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是蒙古语的音译，有水井的意思。据文献记载，在明代就多达几千条，其中内城有900多条，外城300多条。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新中国成立初统计有2550多条。

胡同是元朝的产物，蒙古人把元大都的街巷叫做胡同——据说这蒙古语的意思是指水井。莫非那时候每条胡同都挖有一眼水井（做微型水库），供居住的军民饮用？想一想也可以理解，来自沙漠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是很重视水源的。

当年水井可是深宅大院的居民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摩肩接踵的社交场所，在井边与左邻右舍谈天说地、嘘寒问暖，恰恰可以弥补四合院的封闭性所带来的不足——既保护了每个家庭的隐秘空间，又为邻里之间提供了交流的机会。

胡同与四合院的组合。体现出元大都统治者在城市建设与管理方面的聪明之处。胡同横平竖直，四合院错落有致，怎么看都像是军事化管理的结果。有了胡同的分割与疏通，北京城便成了一座由游牧民族安营扎寨的大军营。难怪汪曾祺要赞叹：“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有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强。”方位感强恐怕也是蒙古人的遗传，他们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游牧时，一般都要根据日出日落来辨认方向，才不至于迷路。

北京人是讲究走路的。因为老北京城无论大街小巷，多是横平竖直，所以北京人走路无法取巧，无论选择什么都是拐硬弯儿，比较比较也还是一样长短。即使是这样，北京人走路依然是有选择的。走大街，干净倒是干净，就是乱，搅和得你不得安生。穿胡同，鞋子容易吃土，但似乎更安全，你不愿意见的人或事儿，多绕一下也就“躲过去”了。老北京的地名生活化，不像其他城市的胡同街道，总喜欢用城市名称来命名——比如“南京路”、“广州路”什么的。北京的“扁担胡同”有11条，“井儿胡同”有10条。既然人们开门就有七件事，所以北京也就有了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盐店胡同、酱坊胡同、醋章胡同和荼儿胡同；既然人在生活中经常要接触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于是就又有了金丝胡同、银丝胡同、铜铁厂胡同、铁门胡同和锡拉胡同。走在这类名字的胡同国，人觉得踏实 。

那么胡同为什么叫胡同呢？这是一个北京人熟视无睹的问题，然而探讨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从明代开始，逐渐出现了有关考证“胡同”的文献记载。胡同是蒙古语的音译，有水井的意思。因为凡居民聚落处，必有水井。北京地区以水井为中心，分布居民区由来已久。明代，胡同二字均写在了“行”的中间，表面看是“胡人大同，少数民族大团结”，但是从字形来看，却意为，蒙古人早晚要离开中原。

每条胡同一形成，人们自然会给它起个名，这个名称一旦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叫开了，就确确实实地代表了这条胡同在整个城市中的方位，成为人们交往、通信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标志。这是胡同名称的实用指代作用。

由于胡同名称从元朝开始形成胡同起，一直都只是靠人们口头相传，至于用文字写在标牌上挂在胡同口上，只是民国后才有的。

北京的胡同虽然看起包罗万象，既有河湖海（大江胡同、河泊厂胡同、团结湖、海滨胡同）、山川日月（图样山胡同、川店胡同、回升胡同、月光胡同）、人物姓氏（张自忠路、贾家胡同）、市场商品（菜市口胡同、银碗胡同）、工厂作坊（打磨厂、油漆作胡同）、花草鱼虫（花枝胡同、草园胡同、金鱼胡同、养蜂夹道）、云雨星空（云居胡同、雨儿胡同、大星胡同、空厂）、鸡鸭鱼肉（鸡爪胡同、鸭子店、鲜鱼口、肉市街）等等，名目繁多，令人看着眼花缘乱，但如果认真分析，还是有其自个儿内在的规律的。

