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政府”，是达赖集团背叛祖国和人民后，于1960年9月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的，刚开始叫“西藏噶厦政府”，后来改名为“大雪域国政府”。这个所谓的“流亡政府”，从噶伦到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是由外逃藏人中少数坚持分裂祖国、主张“西藏独立”的反动僧俗上层、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其他藏区的土司、头人担任的。在1963年10月达赖集团公布的“西藏国宪法”也就是1991年修改后的“流亡藏人宪法”里，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西藏政府的主要职权由达赖喇嘛负责”，面积达240万平方公里的子虚乌有的“西藏版图”，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全部地区以及新疆、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区部分地区。这一切表明，这个非法的“政府”以“立法”形式与中国宪法和其他法律全面决裂与对立。

撕毁协议，武装叛乱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但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分子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声称“西藏是独立国家”,叫嚣要“采取武装行动,把解放军赶跑”,不断策划实施叛乱活动,谋取“西藏独立”。

1959年初,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支持纵容下,西藏局部叛乱不断扩大,约七千多名叛乱分子窜入拉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上层分子认为同中央决裂的时机已到,于3月10日公然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

武装叛乱失败后,达赖逃亡国外。逃亡途中,3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在西藏山南的隆子宗(今隆子县)代表达赖宣布:3月10日“宣布西藏独立了……现在准备把译仓(西藏地方政府机构)、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也搬到国外去。暂时拉萨无法作为国都,决定隆子宗为国都并称为玉结隆子。”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的提斯浦尔后,发表鼓吹“西藏独立”的《达赖喇嘛的声明》。

分裂国家表现形式

为了实现“西藏独立”,在印度达兰萨拉,达赖集团建立了一整套等同于独立国家的机构。

1960年9月达赖在这里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所谓“西藏流亡政府”,自己任“国家首脑”,“西藏流亡议会”也同时成立。

1963年达赖在这里主持制定并颁布了“宪法”。由此,一个以“西藏独立”为政治纲领的分裂主义集团正式出笼。

1991年,达赖集团主导制定的“流亡藏人宪法”仍然将“西藏独立”奉为宗旨,在这部新修订的所谓“宪法”中规定“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坚持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社会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联盟的本地人国家”。

这与1963年达赖主导制定的“大西藏国宪法”中要“建立一个民主统一的国家”、“达赖喇嘛任国家首脑”的提法,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而明确规定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使高层喇嘛理所当然地出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伦”,进一步强化了达赖作为政教领袖对“西藏流亡政府”所有重大事务的最后决定权。

达赖集团不断强化“流亡政府”机构。达赖集团于1959年4月组建的第一届“西藏流亡政府”,设“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宗教部”4个机构。

2006年9月组建的第十三届“流亡政府”,却设有“内政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卫生部”、“安全部”等7个部门。达赖集团进行“西藏独立”活动的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

在“西藏独立”理念的驱使下,“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妇女协会”、“自由学生运动”、“西藏国家民主党”、“国际援藏网”等达赖集团下属组织相继滋生,相互勾连呼应、彼此分工协作,在境内外掀起一波波“西藏独立”的浊浪。

达赖集团“流亡政府”是一个既无中央认可，又未经过国内藏胞认同，也不能取得国外藏人一致拥护，更未得到世界任何一国政府承认的非法政治组织。

达赖集团不遗余力地要把“西藏流亡政府”粉饰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其险恶用心就是要否定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其他藏区自治政府，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终实现“西藏独立”、复辟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反动政治图谋。

无论是从人民利益的角度，还是从法理的角度，代表西藏地方和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国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下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达赖及其“流亡政府”没有任何合法性，没有任何资格代表西藏地方和西藏人民。

达赖集团1959年武装叛乱失败逃亡后，在印度达兰萨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陆续成立“西藏青年大会”（简称“藏青会”）、“西藏妇女协会”（简称“藏妇会”）等“藏独”组织，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达赖公开鼓吹“西藏是独立国家”

1959年6月，外逃不久的达赖就急于发表声明说“西藏实际上曾经一向是独立的”。图谋“西藏独立”成为达赖集团公开鼓吹和不断煽动的“梦想”。每逢“3·10”等“藏独”重要日子，都不遗余力地鼓噪，变着花样地宣扬“西藏独立”，为境内外的“藏独”分子鼓劲。

成立“流亡政府”

20世纪60年代初期，达赖集团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所谓“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规定“由达赖任国家首脑”，“大臣由达赖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应由达赖同意方被认可”。他们有所谓的“国歌”、“国旗”（雪山狮子旗）。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达赖集团实际上始终坚持按照独立国家程序行动。每逢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节日、会议等，都要安排所谓的升“国旗”、奏“国歌”以及向为“藏独事业而献身的勇士和英雄”默哀等仪式。

