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儒林（1910年12月——1937年12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吉林省永吉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纪儒林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末，纪儒林协助中共吉林县委书记张玉珩开展革命工作。九·一八事变后，纪儒林被派到吉林“讨伐”军一六六团做伪军的策反工作。1932年，纪儒林去磐石一带工作，任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协助了杨靖宇对县委和游击队的整顿。1933年初，纪儒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代理政委。5月，纪儒林任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军事部部长，协助杨靖宇游击队收集物资、传达指示、搜集情报。1934年11月5日，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成立，纪儒林被选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36年7月，中共南满省委成立，纪儒林在省委负责兵运工作，协助部队军需工作。1937年7月下旬，日本侵略当局下令在抚顺周围搞归屯并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更好地适应斗争需要，中共南满省委决定派纪儒林作为省委联络员到抚顺指导工作。8月1日，纪儒林与抚顺县委书记张佐汉会面并传达了省委指示，此后多次召开会议领导工作。10月2日，因叛徒内奸出卖，纪儒林与张佐汉在奉天“苏生堂”药房被特务逮捕，关进日本宪兵队监狱。在严刑逼供下，纪儒林没有泄露任何党的秘密。

1910年12月，纪儒林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缸窑镇一个中医世家，别名王品三、王冠一。其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行医乡里，济世救人，对贫富一视同仁。他们的医道远近闻名，缸窑人尊称为“大纪先生”、“小纪先生”。纪儒林是纪家的长子，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他天资聪颖，忠厚朴实，勤奋好学，从上小学到高小学习成绩一直名列榜首。

1927年春，纪儒林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毓文中学，更加刻苦攻读，学习成绩优异，十分尊敬老师，深受老师的喜爱。当时的毓文中学效仿天津南开中学坚持民主办学，聘请不少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教师任教，诸如金日成的老师尚钺先生。教师可以自选教材、自编讲义授课，向学生们传授了很多新知识、新文化。纪儒林最崇敬的是国文老师傅梦悦。傅梦悦早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到吉林毓文中学任教，和同学们的关系十分密切。傅老师不仅语文知识讲得深入浅出、生动形象、通俗易懂，而且经常结合课文内容讲时事和革命理论，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谈论国内的形势，宣传革命道理及党的主张，教育学生树立复兴中华的雄心壮志。纪儒林虽然年龄不大，但他来自农村，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因而感到傅老师讲得非常有道理。傅梦悦也非常喜爱纪儒林，看到纪儒林追求进步，上进心强，有理想，有抱负，便时常同他促膝谈心，还把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借给纪儒林看。在傅老师的启迪和帮助下，纪儒林开始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树立了复兴中华的宏愿，有了强烈的革命愿望。不久，他在地下党员冯铁生和同学、共青团员卓英（章新民）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与另两名团员一起组成毓文中学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从此以后，纪儒林在党团组织领导下更加自觉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1928年10月，纪儒林参加了吉林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吉会铁路的斗争。修筑吉会路是日本帝国主义作为向中国大陆发展的极为重视的计划。在日俄战争前，日本通过海路和陆路两个主要交通路线进军东北。为了提高对东北的军事和经济控制，日本希望修筑第三条交通路线——吉会铁路，以便安全、快捷地输送军需品和资源。日本认为经过黄海的航线不安全，而从日本海到朝鲜清津的航线更为安全，修筑吉会路可以从会宁市通达东北，战争爆发后有利于迅速派兵增援。同时，吉会铁路的建立可以将东北的丰富资源（如林业、农业、畜牧业、矿产等）通过铁路运输至朝鲜和日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1909年签订的《中日间岛条约》中规定了修筑吉会路的相关事宜，迫使中国政府同意日本在该地区的修路权。此后，日本逐步在东北推进吉会铁路的建设。1927年，日本与张作霖秘密签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并在张作霖政权动摇时迫使其签署相关筑路合同。张作霖被暗杀后，日本进一步加紧修筑吉会铁路的进程，并计划与吉林省议会签订合约。筑路的消息传开后，激起了吉林和整个东北人民的强烈义愤，掀起了反日护路斗争。毓文中学的师生在学校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反对强修五路的口号。吉林督军公署派出大批军警冲散了游行队伍，吉林各界民众的爱国护路斗争遭到残酷的镇压。当时吉林教育厅长刘芳圃、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都是亲日分子，是修筑吉会路的积极鼓吹者。他们配合政府当局镇压学生反筑路的斗争，并散布言论，威胁学生，说当局要惩办肇事者，再闹没有好下场，一些人动摇、退缩了。在这关键时刻，纪儒林挺身而出，奔走于学生中间，动员广大同学再次行动起来把护路斗争进行到底。他根据党的指示，与卓英、李爱民在学生中建立“反帝大同盟”，领导同学开展斗争。经党、团支部研究决定，在毓文中学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训导主任何霭仁，并响亮地提出了“驱除何霭仁”的口号。何霭仁是校长李光汉的帮凶，欺压进步的教师，打击进步学生，民愤很大。当驱何的口号喊出后，立即得到学校绝大多数师生的支持。毓文中学学潮成为吉林市反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儒林在学潮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他上街讲演宣传，散发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强烈要求政府废除出卖主权的筑路协约。12月，东北易帜，日本修筑吉会路中段的计划未得实现，护路运动取得了胜利，亲日的刘芳圃等人也不得不辞职。纪儒林在斗争中受到锻炼，思想觉悟得到进一步提高，看到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是无穷的。纪儒林因在学潮中的表现，引起当局的注意。

