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虏平寇，又称借虏平寇，指的是南明弘光政权，采取联合清朝力量来消灭中原地区的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政策。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内有流寇作乱，外有清朝进攻。明朝最终还是在农民军的打击下灭亡了。从清兵入关占领北京起，明至清的阶级矛盾就变了。认为阶级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就不能正确解释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运动，更不能公正评价大顺、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正义性。无论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压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主要矛盾。

清军入关初期，兵力有限，特别是满族人口稀少，补充兵员颇非易事。原来的明朝虽分裂为山西以西的大顺政权和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但地域辽阔，实力也相当可观。多尔衮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事。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他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

崇祯年间，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和大学士，深知朝廷兵力、财力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具体内容是同清方达成和议，每年输送白银、缎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参、貂皮之类回报，实行互市；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并没有借助清方兵力对付义军的意思。随着整个局势的恶化，一些幕僚人士开始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考虑借用北方少数民族兵力共同镇压汉族内部的农民起义。茅元仪写的《平巢事迹考》和姚康撰《太白剑》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黄巢起义作为借鉴，替执政大臣出谋划策。这两本小册子编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仪曾在大学士孙承宗幕中任职，姚康则曾充任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的幕僚。他们以唐朝平定黄巢起义为题目著书立论，用意是借历史经验说明唐朝平定像黄巢起义这样大规模的农民反抗，光靠有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大将不够，还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温这类义军叛徒，才有中兴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时候，正值吴三桂降清，联兵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弘光君臣由于情报不明，对吴三桂同清朝的关系并不清楚，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一个个兴高采烈，称之为“功在社稷”的“义举”。1644年5月27日，大学士马士英疏“陈恢复大计”说：“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次日，弘光朝廷即决定“封关门总兵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差官赍送”。大学士王铎起草的加封赏赍吴三桂、黎玉田的敕谕颇能说明问题。在《敕谕破贼总兵官》一文中写道：“闻尔星统关兵大挫贼锐，是用晋尔侯世爵，加坐蟒一袭，纻丝八表里，银二百两，示宠异也。又尔部下士卒蓐食未饱，已令海上运漕十万石、银五万两接济犒劳。”在《敕谕辽东巡抚黎玉田》文中写道：“兹特晋尔秩为兵部尚书，加赏纻丝十八端，银一百两，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济，。”王铎入阁在六月间，弘光君臣还不知道吴三桂四月下旬已经投降清朝被封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这时正任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根本没有同吴三桂一道勾引清兵。

事实表明，史可法与马士英之间在基本政策上并没有多大分歧，都是“联虏平寇”方针的赞决者。正是这一方针导致了弘光政权的土崩瓦解。

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间上疏道：“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

左都御史刘宗周六月间也上疏建议“亟驰一介，间道北进，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义，虽逆贼未始无良心”。总之，吴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决策大臣中无不认为是一大快事，都主张应该尽早同吴三桂取得联系，借清兵之力共灭“流寇”。

当朝廷沉浸于“借虏平寇”的幻想中时，个别中下级官员反而比较有远见，主张应以自强为主。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肩背腹心，三面受敌。”他要求朝廷既需“念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又应“念三百年生养黔黎尽为被发左衽”，“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他对形势的分析是：“近传闯渠授首，未可轻信。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睥睨长江。又闻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而当国大臣仓惶罔措，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隳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失今不治，转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瓦解已成，噬脐何及？”章正宸指责当国大臣绍述的“陋说”是指崇祯年间兵部尚书陈新甲主持的同满洲贵族和谈；他不赞成把清兵看成义师，相反指出有披发左衽的危险。六月，给事中马嘉植上言：“今日可忧者，乞师突厥，召兵契丹，自昔为患。及今不备，万一饮马长、淮，侈功邀赏，将来亦何辞于虏？”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讨论派遣使臣同清方联络事宜。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参与了集议，又经过弘光帝召对后，感到当国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敌实出权宜，自强乃为本计，恳乞严谕使臣无伤国体，更祈大诫疆臣急修武备事”上疏言事。

疏中说：“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接着，他建议朝廷：“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章正宸、陈子龙等主张的自强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联络四镇，四镇既以“定策”封爵，已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