多以衙署官方机构、宫坛寺庙、仓库作坊，桥梁、河道、集市贸易、商品器物、人物姓氏、景物民情等决定胡同、街巷的名称，其中许多沿用至今。

因而好多胡同都是以一个较明显的形象标志来命名的，这也表现出北京人的实在、直爽和风趣，象较宽的胡同，人们顺嘴就叫成了“宽街”、窄的就叫“夹道”、斜的就叫“斜街”、曲折的叫“八道湾”、长方形的称“盒子”、短的有“一尺大街”、低洼的有“下洼子”、细长的叫“竹杆”、扁长的称“扁担”、一头细一头粗的叫“小喇叭”等等。

还有以特殊标志命名的胡同，如堂子胡同、石虎胡同、柏树胡同（今百顺胡同）、铁狮胡同等。此外，还有以当地特点或形状命名的胡同，如耳朵眼胡同、罗圈胡同、椅子圈胡同等。

早年间，最显眼、最突出的标志就要数城门、庙宇、牌楼、栅栏、水井、河流、桥梁厂，所以就出现了以此命名的西直门内、外大街、前、后圆恩寺胡同、东四（牌楼）、西单（牌楼）、大栅栏（老北京人读成：大市腊）、水井胡同、三里河、银锭桥胡同等胡同名称。

有的小胡同附近没有这些特别显眼的标志，胡同中种的树多，就有了柳树胡同，枣林胡同、椿树胡同等以树命名的胡同。

许多胡同在起名时为了好找，还在胡同名称前加上了东、西、南、北、前、后、中等方位词，像东坛根胡同、西红门胡同、南月牙儿胡同、北半壁胡同、前百户胡同、后泥洼胡同、中帽胡同等。

因为胡同名称是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自发起的，所以有不少北京的土语在里边，象背阴儿胡同、取灯儿胡同、闷葫芦罐儿胡同、答帚胡同、胰子胡同、嘎嘎胡同等。

还有不少胡同带有儿音，更显得京味儿十足，象罗儿胡同、鸦儿胡同、雨儿胡同、上儿胡同、帽儿胡同、盆儿胡同、井儿胡同等。

有些胡同名称还能表露出人们的美好愿望，人们总乐意用一些吉利的字儿来给胡同起名。象带有什么“喜”啊、“福”啊、“寿”啊等字眼的胡同就有喜庆胡同、喜鹊胡同、福顺胡同、福盛胡同、寿长胡同、寿逾百胡同等等。还有带着“平”啊、“安”啊、“吉”啊、“祥”啊字眼的平安胡同、安福胡同、吉市口胡同、永祥胡同等等。

还有富于浪漫色彩的胡同名称，如百花深处、杏花天等，也有可笑的狗尾巴（老北京人读作“狗乙巴”）、（羊尾巴烊乙巴）胡同等等。

如禄米仓、惜薪司、西什库、按院胡同、府学胡同、贡院胡同、兵马司等，以皇亲国戚、达官贵族的官衔命名的胡同如永康侯胡同、武定侯胡同、三保老爹胡同（三保太监郑和故居今名三不老胡同），吴良大人胡同等。

如鲜鱼口、骡马市、缸瓦市、羊市、猪市、米市、煤市、珠宝市……

以寺庙命名的有隆福寺街、大佛寺街、宝禅寺街、护国寺街、正觉寺胡同、观音寺胡同、方居寺胡同等。

以手工业工人和一般居民姓名命名的胡同有砂锅刘胡同（今大沙果胡同）、汪纸马胡同（今汪芝麻胡同）、骟马张胡同（今栓马胡同）、孟端胡同、刘汉胡同（今刘海胡同）、安成家胡同（今安成胡同）。

有的胡同名称从元朝一直叫到今天也没有什么变化，像砖塔胡同就是一例。

从明朝叫到如今没有什么大大变化的还有门楼胡同、罗儿胡同、翠花胡同、绒线胡同、头发胡同、松树胡同、史家胡同、灯草胡同等三十多条。可许多胡同的名称却随着改朝换代，而一再变更着，最多的一条胡同竟会有五、六个曾用名。