1929年秋，校方以纪儒林参加学潮为借由把他开除。后经已到文光中学任教的冯铁生的帮助，纪儒林转入文光中学继续学习。吉林文光中学是英国爱尔兰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教员中教徒很多。然而，就在这所基督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学校里，马列主义的书籍和鲁迅、沈雁冰等的作品却在传播着。这所学校有不少进步教师和共产党员。党员冯铁生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过，知识渊博，活动能力很强。他组织时事研究会，组织进步学生读书看报，讨论国内外的大事，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冯老师的指导下，纪儒林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的文学作品，理论水平和学识提高很快，深受同学们的敬佩。文光中学是吉林党组织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共党员张玉珩受中共满洲省委委派于当年到吉林工作时，常到文光中学指导工作，经常与纪儒林谈话，一起活动。

1930年，纪儒林经张玉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纪儒林入党后，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不久，他被党组织派到吉林第一师范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卓英、李爱民也转到这所学校，“反帝大同盟”三个领导人又聚在了一起。他们在学生中开展反帝爱国宣传，以“反帝大同盟”为旗帜团结了许多爱国师生。一次，一个教师讲课时，讲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纪儒林当面质问：“现在为什么不能百家争鸣呢？”竟使得该教师竟无言以对，引起学生哄堂大笑。校方以搅闹课堂为名把纪儒林再次开除了学籍。10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五中共产党案”，在全市进行了一次大搜捕，纪儒林、卓英、李爱民都在通缉之列。为使他们免于落入敌手，组织上把纪儒林、李爱民派到南满团特委工作。10月下旬，满洲省委任命张玉珩为中共吉林县委书记，省委派纪儒林协助张玉珩回吉林工作。纪儒林和张玉珩先到城郊二道河子，暂往在同学、好友车成惠家里。车成惠是原吉林团特支的团员，不久，由张玉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开展城市工作，纪儒林帮助张玉珩在吉林城里租了住房，又把他在文光中学的同学李馥慧（李维民）引荐给张玉珩，不久李馥慧由张玉珩和纪儒林介绍入党。在纪儒林的协助下，1930年末到1931年初，组织在省城各中学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李馥慧（李维民）、姜成（何一民）、纪春林（周化南）等人入党。纪儒林成为张玉珩开展工作的主要助手。

1931年春，纪儒林遵照党的指示打入《东北实业日报》报社，担任该报的发行员，并以此公开身份为掩护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每天身着学生服，脚踏自行车，走街串巷分发报纸，并按时传递党的文件。他遵守党的纪律，从不泄露党的机密。在纪儒林和在该报社工作的其他共产党员的努力下，《东北实业日报》经常发表一些有关工运、农运方面的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抗日立场。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提出了“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的反对帝国主义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出中国”。满洲省委非常重视东北抗日武装的组织和建设工作，要求各地党组织要派得力的干部到抗日部队去，领导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同时到伪军中去做兵运工作，争取伪军哗变改编成抗日武装。纪儒林根据党的指示先到马占山部队工作，后又到伪吉林军一六六团第一营第四连当兵，在伪军中做士兵的工作，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纪儒林所在的一个排起义条件已经成熟，并决定提前行动，不料起义计划被敌识破，情况十分危急。纪儒林闻讯后，迅速脱离部队才幸免于难。纪儒林组织伪军哗变计划未能实现，回到满洲省委。