弘光朝廷初建之时，大顺军在西面占领着湖北襄阳、荆州、德安、承天四府，东面进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马士英等人针对当时的情况作出的军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一带。随着清兵占领畿辅，大顺军西撤，中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山东和河南东部一度出现归属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对峙的态势下，由于大顺政权已无力东顾，这一广袤地区就成了南明和清方争夺的焦点。畿南、山东、河南官绅发动叛乱，颠覆当地的大顺政权，是以恢复明室为号召的。

弘光朝廷本应乘此有利时机出兵北上，尽量扩大统治区。这样，既可以防止清兵南下，也不失为一种自强之道。然而，史可法、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却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万历末年以来明廷在同满洲贵族的征战中屡遭重大失败，一年之内的事实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军事支柱如左良玉、高杰、刘泽清都是避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大顺军既被清兵击败，可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于是，他们自以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兵，授以南下的口实。然后，卑词逊礼结好于清廷，维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军队即使不北上同清方争夺山东、河南，清廷迟早也会南下收取鲁、豫，同弘光朝廷接壤争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们始终抱着和谈（款虏）的幻想，摆出一副谨慎可怜的样子，企图博得清廷的欢心。弘光朝廷这种先天的软弱性，使清廷不费吹灰之力轻易接管了黄河中下游大批州县。这些地区的许多官绅既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护，被迫归附清朝。

时人张怡是在清兵进入北京以后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使斯时乘其锐而用之，数十万义士因粮于众，人自为战，大功可立也。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参与济宁、兖州、济南反叛大顺、恢复明政权的郑与侨在《倡义记》中写道：“是役也，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贼不共戴天之仇于不问，可胜叹哉！”张怡、郑与侨痛斥了史可法、马士英不顾民族大义，顿兵不进，坐看国土沦丧的卑怯行径。实际上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为得计的坐山观虎斗，避免引火烧身的退让政策必然导致的结果。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当时都是以大顺政权为贼，视清方为友，存在着一种强烈的感激清方、畏惧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响下，黄河流域明朝官员颠覆大顺地方政权以后，表现出来的彷徨失所，兵部职方司监军赞理主事凌的态度具有典型意义。他参与朱帅■等人擒杀山东等地大顺官员时，以明臣自居；朱帅■投降清朝以后他也跟着清廷委派的官员瞎忙，自告奋勇招抚两河（指今河南省）。1644年八月初二日，清招抚山东、河南等处右侍郎王鳌永向清廷奏报：“原任监军兵部职方司主事凌才猷博大，动合机宜，招抚两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职衔，以便行事。”同月十三日多尔衮令旨批准“凌改授兵科给事中”。八月二十九日凌给清廷上疏，年号称顺治元年，用的却是明朝授予的原衔和汉字官印；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抚河南等处地方兵科给事中”官衔，上铃满汉合璧关防。与此同时他又给南明弘光朝廷不断报告军情。后来清兵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坚决反清，在河南归德府被杀。他在那段时间里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异常表现并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联虏平寇”政策的影响。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御史凌便宜联络北直、河南乡绅义士”，凌上言道：“方今贼势犹张，东师渐进。然使彼独任其劳，而我安享其逸，恐亦无以服彼心而伸我论。为今日计，或暂假便宜，权通北好，合兵讨贼。名为西伐，实作东防。俟逆贼已平，国势已立，然后徐图处置。若一与之抗，不惟兵力不支，万一弃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祸必中江淮矣。夫有山东，然后有畿南，有畿南，然后有河北。临清者，畿南、河北之枢纽也。与其以天下之饷守淮，不若以两淮之饷守东。伏望皇上择一不辱命之使臣，联络北方，以弭后患，宣慰山东州县，以固人心。”这说明凌内心里是向着弘光朝廷的。问题是包括史可法在内的南明君臣一味苟且偷安，以坐山观虎斗为上策，不愿派兵北上。