象现在宣武门的菜市口胡同，明朝时本叫绳匠胡同，清朝乾隆年间讹传为神仙胡同了，后又讹传为丞相胡同。

也有些胡同名称，本来取得比较粗俗，后来一点点逐渐改文雅了，如驴市胡同改成了礼士胡同、猴尾巴胡同改成了侯位胡同、鸡爪胡同改成了吉兆胡同、瘦肉胡同改成了寿刘胡同、屎壳郎胡同改成了时刻亮胡同、臭皮胡同改成了寿比胡同、牛血胡同改成了留学胡同等。这些基本上都是以意思好的同音字，取代了不好听的字。属谐音转换，而且叫起来与原音又差不多，胡同里的人们都乐意接受，因而就能流传开来。

但如果未经广大群众认可，强加给人们的，就不会叫响。如文化大革命时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把一些带有明显标语口号式的字眼强安在胡同名称上，象把戴家胡同改名为红哨兵胡同、将北豆芽胡同改名为红小兵胡同、将豆角胡同改名为红到底胡同、把珠市口西大街改名为红卫东路等等，结果只叫了一时，很快就消逝了。

北京的胡同，名字很有讲究，是我们研究明清社会的参考资料。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后，他的功臣大都居住在北京，不少胡同以此得名。

如永康侯徐忠住宅所在的胡同就叫永康侯胡同，即今天北城的永康胡同。武安侯郑亨住宅所在的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后来错叫武王侯胡同，即今天的西四北八条。

明初大将军徐达长期居住在北京，他的长女嫁给了当时的燕王朱棣。朱棣攻打南京时，徐达第四子增寿为朱棣通风报信，被建文帝杀掉。朱棣进南京后抚尸痛哭，他即位后就追封徐增寿为武阳侯，不久又封定国公，定国公徐氏居住的街巷就叫定府大街，也就是今天北城的定阜街。

至于今天的三不老胡同是三保太监郑和故居所在地。郑和人称三保老爹，他居住的胡同叫三保老爹胡同，后来讹称为三不老胡同。东城的无量大人胡同，即今天的红星胡同，是吴良大人胡同的误称。吴良是明太祖手下大将。

明朝中叶以后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当时有些个体劳动者也以他们出色的劳动为他们居住的胡同留下了名字。如明朝南城有个姓唐的洗布帛的劳动者，他们居住的胡同就叫唐洗白街，即今天崇文区的唐洗泊街。

宣武区有条粉房琉璃街，那是粉房刘家街的误称。东城有个姓姚的手工业劳动者，铸锅铸得好，他家所在的胡同就叫姚铸锅胡同，后来被讹称为尧治国胡同，就是今天北京站西街附近的治国胡同。

北城有个豆腐陈胡同，后来讹称豆腐池胡同。明朝还有个特点，当时制作祭祀用的纸马铺很多，这反映了明朝宗教活动盛行。胡同名字中就有汪纸马胡同、何纸马胡同，今天都已讹称为汪芝麻胡同、黑芝麻胡同了。

北京的胡同名称，实际上是以人为中心的，有的胡同直接以人名来命名。也有不少胡同虽没以人名来命名，但其中却有名人故居，像米市胡同里有康有为故居、北半截胡同中有谭嗣同故居、珠朝街有孙中山先生到过的中山会馆、小杨家胡同是老舍先生的出生地、护国寺街有梅兰芳故居，后圆恩寺胡同有茅盾故居、西四北三条有程砚秋故居等等。而其它各类胡同名称虽不是直接以人名来命名的，但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关系。

象文丞相胡同、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胡同的名称都是人们为了纪念民族英雄而命名的，从而明显表达了人们对民族英雄的敬慕。这就说明胡同的名称绝不仅仅只有实用的指代作用，还具有美学功能和人文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