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蔡义鸿，男，1964年10月出生，广东省汕尾市品清人，中共党员，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副编审、城市化杂志社长。1982年10月入伍-1984年9月武警广西总队战士，1984年10月-1986年10月武警医学院医学专业中专毕业，1986年10月-1991年9月武警部队军医，1991年10月调北京任武警总部卫生部《武警医学》杂志编辑、记者、编辑部主任，1994年9月-1996年7月清华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本科毕业，获
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9月-2003年7月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2000年10月从部队复转到中国房地产报任总编室副主任，2002年任《华夏时报》房地产周刊主编，2004年任
建设部《建设科技-科技地产》杂志主编，2005年任《地产互动》杂志总编辑，2007年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
秘书长、城市化杂志执行主编，2008年任城市化网总裁；2017年起任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
秘书长、城市化杂志社社长。
人物成就
1988年荣立集体三等功1次；1988年、1989年、1990年、1992年个人荣立三等功4次；1993年、1997年2次获中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奖。
1995年发表了“科技期刊办‘刊中报’的尝试”，并大胆实践；在1997年“科技期刊编辑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一文中提出了“空中编辑部”的概念，也即是今天的网络化办刊的设想。2000年从医学改行进入了房地产业后，开始了对中国的房地产与城市建设、土地开发、城乡统筹和城市化之间关系的研究。2007年在时任建设部科技委常务副主任金德钧的领导下，筹建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城市化杂志，2008年创办城市化网。参与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工程、中国城市化论坛、《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2007年—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和《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等研究工作。
2016年1月《改革就是创造——一个县域改革发展的全息样本》（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总策划；
2018年1月《城市化典型案例》（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副主编；
2018年12月《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报告》主要参编人；
2019年7月《我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出版社出版）副主编。
主要观点
城市化质量评估应尊重公众感受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简称城市化委员会）自今年初推出《中国城市化质量评估体系》（简称《评估体系》）研究工作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
关注。
继4月28日举行的《评估体系》编写提纲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之后，在11月16日举行的第五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评估体系》征求意见稿经大幅度调整后，再次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充分尊重公众的感受，对新市民（指在城市中居住生活超过6个月的外来人口）的城市生活质量也纳入评估体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小城镇）快速聚集，据统计，截止2010年我国的农民工总人数达到了2.42亿。刚刚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中显示，我国2009年的城市化率为33.77%，较国家统计局的46.6%低12.83个百分点，涉及人口约1.6亿人。
由此所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环境污染、
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治理结构滞后等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半城市化”难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切。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评论说：“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城市化质量却令人担忧。半城市化现象是中国城市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也认为，中国城市化质量的关键“是如何提高农村人口进城后的生活品质。”而住建部原村镇建设司司长李兵弟则形象地说：“中国应避免农民‘光屁股’进城”。
可见，提升中国城市化质量正是当务之急。而《评估体系》征求社会意见的过程，正是汇聚民间智慧与意愿的过程，让
公众了解自己所居住城市的质量，把公众对城市病的真实感受和改善生活品质的迫切希望表达出来，正是《评估体系》反复征求社会意见的最终目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指标和数据固然重要，但毕竟那是死的条条和框框，公众所真正关注的，其实既不是城市化率的数据或者说PM2.5之类抽象的概念，也不是某个数据是否超过什么界限，而是自己的眼睛里是否看到排成长队的车龙、垃圾成灾和灰蒙蒙的天空，或者感受到孩子上学难、医院看病难、鼻子里嗅到异样的气味等等。因此，《评估体系》在强调客观的量化评估指标的同时，还推出了公众参与的感性城市体验指标的内容。
《评估体系》之所以强调公众参与，是因为其根本就在于即使评估结果是优良或合格，但公众的切身感受却不合格的强烈反差，公众依然会不买账。因为，不管是城市化质量评估标准也好，城市发展质量也罢，每一个数据，每一条指标，都包含着深浅不一的专业知识，如果不深入浅出地对公众进行相关科普教育，即便公示了征求意见稿，披露了各种数据、信息，公众仍会是一头雾水，各种揣测猜疑、以讹传讹，也就在这一头雾水中悄然滋生。
