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是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的总称，是采用吴语徒口讲说表演的传统曲艺说书戏剧形式。评话俗称“大书”，弹词俗称“小书”。它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使用区，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

苏州评话源于宋代说话技艺。清代剧作家李玉的《清忠谱》第2折《书闹》中，描述了明末清初苏州说书中演说《岳传》的情景，有表，有白，有类似赋赞的韵文，和苏州评话相同。明末清初的著名评话艺人柳敬亭，曾在苏州及其附近一带说书，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清代中叶，苏州评话进入鼎盛时期，成立了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会组织光裕社。在咸丰、同治年间，出现了说《水浒》的姚士章等评话名家。

“弹词”一词，始见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其中记载杭州八月观潮：“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渔鼓、弹词，声音鼎沸。”陈汝衡《弹词溯源和它的艺术形式》（1983年）一文认为是“远出陶真，近源词话”。关于“陶真”，《西湖游览志余》记：“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1952年）考证：“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差异。”他认为，“就历史的发展说，元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清代初年，随着苏州城市经济的繁荣，弹词在苏州已经盛行。康熙末年定居于苏州的浙江吴兴人董说在他的《西游补》小说中，就描写了盲女弹词使用苏州方言演出的情况。至乾隆年间，关于苏州弹词形成的记载日益增多。知名的代表人物有外号“紫癞痢”的王周士。王周士擅唱《游龙传》，吸收昆曲、吴歌的声腔，滩簧的表演，以单档起“十门角色”而闻名。当时的史学家赵翼在《瓯北诗钞·赠说书紫癞痢》中对其说书的“噱”、“说”、“弹”、“唱”因素都作了评价：“恃滑稽一尺口”，“但闻喷饭轰满堂”；“妙拨丝擅说书”，“自演俚词弹脱手”；“优孟能会故相生”，“绝技俳优侍至尊”。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王周士于苏州宫巷第一天门创立包括评话艺人在内的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以示评弹艺术“光前裕后”之意。他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自己说书艺术经验的《书品》和《书忌》，被后来的弹词艺人奉为说书的信条。

嘉庆时（1796--1820年），苏州弹词迅速发展，此时刻印传世的书目有《三笑》《倭袍》《义妖传》《双金锭》等；知名的弹词艺人增多，弹词发展史上的“前四名家”（具体说法不一）即于此时出现。他们发展了王周士的书艺，丰富了上演书目，创造了流派唱腔，拓宽了技巧思路，奠定了后来的苏州弹的基本形式。

道光、咸丰时期（1821-1861年），苏州出现的女子弹词以常熟人为多数，弹唱的开篇、书目、曲调和当时流传的大体相同，但多数不会说唱整部，只会说“书中的一段”。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在开篇《阴盛阳衰》中有较为具体的反映：“苏州花样年年换，书场都用女先生”。王|《瀛孺杂志》记当时弹词女子弹唱“其声如百转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因而“每一登场，满座倾倒”。

同治年间（1862-1875年），今存于南通地区、受影响于苏州评弹的评弹北调开始形成，彼时海门厅一带（民国时又设启东县，合称“海启”）经济逐渐繁荣，一些从事占卜算卦、唱香火、变魔术和跑单帮的生意人来往于海门、苏州一线的南北码头，见到江南茶馆酒肆有说书唱曲的艺人以艺谋生，且收入丰盈，便心生羡慕，模仿苏州人说（唱）书。如最早的海门人张云仲、杨点梅、张仲飞、陆宋信、施凤兰、严渭清等，他们在江南市镇茶馆店里听了苏州人的说（唱），回来后就把唐宋元明历史小说稍加阅读背诵后，便进路头小店说（唱）书。最初，这些说（唱）书形式比较简单，不搭高台，站在平地表演，也无伴奏配乐，更没有固定的曲调，各自按照原来行档特点来唱，做香火的唱阴歌调，佛门俗家弟子会念经的哼佛序调，喜欢唱山歌的就唱民间山歌调，各唱各调，说到哪唱到哪，不讲究音韵平仄。后来，佛门俗家弟子张云仲，在说唱之间添进了敲打木鱼击拍，后又添进竹制小锤敲击钹子（小铜锣）配乐。每段书起，左手执钹，右手执毛竹签子，一上场就敲着钹子，发出“锵、锵、锵”之声，接着开唱：“毛竹签子七寸长，手敲小锣唱开场……”气氛相当热烈。这种“钎子书”“钹子书”内容通俗，书路粗直，情节紧凑，说唱本地土言俗语，广受欢迎，逐渐从路头小店登上集镇茶馆。

