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计算问题是针对使用经济计划作为生产要素基于市场的分配方式的替代品的批评。首先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他1920年的文章《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中提出，后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加以拓展。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描述了资本主义下的价格体系的天性并描述了社会中个人的主观价值是如何转变为资源的理性的分配所必要的目标信息的。

市场交易中，价格反映了资源、劳动和产品的供给和需求。在他第一篇文章中，米塞斯着重于资本货物的社会主义化不可避免的匮乏，但米塞斯后来在《社会主义》中详细说明多种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米塞斯和哈耶克指出经济计算仅仅通过市场价格提供的信息实现，并且官僚式或者技术式的分配方式缺乏理性分配资源的方法。争论发生在1920至1930年代，而且争论的具体时期被经济史学家称为“经济计算争论”。米塞斯最初的批评受到了许多回击并导致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探索，最有名的是兰格模型。

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共同体中的经济计算”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的价格体系是必定缺乏的，因为如果公有实体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料，没有可以像仅仅是在社会主义体系内部的货物输送，且不是“交易的对象”那样获取资本财产的价格，不像最终产品。所以，他们无法制定价格，而且因此这一体系必然会没有理性，中央计划者无法知晓怎样有效的分配有用的资源。[1]他写道“……理性的经济活动在社会主义共同体中是办不到的。”米塞斯在他1922年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中把他对社会主义的批评发展的更为完善，指出市场价格体系是人类行为学的表达，而且不能被任何官僚主义的形式取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央计划受到了提倡分散式计划的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在奥地利经济学派之前包括互助主义者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马克思主义者列夫·托洛茨基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中央计划后来受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雅诺什·科尔奈和Alec Nove的批评。Robin Cox指出经济计算争论只能在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通过能让决策者允许生产货物以计算类的相对稀缺性为基础的存量管制的自我调节系统实现很大程度上的自发性秩序的假设上才能被成功反驳。这是在多数决定为分散式的经济体中仅有可行的办法。托洛茨基指出中央计划者不能对经济中局部的变化做出有效反应，因为他们举措没有有意义的投入及经济体中数以百万的经济参与者的参与，而且因此成为协调经济活动的无效的机制。

比较各种各样的商品

自从资本财物及劳力高度多样化（就是说他们有关于物质生产力的不同的特性）以来，经济计算要求对资本及劳力的所有形式的比较的共同基础。

钱作为交易手段，使得买家能比较商品成本而无需其基本因素的知识；消费者能简单集中于个人成本效益分析的决定。价格体系由此通过或许没有所有生产或供应条件的明确知识的中介运用资源来提升经济效率。这被称为价格的信号功能，以及阻止任何资源过度利用的配给功能。

没有市场过程去实行这些比较，对非市场社会主义的批评称其缺乏任何比较不同商品及服务的途径并不得不取决于实物计算。声称由此产生的决定没有足够的知识来判断是否合理。

资本财物与消费货物的关联效应

比较资本财物的共同基础也必然与消费者福利相联系。也必然能在当前的消费与延迟的消费（对于今后更大的回报）之间比较希望的权衡，通过投资于资本财物。钱的使用作为交易的中介与记账单位对于经济计算前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必要的。米塞斯（1912年）应用卡尔·门格尔发展的边际效用理论在金钱上。

边际消费支出表现了边际效用或消费者在花费金钱时所希望的额外的满意程度。这类似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发展的“边际-均等原理”。消费者补偿最后一元钱的边际效用（满意度的衡量）花在任意商品上面。因此消费商品的交易建立表现了消费者边际效用的价格，而且钱由此是消费者满意度的代表。

如果钱还花在了资本财物和劳力上，那么在资本财物和消费货物之间作比较是可能的。消费货物、资本财物和劳动商品的交易不意味着资本财物定价准确，仅仅意味着对资本财物做出的定价是可能的。社会主义计算批评的第一个要素是最基本的：经济计算要求货币对所有商品的使用。这是必要的，但不是经济计算成功的充分条件。