因此，长期生活居住在城市、社区中的公众，他们的身心健康，他们对环境污染、对交通拥堵、对社会保障、对城市安全、对空气质量的感受，才是《评估体系》
关注的头等大事。
城市化要从“心”开始
当今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城市化，到2025年，在现有的大约1.6亿流动人口的基础上，中国可能还会有2—2.5亿人口迁移到城市。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
就业、基础设施、
能源、城乡收入差距、
气候变化、水污染、环境污染、社会安全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199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鲁斯曼提出了“环境倒U曲线理论”或“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现象，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GDP的增高，环境污染和环境压力也由低增高，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随之增长；只有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环境污染和压力才能到达临界点或转折点，环境得到改善和恢复。美国达到这个拐点人均GDP为11000美元，日本是8000美元，德国是7500美元，据测算，我国人口多、基数大，这个拐点约为4000美元。
快速城市化引起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程度，可用反映一国社会财富分配状况的公认指标——基尼系数来衡量。据统计，2010年
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8，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16，2000年开始超过0.4，并逐年上升。
可见，快速城市化所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紧张”，两者之间既相互关联与又相互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加剧了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反过来会给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更大的张力与变数，由此造成双倍叠加效应。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高度紧张带来了社会失范和文明冲突“双重焦虑”。
当前，我国的“社会失范的焦虑”主要表现为快速发展造成的一系列二难抉择：社会心理压力具有既要促进平等竞争、又要促进共同富裕的双向作用；社会心理预期具有既要参与竞争实现先富一步，又要节制竞争、避免两极分化的双重风险；社会心理互动具有既要靠竞争激发心理活力、又要以协调融洽心理氛围的双重功能；社会心理取向具有既要求得效率提高、又要求得社会公平的双重使命。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叶小文认为，这许多“双重”，在制度规范相对不健全的社会现实中，往往使人无所适从。但人们的心理期望值很高，民主法制、政治参与意识明显增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期待；在个人层面，表现为强烈的不幸感，形成越轨的心理铺垫；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无拘束威胁社会基本秩序；在意识层面，表现为大众精神低落、漠视理想和未来的心理倾向。
有学者认为，社会失范，要靠社会文明来支撑和重建。但社会失范的焦虑后面，往往弥漫着心理的焦虑、文明的焦虑。近百年来，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对立和冲突，正在挑战人类的智慧与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典型，有人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
值得我们自豪的是，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内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和”的基础，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和美。“和”的精神，对今天缓解“双重紧张”就很有用。
例如，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人类感谢自然的恩赐、回馈自然，不也是一种“承认、尊重、感恩、圆融”吗？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传统，必将在“和谐城市化”的实践中得到继承和创新。
城市化要从“心”开始，只有从“心”开始，心净、心安、心平，只有从平常心、欢喜心、无量心开始，用心去沉思，用心去祈盼，心无挂碍，才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妄想，才能以内心的和平与安宁来带动外界的和谐与安定，才能由“心动”而“行动”，才能在共同关切与努力中实现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让生活更美好！
也谈真伪城市化
2010年8月15日的一则关于“逆城市化真伪”的新闻，引发人们的热议与担忧。但笔者通过近年来对我国城市化的研究与分析得出的初步结论表明，“逆城市化真伪”较之于“城市化真伪”而言，是小巫见大巫。
这是一组可资对照的城市化率数据，即国家统计局按全国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得出的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城市化率高达44.9%，而由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按非农户籍人口与总人口之比得出的数据则显示，2007年的城市化率只有32.93%。笔者所关注的除了数据计算方法的差异外，更加关注两者相差竟达11.97%，因为这涉及的人口达到了约1.5亿人之多，也就是说这些人(绝大多数为农民工)生活在城镇，被统计在城镇人口之中，然而，在身份认同、社会保障等方面却游离在城市之外。在2009年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我们将其称之为“被城市化”、“半城市化”或“灰色城市化”，也有学者认为称之“伪城市化”更为合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民工进城后，能够转为城镇户籍的比例仅为1.7%，也就是说98%以上的农民工被“伪城市化”。
这些被“伪城市化”的人们在我们所谓的城里人身边随处可见，环卫