重新组建叛乱武装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边境进行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活动。其首任总指挥恩珠仓·公布扎西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组织了一系列向中国哨所的进攻”，“有时，一二百人的西藏游击队的活动深入中国占领区达100英里”。达赖撰文对公布扎西大肆赞扬。

造谣诽谤，挑拨民族关系

达赖集团在叛逃后的40多年里，不顾事实，编造谎言，如政府反对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传统文化艺术遭到灭绝危险；西藏自然资源受到严重破坏等谎言，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煽动西藏群众反对中央政府。

制造骚乱事件，加紧“西藏独立”活动

1987年9月，达赖公然宣称“西藏不是中国一部分，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随后，拉萨连续发生严重骚乱事件，骚乱分子在“西藏独立”的口号下，冲击政府机关，砸毁汽车，抢劫财物，焚烧商店和公共建筑，并打伤值勤公安干警，严重干扰和破坏了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

1989年2月13日起，“藏独”分裂主义分子已在拉萨几次闹事，有关方面一直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了正面冲突。与前几次骚乱事件相比，3月5日的骚乱事件规模更大。3月6日到7日，拉萨街头的骚乱仍在继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暴行，对拉萨市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3天的骚乱中，横遭暴徒打、砸、抢、烧的商店、旅馆、饭店达90多家，被砸毁门窗的机关、学校、医院数十家，伤亡上百人，直接经济损失数百万元。骚乱分子肆无忌惮的恶劣行径对包括藏胞在内的各族人民感情造成了严重伤害，对全国安定团结局面造成了恶劣影响。

利用舆论宣扬“西藏独立”

1991年3月，达赖向报界宣称，西藏“是当今世界上被占领的一个最大的国家”。同一年，达赖集团修改后的“宪法”中，仍规定达赖是“国家首脑”。达赖及其所谓“流亡政府”向国外藏胞长期征收“独立税”，在一些国家设立“办事机构”，出版发行宣扬“西藏独立”的刊物和书籍，从事“西藏独立”的政治活动。

宣传“藏独”思想，制造民族矛盾

1995年他在时轮灌顶法会上的讲话，通篇宗教部分谈及甚少，都是照本宣科念诵经典片段，未做任何诠释开示，更多的是“西藏问题”的政治说教，称“西藏绝不属于中国”，煽动民族仇恨。

制造惨绝人寰的“3·14”事件

操纵“藏青会”、“藏妇会”等“藏独”组织，与境内寺庙少数“藏独”分子相互勾结，制造惨绝人寰的“3·14”事件，进而拉开了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的罪恶序幕。这次暴力事件使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在敏感时期挑起事端，蓄意把事情搞大甚至造成流血事件，破坏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其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就是要破坏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破坏西藏连续18年来之不易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昌盛的发展形势，破坏全国两会的胜利召开，并公然反对和企图破坏举世瞩目的、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2008北京奥运会的举办。

“绑架”奥运会，妄图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敌

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之后，达赖集团在达赖的鼓动下，提出“决战奥运”，企图借干扰奥运会加快推进“藏独”活动。2004年12月，达赖集团“2008自由西藏运动”工作部主席罗登朗林表示，“全世界都会密切关注中国，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给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的独特机会”。2008年2月7日，达赖集团伪议长噶玛群佩称，“要利用中国举办2008奥运会的机会，展开各种活动，迫使中国政府在2008年或者未来两年内解决西藏问题”。

达赖集团在境内外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破坏活动。2007年4月，达赖集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珠峰大本营打出抵制奥运会的“藏独”标语。2007年5月，达赖集团宣布将于2008年5月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西藏奥运会”，并成立了所谓的“西藏奥运会组委会”。同时，达赖集团“国际支持西藏网络”还成立了一个由境外藏人组成的“运动队”，要求国际奥委会准许他们“代表西藏参加奥运会”。“藏青会”于2008年4月开展从达兰萨拉到新德里的“死亡火炬”传递活动。

达赖集团所谓的“流亡政府”分为三大系统：达赖喇嘛秘书处、“噶厦政府”和“西藏人民会议”。过去数十年中虽有部分改变和调整，但其组织机构基本框架并没有大的改变。

达赖喇嘛秘书处就是旧西藏时的“译仓”，又称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或称达赖喇嘛办公室。旧西藏的“译仓”隶属噶厦并受达赖的总堪布领导，如今的“译仓”则由达赖直接领导和指挥，是达赖集团重要的决策和权力机关，实际权力超过旧西藏“译仓”。噶厦的重大事项必须通过“译仓”呈报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经“译仓”审核、盖章方能生效。

