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学，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为考证学或朴学，主要的工作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对于考据学，
梁启超在“概论”中有几句扼要的话：其治学之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
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
学者尝以为清代考据学之兴盛缘於清初的
文字狱政策。清代考据学与文字狱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清人从事考据学是为了逃避文字狱的迫害而躲入
故纸堆中。较早持这种观点的有
章太炎、
梁启超等一代大家，
鲁迅、
范文澜、
翦伯赞、
郭沫若、
郑天挺等先生都持类似的看法，文字狱成因说几成定论。例如
孟森说：“
乾隆以来多朴学，知人论世之文，易触时忌，一概不敢从事，移其心力，毕注於经学，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
明清史讲义》）。
萧一山说：“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在异族的钤制政策下，不甘心作无耻的
应声虫，又不敢作激烈的革命党，自由研究学问，也怕横撄文网，那还有甚么办法？只好'明哲保身'，'
尚友古人'，向故纸堆里去钻了。”（《清史》）
关于清代考据学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有些学者认为，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完全否认考据学的价值和对后世的贡献。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清代考据学者不仅对传统儒家经典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而且还对诸子百家、
史部、
集部等更大范围内的
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清理和爬梳。他们通过校勘、
辨伪、辑佚、注疏、考订史实等多种手段，对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做了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使许多面目全非、久已散佚、真伪混杂的文献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使许多晦涩深奥、不能卒读的典籍，大体可供阅读研究。
如果没有清代考据学者的整理与研究，近现代学者要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不知要走多少弯路，耗费多少精力。尽管其研究和整理尚未能进入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一层，但他们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较为翔实可信的资料。诚如郭沫若所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
的确，清代考据学是研究传统文化学术最基本的方法。不论是近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无论其承认也好，讳言也好，只要是以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为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的，都或多或少地要运用清代考据学的成果和方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近代学者对清代考据成果和考据方法的广泛运用和借鉴，充分说明了考据学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考据学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敢于超越前人的创造精神，以及“不攘人之美”、反对抄袭的
学术规范，对于我们今天从事学术研究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
梁启超所言：“考证学直至今日还未曾破产，而且转到别个方面和各种
社会科学会发生影响。”
清代考据学的发展，使服务于经学的辅助学科
文字学、
音韵学、
训诂学、
历史学、地理学、历算学、
目录学、
版本学、
校勘学、
辨伪学、
辑佚学等传统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考据学者有意识地对某些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如小学研究方面“
因声求义”说、“
古无轻唇音”说、“
四体二用”说、“故训声音相表为里”说等等，以及
王念孙父子总结的一些
校勘、训诂规律，这些“公理”至今仍然在
古代汉语、文献学研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对此自然不能说清代考据学“了无益处”、“究复何用”。“清代考据学不仅对传统学术有清理总结之绩，而且对近代学术发展有开启之功。”（该书第290页）当然，考据学也不是万能的，它本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我们不能期望某一种
封建时代所产生的学术能解决所有的学术问题。
乾嘉学派，欧洲的《圣经》考据学是19世纪兴起的一个新学科，它用
客观主义历史学派的考据、训诂、比较的方法，研究《
圣经》各篇的真伪、联系、年代及
可信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督教产生时期的早期历史。近代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直接致命的打击来自《圣经》考据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动摇了《圣经》的权威性，促使人们开始把《圣经》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而历史学和
考古学领域中所发现的古代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大批原始
资料汇编、专论和专著促进了《圣经》考据学的发展。在众多的研究者中，
杜宾根学派的影响最为突出。
杜宾根学派的《圣经》考据学从根本上动摇了基督教的传统信条、教义以及
对产生信仰唯一来源的《圣经》的信心。在对
早期基督教会史和《圣经》的批判研究中，杜宾根学派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神学派别，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它把基督教历史中记录的所有奇迹都作为人类本身的思维创造，当作一种人为的伪造而彻底摒弃。从而恢复了早期基督教的真实面目，奠定了研究早期
基督教会史的科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