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苏州评弹艺人夏炳章、陆耀祥、谢金泉、柳莲堂等先后来到海门，有的说大书（评话），有的使用三弦唱小书（弹词）。对比之下，土生土长的“钎子书”“钹子书”在书艺竞争中相形见绌。见此情形，张仲飞等艺人在原来“钎子书”“钹子书”的基础上，融入苏州弹词唱腔中的韵味，并根据各自行档特点而唱，由此推动了海启弹词唱腔的发展和艺术上提高，同时形成了独具海启地方色彩的评弹曲调。由于这种曲调源于本地，又从“钎子书”“钹子书”唱腔融合演变过来，且流行于长江之北的南通地区，故而称之为“评弹北调”。

民国时期，苏州弹词的从艺人员激增。据民国16年（1927年）统计，当时光裕社拥有社员200人，而未入光裕社的艺人有近2000人，艺术竞争十分激烈。表现为书目上求新、唱腔上创新、表演上革新、演出场所上标新。这一时期流派纷呈，弹词的演出形式，也起了很大变化。随着女子弹词的重新兴起，双档已成为主要的演出形式。至抗日战争

同时，经过几代艺人的努力，历经百年传承，评弹北调在南北融合、去粗取精中，愈益发展，先后形成了海启评弹特有的“嗯嗯调”“哎哎调”“吭吭调”等基调，旋律粗犷明快，悦耳动听，乡土味很浓，加上通俗易懂的海启地区方言启海话，特别适合于海启听众的欣赏习惯。到了20世纪早期，海启地区形成了“镇镇街街有书场，鼓乐声声轧闹猛”的热闹景象。评弹北调流传的经典的书目有《双珠凤》《白蛇传》《合同记》《玉蜻蜓》等。2008年，评弹北调被列入南通市级首批非遗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6年参加登记的苏州弹词艺人有600人，其中苏州市区480人。登记后，这些艺人分别参加了各地评弹演出团体，根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对书目、唱腔等作艺术改革。

20世纪60年代初，在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的亲自倡导下，我国唯一一所重点培养评弹艺术人才的中等专业学校——苏州评弹学校于1962年正式成立。从此，评弹艺术人才的培养走上了一条现代艺术教育与传统师徒传承相结合的崭新之路。

1977年，经陈云提议并征得文化部同意后，在杭州召开了评弹工作座谈会；之后，他又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重要指示，为新时期评弹事业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使得评弹艺术重获新生。1980年，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止办学的苏州评弹学校恢复招生，为培养评弹的创作、表演和教学人才，为传承吴地文脉、弘扬民族菁华，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和特殊贡献。

伴随着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组织上的技术归队，当时的江浙沪评弹界曾拥有四十多个规模不等的大小团体，而且各个团体都人才济济，书目纷繁，受众如云，一片兴旺景象。各地评弹团在狠抓优秀传统书复排重演的同时，各类新编历史书目和现代题材书目的创作或改编也是生机勃发。推出了一大批长篇新作，如《九龙口》《明珠案》《皇太极》《多尔衮》《赛金花》等；中篇新作如《真情假意》《颠倒主仆》《赵氏孤儿》《孙庞斗智》《新琵琶行》《谁是最美的人》《蔡锷与小凤仙》《老子折子孝子》《普通党员》《大脚皇后》《风雨黄昏》《雷雨》等，以及难以数计的短篇和开篇节目。