1932年6月后，纪儒林得知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在磐东成立，张玉珩被任命为总队长，于是也要求到磐石义勇军工作。省委同意他到磐石去以充实那里的骨干力量，任命他为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至1933年5月）和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秘书。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后，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虽然进行了一些斗争，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受到挫折。由于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左”倾路线影响，磐石义勇军也执行了一些“左”的政策，使这支刚刚组织的抗日武装陷于孤立。为了保存现有实力，摆脱被动局面，磐石义勇军于8月末与抗日山林队“常占”队合并，对外取消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队号，以迷惑敌人。“常占”队是由胡匪武装组成，与磐石工农义勇军是两支性质不同的队伍，故合并不久即产生严重矛盾。10月下旬，磐石义勇军从常占队脱离出来，开到桦甸县蜜蜂顶子，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12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杨靖宇来到磐石，纪儒林亲自把杨靖宇接到游击队。杨靖宇对游击队进行整顿，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同时改组了县委，由朴元灿接替了全光的县委书记职务，纪儒林仍任宣传部长。纪儒林在杨靖宇整顿队伍和改组县委过程中，受到了深刻教育和锻炼，学会了在复杂环境中进行抗日斗争的领导艺术。此后，杨靖宇离开磐石前往海龙巡视。

1933年1月，南满游击队游击队总队长王兆兰、政委初向辰遭到伪军和反动地主武装袭击牺牲。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决定由县委宣传部长纪儒林暂任代理政委。由于几位主要领导相继牺牲，游击队队伍内产生动摇情绪，有的主张将队伍分散活动，有的则主张“插枪”不干，队伍也大大减员。纪儒林以代理政委身份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批评各种错误观念，暂时把队伍稳住。不久，杨靖宇由海龙巡视回来重整队伍并担任代理政委。纪儒林配合杨靖宇继续整顿队伍，召开了追悼会，悼念牺牲的同志，批评了因受挫折而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总结了经验教训，坚定了胜利信心，使游击队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这时，游击队物资缺乏，急需补充，杨靖宇派纪儒林负责军需品补充供应工作。纪儒林受杨靖宇的派遣经常到吉林、哈尔滨等地购买敌人控制极严的药品和医疗器材，传达杨靖宇的指示，搜集日军情报，并设法把其他军需物资送给游击队，保证了部队作战的需要。5月7日，磐石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改选中心县委，纪儒林任军事部部长（至1934年11月），并继续负责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仍随游击队一起活动。这时，只有24岁的纪儒林已成为杨靖宇在政治上的得力助手，一些重大事情，杨靖宇经常派他去办。5月29日，纪儒林代表县委和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前去接应曹国安、宋铁岩领导烟筒山伪军迫击炮连起义人员参加游击队，并组织各界代表到慰问这支起义部队。为贯彻执行中央发出“一二六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精神，在磐石地区加强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上于6月派纪儒林到各地山林队抗日队伍中去进行联合抗日工作。他带着杨靖宇的亲笔信到各个队驻地，向他们转达杨靖宇的问候，宣传党加强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政策，教育他们把枪口对准日本侵略者，不要互相闹摩擦。经过工作，南满游击队同各山林队建立起友好联系，为建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协同作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7月1日，中共满洲省委给磐石中心县委及南满游击队发出指示信，提出要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的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从目前的军队编制再发展一倍左右，立即编为一个师。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磐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认真筹备。9月1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磐石玻璃河套正式宣布成立，杨靖宇任师长。纪儒林负贵编辑出版《人民革命军报》、《人民小报》、《青年义勇军报》等报刊。这些报刊深受战士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起到了宣传、武装群众和动员群众的作用。10月，杨靖宇率领独立师南下辉发江开辟新的游击区后，纪儒林又随军转战于东边道一带，坚持向战士们做宣传鼓动工作，在不畏战斗行军艰险。南满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不断壮大。

1934年11月5日，为推动南满抗日救国斗争的进一步发展，南满党组织在临江四道二岔沟里召开南满地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共南满临时特委（1935年5月改为特委），纪儒林被选为特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至1936年7月）。在这次大会上，杨靖宇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两个师的提议被一致通过，并于1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下设第一师第二师。纪儒林随曹国安的第二师在濛江、临江、金川和抚松一带活动。

1936年7月，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金川河里后方基地的惠家沟密营召开。纪儒林协助特委书记李东光做开会的准备工作，参与起草决议、报告等有关文件。南满党的“二大”选举产生了中共南满省委，纪儒林在省委负责兵运工作。金川河里会议上，正式宣布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此后，纪林随一军军部活动在桓仁、兴京、通化一带。由于抗联一军常年转战在长白山区，日伪军的封锁很严，致使抗联部队的军需供给非常困难。为了解决给养问题，组织上派纪儒林协助军需部门工作。他经常出入游击区与敌占区，筹集武器弹药、粮食和其他物资。由于过度地奔波劳累，纪儒林患了严重的痢疾，不能坚持工作，被送到兴京县（今新宾）凉水河子根据地群众家里养病。纪儒林病情稍好一些，就在当地组织农民自卫武装配合抗联部队保卫游击根据地。此时，抚顺地方党组织也有了发展，于8月间建立了中共抚顺支部，张佐汉任支部书记，共有党员20多名。支部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各地群众支援王仁斋领导的第一军第三师的武装抗日斗争，提供情报和军需物资。

