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决策理论（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是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探讨决策过程的理论。最早出现于巴纳德、马奇、H．A．西蒙和塞厄特等人关于个人、团体及组织的理论中。其理论的主要前提是，决策是组织中行为及绩效的基本过程。古典决策理论把人看作具有绝对理性的“理性人”或“经济人”，认为在决策时，人们会本能地遵循最优化原则选择方案。组织决策的行为理论则认为，这十分困难。为此，西蒙用“令人满意”的原则来代替“最优化”。该理论即考查实际决策中所受到的动机的、认知的及计量上的限制，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决策方案。

行为决策理论（BDT-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始于对传统决策理论中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的探索，至今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决策行为实证研究一直贯穿于其中，而决策行为的实证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对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起着推动抑或限制的作用。可以说，决策行为实证研究方法的发展对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行为决策理论的萌芽期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行为决策理论的萌芽阶段，时间跨度大致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称为行为决策理论的萌芽期，主要是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探索理性决策理论的不足和弊端上，其研究往往处在是规范性研究的先行阶段，没有划分出独立的研究领域。

行为决策理论在第一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可分为“判断”和“抉择”两大类。“判断”在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估计某一事物发生概率的时候，整个决策过程是如何进行的”(爱德华兹悖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抉择”在研究中的含义是“人们在面对多个可选事物的情况下，是如何做挑选的”(阿莱斯悖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研究框架基于认知心理学，认为人的判断和抉择过程实际是信息处理过程，该过程有四个环节——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输出、信息反馈。主要研究内容是探索和描述人们在“判断”和“抉择”中是如何具体进行每一个环节的。

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心理学实验方法，通过心理学实验探索人们在进行判断和抉择背后的心理因素，然后再就这些心理因素对决策行为中的判断和抉择的影响进行理论探讨，进而探索和描述人们在“判断”和“抉择”中是如何具体进行每一个环节的。应该说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还是解释许多理性决策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但是，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对决策行为的研究显得比较单薄，加上理性决策理论正处在发展的高潮期，行为决策理论在学术界并没有得到重视。

行为决策理论的兴起期及其主要研究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行为决策学在这个阶段已经称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并在经济、金融和管理等领域不断扩大。期间，行为决策理论的研究对象扩大到决策过程的所有环节：情报阶段、设计阶段(包含判断)、抉择阶段和实施阶段，对决策行为中各个阶段中人们是如何具体的完成这一阶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行为决策理论中讨论的偏离传统最优行为的“决策偏差”绝大部分是在这个时期研究发现的。值得注意的是，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建立起基于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描述行决策模型，Kahneman和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 中，提出的描述性决策框架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型(详见图1) ，这一模型与传统的决策模型(详见图2) 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结合这个模型，Kahneman和Tversky运用心理学对传统经济学进行大胆创新，修正了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经过大量实验研究，他们总结发现了许多偏离传统最优行为的决策偏差。如不确定性效应(Certaintyefect)、反射效应(Reflection efect)，锚定效应(Anchoringefect)，后悔理论、过分自信等现象，在总结实验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充分展示人类决策行为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前景理论。Kahneman也由于在该领域杰出的贡献而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方法涵盖了观察法、调查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和实验法(心理学实验和经济学实验)等，而且随 ‘实验经济学的逐渐成熟，行为决策研究的方法有逐渐向经济学实验方法靠拢的趋势。多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尤其是经济学实验方法的逐渐成熟和应用，使得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规律得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为行为决策理论后来的蓬勃发展，尤其在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扎实基础。