2000年由文化部主办的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是一项全国性的苏州评弹艺术展演活动，此后每三年举办一届。类似这样的各类节庆、赛事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电视书场、广播书场、社区书场、喜马拉雅FM、抖音APP等阵地演出、场所消费、网络新媒体传播样式也使评弹的流播形式更趋多元化。苏州方言和特色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普及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苏州评弹一次次跨出国门，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赢得了海外侨胞和外国友人的高度赞赏；一回回走进校园，通过生动的艺术语言、曼妙的音乐声腔和当代的审美诠释，培养了评弹未来的受众群体。

2004年，经文化部立项批准，全国范围内目前唯一一所集评弹文物典藏、科研出版、展览陈列、社教活动、艺术创演、文创开发、数字信息化等综合职能于一体的专业类博物馆——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建成。

苏州评弹自清代起，到20世纪50年代，共形成了25个左右的流派，其中男性流派21个左右，女性流派4个左右。各流派之间存在着前后相继的关系，新的流派皆是在前辈流派的基础上产生，其中较早的流派为陈调、俞调和马调。

评弹主要有马调、徐调、沈薛调、俞调、周调、杨调等。

苏州评话都是讲长篇故事，分回逐日连说。每天说一回，每回约一个半小时。能连说几个月，长的可达一年半载。这种长篇连说的特点，形成了评话特殊的结构手法。单线顺叙，用未来先说、过去重谈的方法前后呼应。用“关子”来制造悬念，以吸引听众还出现一些中、短篇作品。

苏州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两人的双档，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

苏州弹词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

评弹所使用的调式是七声调式，这一点和江南地区通常流传的五声调式的民歌区别很大，因此相对于民歌而言，七声调式的评弹更具表现力。从调式上分析，不论民歌的五声调式转不转宫音系统，其在结构上只有五个音，因此无可避免的在长时间的演唱中会使得听众感觉单调。中国的民族音乐的展示过程，音乐的对比是一个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各种民族音乐体裁都会寻找到突破的方法，比如板腔体戏曲会用节奏（板式）变化形成对比，曲牌体戏曲会用不同音乐情绪的曲牌借以连缀形成对比。甚至宗教音乐都会如此，比如佛教“瑜伽焰口”法会需要七个小时，在这中间会有大量五声调式的唱段，然而法师们会在演唱一段五声调式以后会选择换读经文，念咒语从而形成宣叙调和咏叹调，或随即用一段七声调式或者是六声调式来冲淡之前的单调性，使得曲目的表现力变得非常的丰富。这样的变化也说明，相对于五声调式，七声调式表现力是相当强大的。

评弹的伴奏乐器主要有两件，即琵琶与三弦，有时偶然会加上一些其他乐器，比如二胡，其他乐器一般用作特殊需要。三弦与琵琶之间的音色均为颗粒性音色，因此评弹艺术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巧妙的把两件乐器融合在一起，基本的音乐形态为志声复调。

弹词一般评话和弹词均以说唱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

苏州评话是用苏州方言讲故事的口头语言艺术。其语言由第一人称即说书人的语言和第三人称即故事中人物的语言两部分组成，而以前者为主。这就和戏剧白言有质的区别。它是讲故事，而不是演故事。第一人称语言称表，第三人称语言称白，表和白以散文为主，多说不唱。但也有用作念诵的一小部分韵文，包括赋赞、挂口、引子和韵白等。赋赞用以描景、状物和渲染、烘托人物的心理状态及性格特征。挂口是人物的自我介绍。引子是说书人的书情介绍或点题。韵白是韵文的表或白或铺叙情节，或总结前段书情。

苏州评话很注重噱，有“噱乃书中之宝”的说法。人物性格和情节的矛盾展开中产生的喜剧因素，叫“肉里噱”。用作比方、衬托、借喻和解释性的穿插，叫“外插花”。与此类似，用只言片语来引起听众的笑声，叫“小卖”。

评话的表演包括“手面”和“面风”。这种动作和表情，也分说书人的和故事中人物的两大类。说书人的动作和表情，是解释性的，并用以表达说书人的喜怒哀乐和爱憎态度。故事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由说书人用近似故事中人物的语言，包括语音和语调来讲话，叫做“起角色”。起角色是对故事中人物的模仿，而不是演员以故事中人物的面目出现，“登场面依然我”。说书人在书台上，始终是以演员身份出现的。这和戏剧的表演，也有质的不同。