达赖秘书处还负责处理达赖的私人事务，如为其起草讲话稿，安排日常活动，奉命为其发表声明、接见记者等。

专家指出，“噶厦”是达赖集团“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枢即“内阁”。“噶厦”之名是清朝中央政府钦定的，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噶厦”，标志着“噶厦”从那时起即为非法组织。

根据“流亡藏人宪法”，“噶厦”应设8名“噶伦”，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噶伦”任期5年。几经改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当上了原来只有贵族才有资格担任的“噶伦”。

专家介绍，达赖集团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组建了13届“流亡政府”。有7个“噶伦”，首席“噶伦”是桑东。“流亡政府”下设20多个部门和单位，包括内政部、财政部、安全部、外交与新闻部、宗教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等7个部和其他下属单位，共有从业人员2900多人。

专家介绍，有充分证据表明，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指挥藏人将“革命成果”进一步扩大，还对“安全部”、“宗教与文化部”等部门的工作进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达赖集团派遣、煽动组织策划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的骨干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员建立了联系，并在其授意、指使下积极从事民族分裂活动。

“西藏流亡议会”最早形成于1960年，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谓“民主化进程”直到2001年才开始，“总理”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由46名“议员”组成一个“议院”，借鉴和参考印度宪法和议会来运作。该“议院”任期5年，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一次会议的时间为两周左右。

“西藏人民会议”是达赖集团为笼络川、青、甘、滇各省藏区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而给自己披上的西方议会式“民主”外衣。

专家指出，“西藏人民会议”其实并非达赖集团的新把戏。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伦堡的少数西藏反动上层，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在美英帝国主义的唆使之下，就曾于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国民会议”的名义向联合国发出过“呼吁书”；西藏和平解放后，少数反动分子为了破坏十七条协议，又曾多次打出过所谓“西藏人民会议”的牌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叛国阴谋活动。

因内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会议”就代表名额的分配多次进行了调整。基本分配办法是按照3个地区－－多麦（安多）、多堆（康区）、卫藏（前后藏），和5大教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格鲁派、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选举产生。由于达赖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地区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种派别组织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设会”的选举时暴露得最为明显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届“人民会议”在激烈的争吵中组成，时隔仅一年，即因台湾金钱丑闻案宣布解散。

“08年这届的‘西藏人民议会’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个通过选举产生，另外3个由达赖任命。”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介绍。

“西藏拉萨“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生后，达赖集团于3月中旬成立了7人组成的“西藏团结委员会”，由“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培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宣称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将直接领导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开展活动，“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奥运会、妄图分裂祖国的丑恶目的暴露无遗。

达赖集团还在一些国家设立所谓办事处、代表处、联络处，以加强和一些支持“西藏问题”的团体、人士的联系，寻求支持，同时继续保持同旅居这些国家的藏胞的联系，加强对他们的控制。这些办事处最多时达到18个，现有10个办事处和２个特别办事处（驻美国华盛顿办事处、驻欧洲布鲁塞尔办事处），办事处头目都是达赖集团的骨干，其中华盛顿办事处头目是甲日·洛珠坚赞（又名甲日·洛迪），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主任扎西旺堆曾担任过“流亡政府”“噶伦”。

专家分析指出，近些年来，达赖集团的“草根外交”和院外活动频频得手，其驻外办事处的职责及活动范围有所扩大。“３·１４”事件后短时间内我国十多个驻外使领馆遭遇海外流亡藏人抗议甚至冲击，和这些办事处密切相关。

达赖集团还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点，以保持藏人特点；建立了藏人学校，加强“藏独”教育，学校的学生每天要升“国旗”、唱“国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庙，共有约1.7万名僧侣；办报刊，出书籍，为“西藏独立”制造舆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将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独立”的战车上，达赖集团借鉴或仿照国内外的各种社团组织形式，把青年、妇女等组织起来，并特别加以扶持，以增强分裂活动的力量，“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厦”将这两个组织列入财政预算，定期给予经济补助。近年来，“藏青会”羽翼逐渐丰满，其势力渗透到达赖集团各个领域，上至“噶厦”“噶伦”及其各个部门－－已经控制了达赖集团“噶厦”及其主要部门，下至各藏人聚居区的大权，乃至达赖喇嘛秘书处，绝大多数均为其骨干所掌握，“噶厦”政府各级官员和办事人员中有８０％系“藏青会”现任和曾任成员，“藏青会”纠集流亡藏人闹事，勾结国际上各种反华势力，煽动“西藏独立”，实施“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成为鼓吹和图谋“西藏独立”最顽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组织。“藏青会”也深受达赖器重，每届代表大会达赖都要亲临并讲话，为之打气。