工人、建筑工人、保姆、保洁员、送报员、快递员、保安员等等，城里人经常最爱叫他们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对于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城市、乃至中国的城市化是最强大的推动力，正如京汉集团董事局主席田汉所言“如果没有他们，中国的城市将会瘫痪”！
然而，尽管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与实践从未停止过，但悬在农民头上的户籍制度这把“达魔克利斯剑”，仍是大量“伪城市化”农民工长期难以融入城市的罪魁祸首。此外，各城市
政府忽视广泛就业和全体公民利益最大化、盲目追求GDP的高增长和所谓的高城市化率指标的做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10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在浙江只有20.4%的在浙农民工希望获得城市户籍，而40.3%的农民工不想转为非农
户口。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意识到了城市化所引发的土地的真正价值，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难以融入城市，时刻为自己保留这唯一的退路。这可能也是
农民工就业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真实反映。
由此可见，这些被“伪城市化”的农民工仅仅是推进中国快速城市化的“廉价”劳动力，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并没有享有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因此，他们就理所当然地难以融入城市，理所当然地被“伪城市化”，理所当然地低消费能力，理所当然地要留住那唯一能够给他们带来保障和希望的土地，中国经济也理所当然地没有真正带来内需的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理所当然地不是人、家庭和土地的全面城市化。
笔者期盼“伪城市化”问题能引起各方的重视与关注，并在十二五发展战略规划中得到圆满解决。
“低碳城市化”的中国机遇
低碳，毫无疑问是2010年全球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城市化，则是21世纪中国最响亮最有魅力的关键词。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刚性要求下，当“低碳”与“城市化”在中国交汇，就形成一个全新的命题与机遇：“低碳城市化”。
“低碳城市化”不是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而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要求，实现“低碳城市化”不仅是我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后危机时代提升综合竞争力和争夺
国际话语权的关键。
资料显示，全世界的城市正在消耗全球75%的能源，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80%。城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能源消耗量占全国消耗总量的60%，城市人均能源消耗为农村人均能源消耗的3倍左右。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表明，今后我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将以0.8%—1.2%的水平递增，随着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至2020年我国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以上。
研究表明，城市对资源的需求远远超出其所能承载的界限，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及其在环境、经济中的作用。然而，尽管高密度的城市环境和高频率的各种活动使城市对资源有巨大的需求，它们仍承担着发展“低碳城市化”的重任。因此，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有着强大区域性权力的城市，其政治和制度的架构使之在发展“低碳城市化”有着更大的优势。这也是发展“低碳城市化”的意义所在。
因此，以低碳为发展方向，从功能区规划和产业布局入手，以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实现我国“低碳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途径。
实现“低碳城市化”，必须推行以下政策措施：低碳生产，实行可持续的生产模式；低碳消费，实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控制高碳产业发展速度，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质量；大力开展国际合作，引进低碳技术。
那么，在中国经济繁荣的东部、正在崛起的中部和欠发达的西部，探索建立特区性质的“低碳城市化”示范省（区），从功能区规划、产业布局、城乡统筹、城市规划、社会建设、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和节能产品制造与应用等领域，综合试点推广“低碳城市化”发展示范项目，总结可持续发展模式，使之成为中国“低碳城市化”的国际典范，其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
可见，“低碳城市化”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十分难得的机遇，我们要充分借鉴与汲取欧洲城市化的先进经验和教训，对有能力、先发展起来的城市，他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尽快转轨到“低碳城市化”这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模式上去，率先建成低碳城市，就像改革开放所作出的伟大努力一样，给后来者提供示范和方向。
农民工：中国城市化的原动力
从1978年冬，当小岗村的严俊昌、严立坤、严宏昌等18位农民冒险地在土地承包责任书按下鲜红手印。这一“按”竟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份宣言，它改变了中国农村发展史，开创了中国
改革开放史，解放了被户籍二元制度禁锢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启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化的原动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从此诞生了！