行为决策理论的蓬勃发展期及研究方法

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至今。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在这个阶段的研究的主流不再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而是概括行为特征，提炼行为变量，然后将其运用到理性决策的分析框架之中。这种向传统理论领域的渗透与第一阶段的混淆完全不同——改善和替代后的决策模型不仅考虑客观的备选方案以及环境对它们的影响，而且包含了决策者认知局限性、主观心理因素以及环境对决策者的心理影响等因素，这样得到的模型普适性更强。可以说，这种渗透正是行为决策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行为决策理论在这个阶段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应属其应用于金融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至少包括BSV模型、DHS模型、HS模型、BHS模型等四个投资者心态模型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行为组合模型等。投资者心态模型较好地对金融市场中价格对信息的过度反应(over—reaction)和反应不足(under—reaction)现象进行了解释，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组合模型更是对传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了普适性更强的修正。

在第三阶段，行为决策理论的主流研究范式为：首先，识别具体领域的传统决策模型及其假设；第二步，揭示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现象，而这种不一致现象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第三步，归纳行为特征，增加行为变量或用考虑行为因素后的变量替代原模型中的变量，得到新的决策模型；第四步，对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寻找该模型的新推论，并论证其对谬与否。

从研究范式可以看出，行为决策理论研究在第三阶段以演绎法为特征的理论研究开始增多，但实证研究方法还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只是实证分析的对象已经不是决策行为，而是基于决策行为规律提出的经济、金融、管理等领域中的一些命题假设。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虽然这个阶段的研究开始转向行为决策模型的构建和检验，但模型的构建和检验均建立在对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在文化背景研究逐渐融入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不断引入的情况下，对实际决策行为进行描述的精确度要求越来越高，对其研究方法的要求自然也就越来越高。

在行为决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对人们实际决策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的研究方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行为决策的萌芽阶段，由于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实证分析方法局限于心理学实验，行为决策研究的对象无法涵盖决策的整个过程，也无法与理性决策研究的领域脱钩。在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由于观察法、调查法和实验法的引入，尤其是经济实验法的日渐成熟，行为决策理论开始兴起并称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学科。到了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学实验法的广泛应用和其他实证研究方法的不断吸收，行为决策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在现代决策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认为，对人类实际决策行为进行描述性研究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决策理论发展的进程。

(1)出发点是决策者的决策行为；

(2)研究集中在决策者的认知和主观心理过程，关注决策行为背后的心理解释，而不是对决策正误的评价；

(3)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决策者在判断和选择中信息的处理机制及其所受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而提炼出理性决策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行为变量，修正和完善理性决策模型。

人的理性介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

即人是有限理性的，这是因为在高度不确定和极其复杂的现实决策环境中，人的知识、想像力和计算力是有限的。

在识别发现问题中易受知觉上的偏差影响

而在对未来的状况作出判断时，直觉的运用往往多于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所谓知觉上的偏差，是指由于认知能力的有限，决策者仅把问题的部分信息当作认知对象。

由于受决策时间和可利用资源的限制

决策者即使充分了解和掌握有关决策环境的信息情报，也只能做到尽量了解各种备选方案的情况，而不可能做到全部了解，决策者选择的理性是相对的。

在风险型决策中

与经济利益的考虑相比，决策者对待风险的态度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决策者往往厌恶风险，倾向于接受风险较小的方案，尽管风险较大的方案可能带来较为可观的收益。

决策者在决策中往往只求满意的结果，而不愿费力寻求最佳方案。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多种：

(1)决策者不注意发挥自己和别人继续进行研究的积极性．只满足于在现有的可行方案中进行选择。

(2)决策者本身缺乏有关能力，在有些情况下．决策者出于个人某些因素的考虑而作出自己的选择。

(3)评估所有的方案并选择其中的最佳方案，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可能得不偿失。

行为决策理论抨击了把决策视为定量方法和固定步骤的片面性．主张把决策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例如，威廉·大内在其对美日两国企业在决策方面的差异所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导致这种决策差异的一种不容忽视的原因，从而开创了决策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一）有限理性模型

有限理性模型又称西蒙模型或西蒙满意模型。它是一个比较符合现实的模型，西蒙认为人的理性是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该理论模型的主要观点是：