评话的演出，因演员的说法、语言、起角色等方面的不同特色，形成了不同的风格和流派。如有的演员说法严谨，语言经反复锤炼后基本固定，叫作“方口”。有的随机应变，舌底生花，善于即兴发挥，适应不同的听众而随心变化，叫作“活口”。有的演员说表语如联珠，铿锵有力，为“一口干”或“快口”。相反，则为“慢口”。有的演员以说表见长，少起角色，则为“平说”。有的以起某个角色见长，如有“活关公”、“活周瑜”、“活鲁智深”等美称。

“阴功”的提法出现较早，清末民初王子和就因此名噪一时。其弟子周玉泉更将该风格发挥到了极致，被冠以“阴间秀才”的雅号。听众戏称：“听周的书，六月里穿丝绵马甲也不出汗。”此后，在蒋月泉、王柏荫、苏似荫等周门后辈身上，森森“阴气”或多或少得以留存。何以视听艺术能给人触觉上的感受，这种阴冷又有何妙处？细听周玉泉的演出录音，当时书场里的气氛颇为热烈，掌声、笑声不时响起。周的说表既不是不用气力，也非语速迟缓。事实上，阴功更多呈现的是一种飘逸、惬意之美，主要由稳健、冷峻、自然、含蓄构成，且融入说噱弹唱及表情、台风、手面等方方面面的因素，构成了风格一致、协调的艺术整体。

反之，“火功”所提供的是一种炽热、激越之美。在舞台实践中，取此法的评弹名家更多。他们往往摸索适合自己的技巧，创造出各种不同的火法。例如：“描王”夏荷生长期单档演出，一把三弦游走江湖，看似孤独的身影却以“火功”著称。在老唱片中，他说和唱的速度都不快，带着几分从容和潇洒。然而，铁嗓钢喉配以响弹响唱、跳跃式的节奏，立刻营造出明亮、提神的火爆氛围。与之相比，张鉴庭充分发挥其金属音色的嗓子，还加大了说唱和表演的劲头。因此，张调遒劲激扬、声如帛裂，所起严嵩、包拯等角色气势宏大、先声夺人，噱头、书情也大多直白而通俗。凭借精气神的贯穿一体，张派艺术火遍了江南各地。更为晚近的张振华、吴迪君都有嗓音沙、音域窄的不足，所以其表演不以声高、音色取胜，而是采取“放大”的策略：借鉴戏曲的程式动作、话剧的情感体验，原本说唱为主的弹词被赋予了更多的有激情的“演”。表情、动作、神态、情绪因张扬而充沛、饱满，这同样构成另一种火辣辣的风格，被视为“小书大说”的典型。

苏州评弹行业工会“光裕公所”成立后，社内的吴门弟子被奉为说书业的正宗，称为“苏道”，社外之人说书称为“外道”，凡光裕社中艺人应聘各茶肆说书，需要另辟书室，搭设高台，社外之人，则只能用平台。想成为苏道就需先拜光裕公所内出道的评弹艺人为师，而社内人员想要收徒必须出道多年后，每三年才能收一个徒弟。徒弟拜师需要有两名推荐人，再向师父缴纳二十至八十元不等的银元作拜师金，师父名望越高，拜师金越多。如果出不起拜师金，也可以不交，但是需在出师后不取报酬，与师父搭档表演一段时日，此法被称为“树上开花”。

拜师时，徒弟要持拜师贴、香烛和红毡单，到授业先生家中举行仪式。待到仪式完成，师父便根据自己派系的传承字辈为徒弟起个“艺名”。此外，还有家传、自学、偷师三种传承关系。家传指艺人的子弟，此类人群又被称为“公子公孙”，出道时可受优待，艺人自授者，不用摆“关书酒”，出道费减半，拜师他人者，“关书酒”照摆，但出道费仍然减半。偷学则是指没有拜师，通过评弹艺人演出时偷学技巧，或拜了师却遇到了保守的师父，不愿意传授真本领，私下也会偷学。