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统计，截至2007年底，按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计算，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2.93%，按城镇人口计算的为44.9%（国家统计局），两者之差达11.97%，涉及人口约1.5亿。这1.5亿正是穿梭在中国的城乡之间的农民工群体。据有关方面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达到55%左右，城市人口将达到8亿，也就是说未来十年将有4亿的农村人口被城市化。
1.5亿也罢，4亿也罢，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多么震撼人心的庞大群体！他们用自己最朴实的行动践行着亚里士多德最崇高的理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来到了城市。
长途汽车站与火车站涌动的庞大民工潮场景之壮观，震惊全世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他们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最年轻、最具活力、最有创意、最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创造了“中国制造”最便宜的神话。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繁荣景象，都凝聚着农民工的汗水和智慧。据测算，目前全国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的GDP约为2.5万元，1.5亿农民工创造的GDP就是3.75万亿元。
然而，在我们身边还是发生了诸如孙志刚被殴致死案、张海超“开胸验肺”案等不和谐事件。几乎所有农民工都有工资被拖欠的经历，甚至有血汗钱被黑掉的遭遇。笔者大胆假设：假如他们每人被黑掉1元钱，他们就为哪些黑心企业家的原始积累“贡献”多达1.5亿元的“第一桶金”。
我们可以看到，这1.5亿的农民工，大多年龄在16-35岁，受过初中以上文化教育，是农村中的“精英”。从封闭的农村走向开放的城市，提高了他们的组织意识、生产技能；开阔了他们的人生视野、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有的在落脚地成了当地企业的骨干，有的自立门户当上了“老板”，一旦时机、条件成熟，有的还带着资本、技术和多年形成的商业网络，回到自己的家乡经商办厂，扩大非农就业，发展当地经济，成为播向家乡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文明的种子。
1.5亿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尽管是流动的，临时的，甚至是短期的，但每日都要有衣食住行，他们对教育、文化娱乐等精神产品的需求，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大基础设施配套等公共服务保障。可见，大量农民工进城冲击着城市消费，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城市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
可以说，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与发展壮大，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对中国的城市化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敬畏劳动，正视农民工，善待农民工！必须深刻认识他们对经济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
农民工的称谓很不爽
记得在第一届中国城市化国际峰会上就有专家提出“农民工”这个称谓带有歧视性，日前，在与一位进城打工的朋友聊天，他一听“农民工”（暂时还得这样称呼）这个称谓，就直言“农民工”很剌耳，听起来很不爽。
一位18岁进京打工，在餐厅刷过碗，蹬三轮送过水，在面包厂、印刷厂、广告公司任过职，见证了北京快速城市化过程，名叫王德志的内蒙古青年是这样感叹的：“三环繁华了，就搬到四环；四环繁华了，就搬到五环、六环。城市化的过程就是边缘化我们的过程”。王德志特别强调他始终不太喜欢农民工这个称呼。他说：“我们是以农民身份进入城市，但是现在干的活就是工人的活，所以应该是新工人。”他还希望，社会给予打工者多一份理解和尊重，多一些包容。
回想历史，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据统计，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青约1600多万人。上山下乡虽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但在这一代人的青春中造成了不少的悲剧。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
就业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务工管制有所松动，“百万民工下广东”和每年“春运”的壮观景象全球罕见！总数超1亿4千万的“农民工”进城规模世界绝无仅有！尽管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做出巨大贡献，但城乡差别仍未打破，更出现了许多“孙志刚”式的悲剧。
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我们最终不能让其存在于城市之中而游离于城市化之外，应该创造条件使其融入城市之中，并要考虑“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等一系列有悖于社会整体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认为，“我们的制度应当给农民工一个希望，比如干个5年10年可以成为市民，享受相同的待遇和福利。而目前的住房制度，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没有考虑流动人口。”
诚然，解决三农问题不止是城市化一条路，也并非仅给予进城农民一个城镇户口就可以解决，更并非将“农民工”这个称谓改为“新工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争论要不要取消户籍限制、要不要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扫除户籍限制的障碍、如何积极面对和解决城市化面临的问题，“十一五”规划的新农村建设只是整个过程迈出的第一步，城市化是迈出的另一步，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必须要和城市化建设同步进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甚至是更多的综合配套措施，如实施土地制度的变革，统筹城乡建设，既要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也要政府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加速农村的建设步伐，减轻