专家指出，从构架上看，达赖集团建立了一个功能齐全的政治流亡集团。４０多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流亡分子苦心经营，以一个反华的弱者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通过歪曲事实，传播谣言，污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骗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表面上的“三权分立”，实质上的“政教合一”

（1）达赖成为政教合一的“国家元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毕华研究员指出，虽然达赖集团“流亡政府”仿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形式设置了机构，但其“西藏流亡政府”的顶端仍然是达赖喇嘛，其“政教合一”的实质没有改变。

她说，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所谓神权、君权、民权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同阶段。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达赖喇嘛是神权统治的代表，“流亡政府”“宪法”将他作为最高政教领袖，表明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实行的是所谓“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事实上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一个由宗教转世产生、代表着神权统治的喇嘛，被推崇为民权的代表、民主的斗士，这还不滑稽吗？”她说。

专家指出，在达赖集团中，不论是“西藏人民代表会议”及其议长，还是“噶厦”及其“噶伦”，都必须听命于、从属于达赖，达赖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拥有对“噶厦”和“人民会议”的一切决议和官员任命的最后决定权。达赖还有权决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开“西藏人民代表会议”。“‘流亡藏人宪法’赋予达赖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权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的特征。”

达赖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国家元首”。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达赖大哥当才·土登诺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杰也都是活佛，在达赖集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历届“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担任重要职务，08年这一届“流亡政府”首席“噶伦”桑东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伦”桑东·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么？”专家指出。

四川藏学研究所专家指出，达赖集团的“流亡政府”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外衣与中世纪“政教合一”体制内核的矛盾混合体。

达赖集团创立的《独立》杂志1995年秋季号在封面上刊载了一幅漫画《西藏民主的现状》，画了一个亭子，亭盖标有“民主”字样，由“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撑。“立法”之柱撑顶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顶，仅有“执法”一根柱子立地撑顶。

（2）任人唯亲，家族专权：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专家们指出，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达赖集团还任人唯亲，体现出浓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十四世达赖喇嘛兄弟姐妹共7人。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一同逃亡国外的家属有他的母亲德吉次仁（1981年病故）、大哥当才·土登诺布、二哥嘉乐顿珠、三哥洛桑三旦、姐姐次仁卓玛和姐夫平措扎西（又名黄国桢）、妹妹吉尊白玛、弟弟丹增曲杰和弟媳仁青康珠。

专家指出，达赖集团和“流亡政府”的政治、武装、经济、教育等重要部门和一些派别组织的大权，均为达赖兄弟姐妹所把持，他们在达赖集团乃至“流亡政府”中所建立的家庭专制，超过了历世达赖喇嘛。

从达兰萨拉“噶厦”成立至今，达赖家族中先后有5人担任过“噶伦”、首席“噶伦”。“噶厦”席位无论是3人、6人还是7人，达赖家族都相应占据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七分之三的比例。

坚持“西藏完全独立”的达赖大哥当才·土登诺布，又称当才活佛。其父1947年被亲帝分离分子毒死。1950年与美国驻印使领馆勾结，策动达赖出逃并充当联络人。1951年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台的双重间谍。1956年，达赖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2500年诞辰纪念，当才活佛奉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命到达印度策动达赖留居印度。他声称，“西藏只有完全独立才能生存”，“其他方式只能走向死亡”。

集军事、外交和财权于一身的达赖二哥嘉乐顿珠。1951年应当才活佛邀请，嘉乐顿珠加入美国国籍并接受美国政府及中央情报局任务，此前已与台、美、印取得联系，从事分裂活动。他是“印藏特种边境部队” 第一任副总监。1959年，嘉乐顿珠任“流亡政府”“外交噶伦”和达赖驻美国纽约办事处首任负责人。美国支付“四水六岗卫教军”的经费全部交给嘉乐顿珠中转。

掌管卫生大权的达赖三哥洛桑三旦，是西藏上层分裂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先后任达赖驻纽约办事处秘书长，加入美国籍，后回印度任达赖集团“卫生部”和“藏医院”负责人。其妻达拉·南杰拉姆多年任“噶厦”卫生部助理秘书长多年，1988年11月被提升为“噶厦”卫生部秘书长。