弘光朝廷在大顺军西撤后，对山东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五月十一日山东济宁官绅叛杀大顺政权官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一路由沂州达登莱，一路由济南达天津，一路由临清达河朔，一路由宿、徐达淮阳，一路由曹、单达颍、寿，以颍州守任民育济（宁）人也。民育见檄遣诸生李道生赍至南都。督辅史公手札褒奖”。弘光朝廷于六月间任命王燮为山东巡抚，丘磊为山东总兵；八月“命原任蓟督王永吉戴罪总督山东军务，仍同陈洪范等料理酬北事宜”，十月十三日“马士英奏赐永吉斗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体”；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为登莱东江等处巡抚。似乎弘光君臣并没有忘记山东，问题是没有武力作后盾，委任的方面大员根本不敢赴任，朝廷虽一再催促也无济于事。李清记：“王齐抚燮、王东抚溁辞朝后，皆溁怯不行，观望淮上。虽疏纠旨催，充耳而已。予言于马辅士英，谓国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档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抚、总兵仅派了几个使者进入山东清兵未到的地方颁诏、遣牌，虚应故事就万事大吉。七月，清招抚山东、河南侍郎王鳌永给内院的启本中说：“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当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东总兵，遣牌至济南缴。又闻有李中书赍捧哀诏沿河而来。”同月二十四日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启本中说：“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传喜诏之官已封识济宁之库藏而去。”这种类似儿戏的举动适足以示弱，清廷随即命令方大猷将“济宁库藏，速行察解”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顺政权的济宁知州朱光和当地乡绅潘士良、任孔当等人因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终于在清委山东巡抚方大猷的招致下，归顺了清朝。

到八月间，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东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议。时吏民人自为守，抚、镇不至，无所禀承。清人传檄责郡县献籍，渐奉遵依。识者惜之。”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从之。”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张南明军队向北推进就地因粮用人，而是借口镇兵缺饷，请求皇帝发诏求贤，让河北、山东的官绅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弃山东、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节制的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原是山东总兵，家在山东曹县，尽管当时清方驻山东兵力极少，清廷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启本中自称“手无一兵”，刘泽清并没有趁势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将刘可成、阮应兆等率领一千多兵马前往临清祭祖，在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又在济宁同恢复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数百名撤回淮安。刘泽清的这次“出兵”山东如入无敌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谓“待饷不进”、山东等地“我争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场中惯用的敷衍之词，倒是“贻误封疆，罪在于臣”，可称实供。明翰林院官杨士聪是山东济宁人，他不胜感慨地写道：“其下东省，止一人一马，责取遵依，无不应者，积威之所劫也。及济宁不应，亦遂惨淡而去；继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东（指明代山东、登莱二抚辖地，即今山东省）岂遂为虏有乎？”

弘光朝廷既然热衷于“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总兵官陈洪范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命来京陛见。十三日，陈洪范入朝。十九日，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北使。许之”。七月初五日，“进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进太仆寺少卿；都督同知陈洪范进太子太傅”，组成了北使团北上和清朝和谈，没想到和谈失败了。

北使和谈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僚已经看出清廷以代明“复仇”为名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之中，认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准备。

然而弘光君臣既然一厢情愿地“借虏平寇”，自身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使得清廷乘机站稳了脚根。十月间，多尔衮决策分兵两路征服中国。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在连续遭到清兵重创后，实力损失很大，士气低落，原先的战略意图已经无法实现。他准备穿过江西西北部转入湖南。五月初，李自成行至湖北通山县境九宫山下，突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当时跟随在他身边的只有义子张鼐和二十余名士卒，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大顺军，更不知道李自成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击杀，李自成的牺牲标志着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而弘光朝廷因其党争的渗入，不仅没有挽救明末的政治危机，反而间接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弘光小朝廷大肆勒派军饷，增加赋税，甚至公开卖官，贿赂公行，政治腐败到极点。到1645 年五月，清兵多铎部占领南京，即宣告弘光朝廷灭亡。弘光帝逃往芜湖，很快被俘获，被清朝在北京凌迟处死。马士英、阮大铖逃到杭州，未及逃跑的许多南明官僚纷纷投靠清王朝。

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君王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弘光朝廷立国之初，在许多史籍中被描写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坏在后来马士英、阮大铖结党乱政，正人君子联袂而去，以至于亡国。事实上，当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内）都是没有远见的人。

弘光朝廷的文武大臣共同的特点都是以起义农民为敌，而对多次犯中原，这时已经攘取畿辅等地的清方则一味退让，在“借虏平寇”的政策下，围绕“定策”、“逆案”、“顺案”争权夺利。对他们来说，只要能保住江南这土地就足够了，黄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数以千万计的百姓全被忘在脑后。倒是不肯入阁的崇祯朝大学士蒋德璟在疏中说：“昔唐、宋在江南时，河淮以北皆虏，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雏（指顺治帝）方幼，诸虏争权，河淮之北，奴骑不到。而闯寇闻亦久奔，间有一二逃将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洒酒，以待王师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晋、宋可拟也。”然而，他的话没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