农民的负担；真正建立起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基本一视同仁的统一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城市化背后的疯狂博弈
近来，与城市化（城镇化）相关的新闻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媒体的热点中的热点，隐隐之中感觉城市化是不是已经有点疯狂了，难道“鬼城”、空心村、临时夫妻……就是城市化疯狂所必须面对或付出的挑战或代价？
其实，在中国城市化如火如荼的背后，涌动着疯狂的权利博弈，且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城市化的“掮客们”对2012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达到52.45%（国家统计局数据）津津乐道，而城市化的受害者和理性人士则直陈时弊：鄂尔多斯领衔的“鬼城”数量越来越多，刘丽反映“临时夫妻”现象的发言令人震惊，空心村造就的“386199”部队日益壮大……
所有这一切，其实都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表象，笔者以为，城市化的利益核心是土地，而反映土地权利最直接的就是房地产，而房价的疯狂上涨正是土地权利疯狂博弈的结果。
在日前参加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有人透露了一个消息：“京郊的一家农户在最近的拆迁中得到了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补偿款。”创造了一夜暴富的传奇。其实大家都明白，类似这样的天价拆迁补偿是基于对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
一方面，土地的权利博弈日趋尖锐，失地农民维权意识增强，征地拆迁补偿及其要求大幅度上涨，许多城市的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举步维艰，使城市决策者和开发商舍弃人口较多、空置风险较低的老城区，而转向人口稀疏得多、空置风险高许多的新区，从而造就了一座座“美丽”的“鬼城”。
另一方面，农民的宅基地及其在宅基地所建的房子，却因我国的一些不合理法规造成农民财富的恶性沉淀。根据九三学社发布的调查报告，近年来，我国农村常住人口每年以1.6%的速度在减少，宅基地却以每年1%的速度增加；农村每年建房占地200万亩，年投入数千亿元，但其中1/4的住房却常年无人居住。如果加上土地本身的价值，我国农民每年沉淀在土地和住宅的财富将超过万亿元。
然而，最让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可流通的农民宅基地及其住宅，一旦被政府征收后不仅摇身一变可流通了，而且还增值百倍。赋予政府使农民宅基地及其住宅由不可流通变为可流通、并迅速增值的就是我国不合理的土地法规。
因此，笔者以为，没有疯狂的房价，就不会出现疯狂的“鬼城”，没有令人扼腕的空心村，就没有令人震惊的“临时夫妻”……也就没有近乎疯狂的城市化及其背后的权利博弈！究其原因，一部不近情理的土地法规迟迟不改，我们是不是也有点疯狂？
北京分散资源比“赶人”更重要
在12月22日开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安顺提出2014年北京的首要任务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要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
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在向全会做市委常委会工作报告时指出，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部分地区环境脏乱、违法建设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北京的可持续发展，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治理。
对此，有网友分析，这言下之意，其实就是想把外来人口逐步“赶出”北京。也有媒体解读认为，北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确强烈释放了这一信号。
据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达2069.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达到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1000万人，增长87%，差不多增加了一个北京城的人口。
以水资源为例，北京人均水量不到100立方米，远远低于人均500立方米的国际极度缺水标准。以2012年为例，北京用水总量约36亿立方米，其中7.5亿立方米是再生水，用水缺口保守统计在11亿立方米左右。自1999年以来，北京已连续14年干旱，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平均每年下降90厘米，地下水已严重超采，包括永定河在内的北京依托的21条主要河流全部断流。
人口快速膨胀还使北京生活垃圾大增，2013年，北京市每天产生生活垃圾17700吨，处理设施总设计能力为17530吨/日。8座大型垃圾处理设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最高负荷率达246%，不仅造成渗滤液难以处理、臭味难以控制，而且还大大缩短了垃圾处理设施的使用寿命，7座垃圾卫生填埋场将在2-3年内填满封场。北京已深陷“垃圾围城”窘境。
但是，如果把外来人口统统“赶出”北京城，北京还会遇到更棘手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北京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近80%，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而支撑其这一大行业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外来人口。
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城市，离开产业工人，许多城市将要“瘫痪”。在春节长假期间，很多外来人口返回了家乡，城市生活也遭遇了诸多的不便。在这个时候感慨城市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的贡献”更多了一些真情实感。
诚然，外来人口的确给北京造成了各方面的压力，多年来北京也一直在“赶人”，但为何赶不走呢？人还越来越多呢？这与北京“霸占”过多优质资源有关。
