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山西省大同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辽宁省灯塔市、浙江省上虞市、辽宁省庄河市。

全国楼市的限购时代正式来临，住建部的新口吻是，“不限购，就约谈”。板子一记记都打在县市一级政府身上。对于过去一年楼市疯狂上涨的二三线城市来说，是到了限制房价的时候了。或许，这样的压力还将进一步加大。在2010年12月末，住建部部长姜伟新便称，将“适时会同监察部对省、市人民政府稳定房价工作进行考核，对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

针对2011年3月，日化产品和方便面等将涨价的信息，国家发改委约谈了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并明确表示，各类企业要加强社会责任，不得随意搭车涨价，更不许串通涨价、哄抬物价，同时将派出调查组赴有关企业进行调查。

2011年初，部分家电厂商喊出“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上行正在触发白电成本的全面上涨”，“有渠道商已经收到制造企业的涨价通知”，例如在冰洗产品方面，部分品牌酝酿进行了5%左右的价格上调，而油烟机、灶具、消毒柜等产品方面，平均涨幅也会达到5%~10%左右。在发改委“约谈”工作之后，年初一直甚嚣尘上的白色家电酝酿涨价开始转向。

2011年3月31日和4月2日，国家发改委价格司领导邀请发改委价格检查司、经贸司，商务部酒类流通管理办公室、市场运行司有关领导，紧急约谈中国酒类流通协会、酿酒工业协会及华润、青岛、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团领导，召开了重要消费品行业协会座谈会，强调维护价格稳定。

经过多次约谈之后，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约谈很多时候让人想起谈判的意思，其实在现代社会，约谈更多是发生在实力不对称的两方身上，为了达到一个目的，通常是实力较强的一方约谈实力较弱的一方在某一特定场合，告知其要达成的目的和操作方法。一般，实力较弱的一方没有还价的余地，即便是还价也是在对方早已圈定好的范围内。

因此约谈更多是作为一种行政手段来使用，例：工商局约谈了某超市老板；城建委约谈了某建筑商等。

至于“约谈”，当前争议颇大。尽管从字面理解，这种方式有别于行政命令式的干预，实际上却几无差别。当然从抑制物价进而“维稳”人心来看，“约谈”也颇有效用。但“约谈”可以镇痛，却也有可能让短痛变成长痛。正因此，有必要对“约谈”应对通胀的效用进行认真分析。

而就对市场格局的影响看，“约谈”潜在的因素不容忽视。也即，它有可能助力一部分企业抢占市场份额，而让另一部分企业失掉市场。

“约谈”不可能是无偿的。其“有偿性”或曰成本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被约谈的企业和行业，会有一定的补贴。中粮集团、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约谈的企业，就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定向销售”。虽然可能不足以弥补企业亏损，但企业所获得的无形的政府资源，却注定是一笔可观资产。而这，也正是“约谈”成本体现的第二个方面。“约谈”的运作思路很明确，抓住有市场定价权的龙头企业，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换来整个市场的价格稳定。

可是，这种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论。企业能够获得补贴，看似是为其承担社会责任付出的合理补偿，实际上却是以行政手段强化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如果说被“约谈”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那些未被“约谈”的企业是否就全然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假如没有“约谈”，那些有市场定价权的企业的社会责任又体现在何处？对于能够被“约谈”并获得政府补偿，未获此“殊荣”的企业已经啧有烦言。很显然，“约谈”使得在同一个市场环境中的一部分企业获得了政府资助，而另一部分同样服从了行政干预的企业不仅一无所获，还承担了市场以及行政干预的双重压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预市场定价，最好能用明确的方式表明，这样对所有企业是平等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是统一的，市场的竞争机制没有被破坏；而“约谈”这种看似同企业商量的尊重市场的办法，其实就是以相对软性的方式行干预之实。但不言自明的干预却蕴含了畸轻畸重的市场不公，它使得在一个原本不利的市场环境中，强势企业强者更强，弱势企业更为不堪。

“约谈”，一方面自然体现了相关部门稳定物价、关注民生的决心；但同时产生的负外部效应则是，客观上也强化了通胀预期，从而与抑制通胀的本意背道而驰。正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行政手段干预物价的双刃剑效应，尚难判断之于抑制通胀会产生何种结果。直观而言，调控部门可能乐观成分居多，他们可能不太相信此轮通胀会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行政手段的运用出现加速而坚决之势，立基于通胀高点很快就会出现并逐渐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