没有价格机制，米塞斯指出，社会主义缺乏将消费者满意度与经济活动联系的方法。价格的激励功能允许扩张性的利益，就像每个家庭的便宜的、高质量的鞋子的利润去比较鞋匠昂贵的低劣的鞋子的集中化的利润。没有价格机制，可能与鞋匠的专业知识密切联系的建设“合理化生产”的一组专家，会倾向于支持鞋匠“阴谋对抗公众”的利益。如果这发生在所有产业，每个人会遭遇比他们所受到的市场竞争的严酷性更糟糕的结果。

冯·米塞斯的金钱与计算的理论直接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冲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允许劳动含量作为可能的资本财物定价的通用方法，现在随着边际效用理论的成功而在经济学界不受欢迎。

企业家精神

经济计算的第三个条件是存在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竞争。

根据Kirzner（1973）和Lavoie（1985），企业家通过满足所有市场中为满足的需求获利。企业家由此带来更接近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市场中价格的调整倾向于“均衡”（供需平衡）给予他们更大的功利性的意义。企业家的活动让价格使价格在如何表现消费者边限效用方面更为准确。价格扮演了计划生产的向导。他们计划生产用价格决定生产线应该延长还是缩短。

社会主义下企业家缺乏盈利动机来承担风险，而且因此不大可能尝试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价格体系去适应消费者的效用来激励生产，或者指示那些效用而“没有提供动机”，国家计划者不太可能在新的想法上投资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合乎条理的计划

经济计算成功的第四个条件是在那些计划生产的人之上的计划协调。计划生产的问题是由哈耶克解释出来（1937、1945年），但首先提到并且说明的是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社会主义》（1922年），不能与《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1951年）混为一谈。计划不能在分散的方式中完成，要求一些保证个人计划条理分明的机制或者集中化，要求大量的信息。

资本主义中，对生产的总体规划是出自大小企业的资本家的个人计划组成的。自资本家在同样可行的共同的资源外购置劳力和资本但缺乏劳力和资本以来，他们的计划在至少是半契合的方式中组成一体是必要的。哈耶克（1937年）定义有效的计划过程为一个所有决策者建置计划的地方包含其他人的计划中来的相关数据。企业家在计划中通过价格体系从其他人获取数据。价格体系是一个对于计划企业家的合作不可或缺的通信网络。价格的涨跌给企业家提示相关的经济状况，其中他们必须调整他们自己的计划。

对于社会主义，米塞斯（1944年）和哈耶克（1937年）坚称单个部门的官僚不能在没有价格体系的情况下协调他们的计划。如果集中式的社会主义不能运行，中央机关必须制定计划。但中央计划者在构建合乎条理的计划时面临知识问题。米塞斯和哈耶克把集中化看成是社会主义中不可避免的。

金融市场

经济计算成功的第五个条件是存在功能良好的金融市场。经济效益高度取决于在资本投资中避免错误。资本投入中反向误差的花费是潜在大的。这不仅仅是发现用处甚微是重组或转变资本的问题。时间成本重新安排生产结构损失了生产消费品的时间。那些计划投资的人如果避免在一些生产线投入太多而在另一些生产线投入太少就必须预测消费需求中的未来趋势。

资本家计划生产是为了盈利。资本家用价值构建预期决定资本积累的组成、产业投资的格局。按照消费者需求投入的人盈利，那些人没有被迫转向更有效益或者停业。

期货市场中的价格在经济计算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期货市场为期货时间段的商品发展价格。在期货市场中企业家以他们的期望为基础为生产整理计划。期货市场在企业家投资决定和家庭消费决定之间建立联系。自多数货物不在期货市场明确交易以来，替代性市场成了需求。证券市场作为“衍生的期货市场”评估企业家的生产计划（Lachmann 1978年）。一般来说经济计算问题是在金融市场中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