雾霾、堵车、水污染、高房价、垃圾围城……种种“大城市病”集中向北京发难，说明北京的城市化质量并不高，因此，北京未来要想控制人口，关键是要找准“大城市病”的病因，对症下药，分散资源比拦截人口更为重要，也更为有效。
半城市化是挑战更是机遇
7月2日下午，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发布了《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的户籍城市化率（或称城镇化率，下同）为34.71%，比上一年增长0.54个百分点。与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51.27%相差达16.56个百分点，涉及人口达2.3亿。这2.3亿人中绝大多数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2.3亿人口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相当于两个日本、四个德国或六个英国的全国总人口。面对这一天文数字，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倍感压力山大却觉无从下手。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半城市化问题是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户籍、土地等制度障碍所造成的非正常现象。经过数年来对半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不断关注与了解，以及综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与现状，笔者越来越觉得如果我们能直面半城市化问题，并且采取得当措施予以应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必将获得一个难得而且持久的发展机遇期。
首先，制度改革仍然有空间。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一个国家的政策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道理，也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过破除
计划经济体制障碍，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极大改善。时至今日，唯有进一步推进户籍、土地、财税等制度的改革，促进人口和要素的自由流动，才能永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其次，管理创新可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保障。针对现阶段集中爆发的公共服务缺乏、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城管“凶猛”、贫富悬殊等问题，如何实现城市治理模式创新比大兴土木更为重要。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深入，大量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势必给城市管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因城市管理不善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的严峻形势，以及城市化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等诸多问题，倒逼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对城市进行综合治理。
第三，解决就业可以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之前有专家评论中国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已经难以为继，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妥善解决2.3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不是任由这一群体发展为流民、乱民甚至暴民，人口压力就可转变为人力资本。困扰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中国同样将会发生，充分挖掘2.3亿人口的人力资源潜力，或许是我们应对老龄社会到来的最后机会。
第四，促进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自给自足式农村经济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具有弹性，而2.3亿人的城镇化，不光是实现人口的区位转移，还将带来消费结构和消费规模的巨大转变。在出口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城市化带来新的消费群体，对于投资市场、产业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绝对是一大利好消息，也是我们最乐于见到的结果。
半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半生不熟状况的现实写照，也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果能够从长远和全局着眼，从制度改革、管理创新、解决就业、促进消费等民生问题着手，那么发展的机遇同样存在。
城镇化要让农村更像农村
当拉动中国经济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国外需求三驾马车不约而同地出现放缓趋势时，城镇化（城市化）被中央决策层寄予厚望。
尽管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
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等明显滞后。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改革的成果仅仅是物质财富而已”。
值得欣喜的是，新一届政府履职以来，“促改革”快马加鞭、“稳增长”长短兼顾、“惠民生”一举多得……尽管面对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但中央政府坚持不断探索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抛弃只重视速度而忽视质量的“老路子”。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一再延缓出台就是很好的例证！