独揽教育大权的达赖妹妹吉尊白玛。1964年其姐次仁卓玛死后任“西藏儿童之家”总管达25年之久，西方国家许多组织和个人救助“西藏难民”的经费和物资都以该组织名义接收，是达赖集团人人垂涎的肥缺。她是1970年“西藏青年大会”创建人之一和第一副会长，1985年任“西藏妇女协会”顾问。1990年至1993年7月任“噶厦”的文化、卫生“噶伦”，因声誉不佳被迫辞职。1986年改嫁后其夫突获破格提升，一时成为“吉尊白玛丑闻”。

控制达赖集团三驾马车之一“译仓”的达赖弟弟阿里·丹增曲杰活佛夫妇。阿里活佛1980年从“印度特种边境部队”退役后任“流亡政府”治安部副秘书长，1981年起任达赖喇嘛私人秘书处特别助理、副秘书长、秘书长。其妻仁青康珠在达赖授意下筹组“西藏妇女协会”，自1985年任该会常委、会长达9年之久，1993年任“噶厦”“噶伦”，分管教育、内政。

把持安全要职的达赖姐夫黄国桢。1968年至1986年，担任“噶厦”治安“噶伦”，即“安全部长”。

国外藏人，尤其是西藏的贵族和康巴、安多各地的土司、头人，对达赖家庭窃据要职、把持“流亡政府”强烈不满。尤其对达赖实行独裁，搞家庭专制，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枪杀、毒害等手段愤恨不已。

《西藏评论》1993年4月以“且看今朝一张新面孔之民主”为题发表社论，抨击其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行为。各方舆论攻击加之达赖的兄弟相煎，继黄国桢不任“噶伦”之后，嘉乐顿珠、吉尊白玛也相继辞去了“噶伦”职务。

专家介绍，达赖的哥哥、妹妹、弟弟、弟媳、姐夫、姐姐中，有多人担任过“流亡政府”的“噶伦”，或者仍担任非政府组织的头目。例如，其姐夫的第二任妻子格桑央金担任本届流亡政府的新闻“噶伦”，其妹妹的第二任丈夫丹巴次仁是驻新德里办事处主任，其弟媳仁青康珠为“藏妇会”会长，其妹妹次仁卓玛是西藏儿童村的头头等等。

专家认为，虽然达赖迎合西方搞了些民主化形式，但实行的仍是封建家族统治。达赖集团和“流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了这种模式。

（3）“政教合一”难掩勾心斗角和矛盾重重

专家介绍，完全靠美、印等国反华势力支撑起来的达赖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

从1990年台湾金钱丑闻导致的“噶伦”总辞职和“人民会议”解散，到1994年“噶厦”与“四水六岗”势力的矛盾激化，地区矛盾、教派矛盾、青老年派的矛盾以及达赖集团同其他贵族集团的矛盾愈加深化和激烈。

地区矛盾激烈。追随达赖逃亡的卫藏、康巴、安多等按地区势力组建藏人聚居区，埋下地区矛盾的种子。他们在外逃藏人安置、外国救济物资分发、“噶厦”和“人民会议”席位安排及“人民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上多次争执，互不相让，导致一次又一次地区矛盾爆发，成为达赖集团无法治愈的顽症。一位“噶厦”下级官员评论说：“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发展到搞毒害、暗杀以铲除异己的地步。”

教派矛盾尖锐。逃亡的各教派活佛把教派之间的矛盾带到了国外，达兰萨拉“噶厦”成立初期由黄教一派执掌，其他教派被排斥在外。各派僧侣和信徒各随其主，教权分散，矛盾尖锐，同一教派内部也时常发生矛盾，成为达赖集团企图控制全部外逃藏人和进行分裂活动的一大障碍。

青年派与老年派存在矛盾。青年派不满达赖独揽大权，也不像老一代那样崇拜和尊敬达赖。

西藏贵族与达赖家族之争。由于达赖的兄弟姐妹大发“难民财”和仗势跋扈，引起许多派别组织、地区头人尤其是西藏贵族的不满甚至仇视。他们联手施压，迫使来自达赖家族中的“噶伦”数次下台。

达赖禁奉护法神激起众怒。1978年达赖下令禁止供奉黄教主要护法神杰钦修丹。1994年，达赖称该护法神“亲汉”、“对西藏的根本大业不利”，并发出取缔该护法神的指令，实际目的在于打击和控制国外藏传教其他教派势力和压服格鲁派内部的反对势力。“流亡政府”“宗教部”则派出打手砸毁神像，殴打信徒，强行禁信护法神。对不听命者，僧人逐出寺庙，官员开除公职，学生停止补助，群众清出社团。达赖迫害信奉者的行为在流亡藏人中引起强烈不满。

专家指出，从“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和实际行动不难看出，达赖就是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是长期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政治流亡者，而达赖集团正是“政治纲领”为分裂祖国、实现“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