1937年4月，中共抚顺支部改组为中共抚顺县委。七七事变爆发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的抗日斗争日益发展，但也引起日伪统治集团的极端重视，采取各种反动措施“围剿”抗日部队，大搞归屯并户，破坏抗联与地方群众的联系。7月下旬，日本侵略当局下令在抚顺周围搞归屯并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更好地适应斗争需要，中共南满省委决定，派纪儒林（化名王品三）作为省委联络员到抚顺指导工作并解决县委改组问题。纪儒林按省委指示，从桓仁启程，星夜赶路，先到境内第三师驻地与师长王仁斋取得联系。王仁斋亲率120名战士把纪儒林护送到抚顺章党镇余家坟一带，等待抚顺县委来人接关系。8月1日，纪儒林与抚顺县委书记张佐汉在约定地点见了面，后在张佐汉陪同下在僻静的高尔山上的老君庙里与苏振久、王绍纯等领导人见面，召开了县委负责人会议。会上，纪儒林传达了南满省委的指示，介绍了第三师的情况。由于日伪集团已在抚顺地区开始搞集家并屯，使第三师部队在后勤供应上更加困难，部队缺员也得不到补充，希望县委尽最大努力在弹药、钱粮和其他军需物资上给予支援，动员一些劳苦群众参加抗联部队，及时向三师提供日伪军的各种情报。纪儒林还传达了南满省委的决定，今后抚顺的工作接受南满省委委员、第三师师长王仁斋的领导。8月3日，在抚顺城郊二道房子王绍纯家里，又召开了抚顺县委会议。会上，纪儒林组织县委人员学习了他从南满省委带来的《论党的统一战线新政策》、《东北反日救国会南满总会行动纲领章程》等文件。纪儒林在讲话中，讲述了七七事变后的国内国际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他还明确再次强调：抚顺地方党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支援抗联第三师。8月9日，纪儒林和张佐汉又到抚顺北部山区马金庄向第三师师长王仁斋报告抚顺党的工作情况，并研究了改组县委问题。根据南满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将抚顺县委改组为抚顺特支。8月11日，纪儒林在王绍纯家主持召开了抚顺县委会议，会上宣布撤销中共抚顺县委，组成抚顺特支，宣布了特支领导成员名单。张佐汉任特支书记，苏振久任组织部长，王绍纯为宣传部长。特支下设4个支部。纪儒林在特支组成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抚顺特支的全部工作就是密切配合、支援三师的武装抗日斗争，为抗联队伍筹措军需物资和经费。抚顺特支成立后，纪儒林与特支全力以赴支援第三师。他除了负责党的活动外，还要做三师的交通工作。为便于联系，纪儒林在清原县财神庙24号王绍纯那里设立联络点，也经常亲自到三师向王仁斋汇报情况。王仁斋还派了三师的指导员石振华和机枪连连长傅景生到抚顺参加特支工作。就在纪儒林和抚顺特支克服各种困难，为支援三师而积极工作的时候，一场破坏抚顺党组织的阴谋也正在进行。抚顺特支组织部长苏振久于1927年入党，于1928年负责抚顺的职工运动和交通工作。1929年，他因抚顺特支被破坏而被捕，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后被取保释放，与党组织脱离关系。1937年，日伪当局根据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苏振久。他向敌人投降，成为日本特务，接受宪兵队安排，混入中共地下党从事破坏活动。苏振久趁混乱时期借助老同事关心恢复与党的组织关系后，利用担任组织部长的职务掌握抚顺党组织的机密，曾通告日本宪兵到抚顺县委秘密会议地点拍照，成为中共组织活动的证据。当时为了支援三师抗日，急需经费和军用物资，苏振久便抓住这一时机加紧破坏活动，先是在8月3日的抚顺县委会议上提出要到沈阳发展组织建立支部、搜集日伪情报、筹措经费的意见。