笔者以为，当城镇化成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引擎的时候，大家应该明白，城镇化对于中国，绝不是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造城运动；也不是各自为政，分食投资蛋糕；更不是全国撒胡椒面，重复建设，浪费资源…… 应该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为重要推手，倒逼土地、户籍等制度改革，为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经济产业集群的转型升级扫清制度障碍。
众所周知，我国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是：全国各县市的硬件建设都搞得不错，但县市的生源却挤破脑袋地往省城的中小学校挤；县市的病人也不辞辛苦地赶到省城医院排队；极端情况则是往首都北京跑。也就是说，当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跟不上，建再好的马路，修再大的广场，盖再好的房子也留不住人！
然而，另一种现象则是，在诸多官员和民众的认识里，以为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变成城市，让农民变为市民，所以，在有些地区进行的城镇化实践有些走偏。实际上，城镇化的过程，绝不是让农民消失，也绝不是让农民的生活方式消失，而是使这种生活方式更加精致，更能够体现它的特色。
一百多年前，英国和法国与现在的中国一样，也存在城乡差别，法国走的是城市化道路，即把乡村变成城市；英国与法国的做法不同，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乡村风貌和乡村文化，也消除了城乡差别，并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将交通、医疗、卫生、教育和通讯等公共服务覆盖农村，既可缩小城乡差别，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又能拉动内需，让农民在共享现代文明的同时，安守于土地，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从区域经济和自然循环的角度来说，农村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而城市也一定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这两者之间，是人、物质、精神相互补充、相互交换的关系。
可见，农村城镇化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城镇化是产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是被动的城镇化。那么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中国的城镇化需要有大智慧的胸怀——要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并举，既要以人为本，又要因地制宜，更要分类实施。
13亿人口，资本？负担？
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焦点之际，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对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阐述，无疑是今后十多年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头戏”，必将再度引发全球关注。
《决定》中关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表述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与认同，有学者表示这一政策思路将使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更具自主性和长期可持续性。
笔者记得，在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的新闻让不少唯GDP论者兴高采烈了好一阵子，恐怕至今仍沉醉其中。诚然“中国经济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值得高兴，但就像我们的国土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等一样，被13亿人口一平均，中国什么优势都没了。或许有人就开始抱怨“都是13亿人口惹的祸”。
无论是“中国经济总量已跻身世界第二”的沉醉者，还是“都是13亿人口惹的祸”的抱怨者，其实都忽略了“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的事实，这才是我们最具实力、最有底气、最应该拿出去跟别人比拼的。
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13亿人口的人力资源、13亿人口的市场所衍生出来的衣、食、住、行和文化消费潜力都将是难以估量的天文数字。世界老大美国为何对中国客气三分？欧盟各国为何对中国如此大度包容？日本为何能长期雄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是中国13亿人口的庞大市场。
斯蒂格利茨关于“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21世纪的两件大事”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但就像中国国际城市化发展战略研究委员会主任金德钧所言：中国的城市化将面临两种局面，一种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顺利地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文化复兴；另一种可能是低水平徘徊，表现为经济大起大落、社会建设萎缩、生态环境恶化。
回顾最近几年，我国一直忙于应对经济波动，忽略了改革。虽然大喊要精兵简政，却出现了政府越来越大，权力和资源越来越集中的现象；虽然经历了金融危机，但市场化程度不进反退；虽然政府解决民生的投入越来越大，但社会上各种利益的冲突却日益增多等问题。
可见，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它已经全面触及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将撬动具有进步意义的生产关系的同步再调整，是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
说一千，道一万，
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咬定“城镇化”这一能直接刺激和带动增长的改革“牛鼻子”，志在必得、务求实效、一抓到底。可以设想，一旦出现实行“大包干”时期农村改革那样的重大突破，中国13亿人口所释放出来的市场巨大需求，也必将再次令世人瞠目结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