（1）手段和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与矛盾。西蒙认为，手段一目标链很少是一个系统的、全面联系的链，组织活动和基本目的之间的联系常常是模糊不清的，这些基本目的也是个不完全系统；这些基本目的的内部和达到这些目的所选择的各种手段内部也存在着冲突和矛盾。

（2）决策者追求理性，但又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决策者只要求“有限理性”。这是因为人的认识和知识都是有限的，决策者既不可能掌握全部的信息，也无法认识决策的所有规律；人的计算能力有限，人的智能延伸能力也有限，即使借助计算机，也没有办法处理数量巨大的变量方程组；人的想像力和设计能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备择方案全部列出；人的价值取向并非始终如一，人的需求多元，目的也会改变，有时互相抵触，没有统一的标准。

（3）决策者在决策中追求“满意”标准，而非“最优”标准。在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中，决策的最优化或最大化标难只是一种假设，很难实现。所谓“满意”标准，指的是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追求接近“最优”标准或相比“最优”标准。“满意”标准具有显示的可比性、可执行性、可实现性。

（二）成功管理模型

成功管理模型又称皮特斯一涅特迈模型。皮特斯(Peters)和握特迈(watennan)在调查了许多成功的工商企业后发现，理性模型给工商企业带来了不良的后果，因而这些工商企业并不遵守理性模型。它们有自己的成功管理模型，这一模型具有如下特点：

（1）决策者流动于各个部门之间，以掌握真实的正在发生的情况。

（2）决策者尽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只做一件事，完成有限的目标。

（3）决策者重视行动，经常实验，不怕失败。

（4）决策者注重速度和数量、提倡立刻就干，事做得多，策略就越完善，他们不怕实践，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

（5）拥有一个无形的有漏洞的体系，企业的重大突破来自对漏洞的改革。

这种决策模型没有—‘套理性的决策程序，属于非理性的模型。它尽管受到一些怀疑，但解决了来自组织的实际案例。

（三）社会模型

社会模型又称为社会心理学模型。它的理论模型来源于弗洛伊德（Floyd），即人的行为大部分是出本身的潜意识指导的，人们是没有能力做出理性决策的：不管村弗洛伊德的理论抱什么态度，人们几乎都同意社会因素对决策行为有深远影响，社会的压力和影响甚至会导致决策者做出完全非理性的决策。

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与其环境和文化紧密相关，文化对人的影响极深，不跳起来不知道地球引力的存在，不换一个文化环境往往意识不到文化对人根深蒂固的影响。文化的影响其实就是一种社会的压力，会有意无意地迫使决策者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去认知、决断和行动，人同时受自己的情感和意识支配，情感和意识往往是非理性的，所以，决策并非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决策是受情感和文化影响的。

社会模型在某些条例下是适用的，但人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否则人类社会也不会得到发展。因此，我们不能简单认为社会模型在大多数决策中起主要作用，但也不得不承认，社会因素和社会压力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

1.为公司决策者服务

投资决策往往受多方面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且时间紧、信息不完备，使得决策者觉得传统理性决策理论的实用性差，常常凭经验进行主观判断和抉择，因此他们在投资决策中更需要行为决策理论的指导，更需要了解可能发生的认知偏差和行为陷阱，更需要含有行为变量的投资决策模型。

2.为政府及相关职能机构服务

政府及相关职能机构的重要责任之一是为众多公司营造良好生存和发展环境，只有深入了解公司实际的项资决策行为，才可以对症下药，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引导公司积极、健康、妥善地进行投资决策，维护经济秩序的稳定，促使国民经济向前迈步。

3．为高校和研究机构服务

高校和研究机构是公司的“诊断师”，通过引入行为决策理论中有关投资决策的研究成果用于指导公司管理实践，能够帮助提高和优化公司投资决策水平，搭建实践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的平台，体现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学术宗旨。此外，行为决策理论特别能为高风险行业公司从事高风险项目投资提供有益的启示，帮助决策者认识到自身的行为特征与公司风险的互动关系，从而保证了公司财富的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