当时斗争形势恶劣，纪儒林等出于为三师筹款心切，未详细研究可能出现的情况，同意了苏振久的意见。抚顺县委会议后，纪儒林随苏振久到沈阳活动。到沈阳后，纪儒林暂时在旅馆等候，苏振久便去日本宪兵队报告。日本宪兵为了掌握更全面情况，放长线钓大鱼，暂时不引起抚顺党组织的注意，便让苏振久带回一笔经费以迷惑县委。但是苏振久并没有把钱交给纪儒林，而是自己私吞了，并佯装经费没有落实，计划将来再到沈阳筹集。纪儒林当时思想麻痹，信以为真，回到抚顺。8月13日，纪儒林为落实筹措经费情况，又找到苏振久，这时苏振久已将日本宪兵队给他的钱挥霍光，见纪儒林筹款心切，便再次同去沈阳。纪儒林于13日午后7时在沈阳听取了苏的汇报，苏振久这一次又从宪兵队那里弄到一笔钱，并如数交给纪儒林，更加骗取了纪儒林和抚顺特支对他的信任。苏振久同时谎称：沈阳火车站前有个姓安的汉奸畜商，专为日本经营毒品，如果能把他抓起来，可逼他交出大批费用供三师军用。苏振久既已从日本宪兵队取得一笔费用，骗取了纪儒林和特支领导的信任，对他所说去沈阳抓安姓富商一事也丝毫未引起怀疑。纪儒林、张佐汉请示王仁斋后，于9月中旬派三师的傅景生和石振华身藏短枪前往沈阳与苏振久接头，实施所谓抓获安姓富商行动。日本宪兵当即将傅、石二人捕去。纪儒林自从到抚顺工作以后，一直在张树文家中住，为了便于活动，经张佐汉出面请人帮忙于9月12日在抚顺第一区搭连村弄到一个临时雇员身份，化名王品三，住在伪村公所内。这时，苏振久利用他在党内职务之便已将抚顺特支的情况弄清，日本宪兵队也认为“检举抚顺特支”条件成熟，于是便开始了大行动。其具体步骤是先将纪儒林、张佐汉骗到沈阳，先行逮捕特支主要领导，然后再展开大规模搜捕。9月下旬，苏振久给抚顺特支写信，诡称他在沈阳筹集到一笔经费和一些枪支弹药，因自己患病不能赴抚顺，请纪儒林、张佐汉到沈阳共商此事。恰在此时，三师师长王仁斋请张佐汉到驻地询问与苏振久联系经费的傅景生、石振华到沈阳后的消息。傅景生、石振华与苏振久同去沈阳多日不回仍未引起对苏振久的警惕怀疑，最后还是决定纪儒林、张佐汉同赴沈阳，一面探听傅、石下落，一面研究经费、弹药取运问题。纪儒林与张佐汉于10日2日赶赴沈阳火车站前的“苏生堂”药房找苏振久，刚上楼就被特务逮捕。纪儒林和张佐汉被捕后关进奉天日本宪兵队监狱。日本奉天宪兵队本部特高课长、宪兵少佐西田象三根据苏振久提供的抚顺地方党组织的机关、党员住址等情况，于10月4日对抚顺进行大搜捕，有31人被捕，其中党员29人，抚顺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当三师师长王仁斋得知抚顺党组织被破坏、大批同志被捕消息后，立即带领小分队急往营救，可惜的是，当赶到抚顺附近时，敌人已将被捕人员押往沈阳。日本宪兵队自10月7日便对纪林、张佐汉等进行轮番审讯。在审讯中，敌人对纪儒林施用灌辣椒水、抽皮鞭、上大挂、过电、坐老虎凳等酷刑，纪儒林始终坚贞不屈。当敌人把偷拍的照片、文件和叛徒苏振久提供的材料拿出，证实他是中共南满省委联络员时，纪儒林感到再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公开了自己的政治身份，并编造假历史以对付敌人。敌人对被捕人员的审讯长达一个月之久，纪儒林始终没有泄漏党的任何机密。11月5日，敌人结束了审讯，认定张佐汉、纪儒林、张贵恒、王绍纯、周鼎仲、许士傅、佟保功、李壮猷、丁宝珩、朱成业、肖启亮、石翔振、佟书庵等13人“无酌量余地，且无改悔之意，因此以违犯暂时惩治叛徒法第七条付极刑处分”。

1937年12月3日，纪儒林等13名共产党员戴着沉重的脚镣被押赴奉天小河沿刑场。随着罪恶的枪声，纪儒林和他的战友们倒在血泊中。纪儒林壮烈牺牲时年仅27岁。他什么也没有留下，既没有家庭、爱人和子女，也没有留下任何遗物，甚至连遗骨也没有留下。

2015年8月24日，纪儒林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