苏州评弹表演时用的是吴方言，只有口音，没有文字，所以传承方式讲究“口传心授”。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可以使得徒弟更好地学习师父的举手投足及面部表情的运用和角色的刻画等。旧时，艺徒拜师后，通常要住在师父家中，跟随师父到书场听书，并且生活费和车旅费均由自己负担。此外还有回书、送书、排书、茶边花等教导方式。回书即艺徒在书场听过师父的表演后，待到散场，把刚听的书再说给先生听一遍；插边花即艺徒学会师父教的几支“开篇”后，在师父演出时，加座于师傅旁边，在开场时加唱一支开篇，学会一点书后，和师父拼成双档，可以分担少量正书；排书即师父给艺徒在表演时安排一个角色，与师父一起上台拼档演出，在演出前的排练即为排书；送书是师父上台表演前，由艺徒上台试着表演一段，一般为师父前一天表演的书目。除学艺外，艺徒还要照顾师父的生活起居，帮师母做家务杂活。

苏州评弹的传承内容首先是长篇书目的传承。书目即评弹脚本题目，一个长篇书目的演出内容至少可以说上一个月，甚至达到半年以上，是传统评弹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初学者系统掌握评弹艺术的“出窠”书。待艺徒拜师学会一部长篇后，即可在江南吴语地区“跑码头”巡回演出。其次传承的便是说书的技巧，即“说噱弹唱”及“八技”等。

评弹艺人在行艺方面的知识、经验、见解、体会，也是传承内容的主要部分。较早传承下来的有王周士的《书品》和《书忌》，二者皆是艺人经验的总结。《书品》记载的是对表演的要求、技巧，《书忌》记载的是表演时应该避免的部分。除了学艺之外，艺徒还要跟随师父深入社会，深入生活，寻找说书的素材，使旧的书目注入当下的人情世故。还需学习做人品德，做到“德艺双馨”，因为说书还肩负着劝忠教孝、讽世教化的功能。

苏州评话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书目约50多部。一类说历史故事，属讲史类，如《西汉》《东汉》《三国》《隋唐》《金枪》《岳传》《英烈》等，为“长靠书”，又称“着甲”；一类是“短打书”，讲英雄好汉、义士侠客的故事，如《水浒》《七侠五义》《小五义》《绿牡丹》《金台传》等。还有神怪故事和公案书，如《封神榜》《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弹词艺术经过艺人们自觉的整旧创新，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新节目不断涌现，长篇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的种子》《江南红庵堂认母》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芦苇青青》《新琵琶行》《白衣血冤》《大脚皇后》等。

苏州评话流行于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包括上海大部的吴语地区；苏州弹词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区。

20世30年代，无线电广播开始发展，评弹艺术进入电台节目，其传播范围不再限制于书场观众，通过广播电台传播至苏州市区及吴县部分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电视书场开始诞生，如苏州电视台的《苏州电视书场》节目便吸引了许多观众，中央电视台的《曲苑杂坛》也曾录播评弹《珍珠塔》的选段，得到了观众的好评。2004年，上海评弹网成立，评弹艺术开始通过互联网传播，不再局限于时间和空间。评弹艺人和团队也陆续借助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实现多平台传播。

比起昆曲和苏剧，苏州评弹似乎更贴近生活，更易传唱。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各种外来流行艺术充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苏州评弹，走过了昌盛和繁荣，而今也正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瓶颈。文革后，文化艺术得到了再一次复兴，大批演员重新走上舞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苏州评弹的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听众“饿煞听书”，可谓是万人空巷，乡乡村村皆有书，三里传闻琵琶声。据不完全统计，在上世纪80年代初江浙沪有书场500多家，其中仅苏州市的书场就数以百计的书场，上海、无锡、江阴、常州皆是评弹书场的重阵。如今书场萎缩极为严重，即使仅剩的那些书场，有些也正面临倒闭或歇业的境地。近年来，大量的社区开设了免费的社区书场，可以让老年人免费听书得到消遣做到“老有所乐”。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这样的听众往往对演员是没有任何要求的，随便你怎么说，他们就是来消遣的，失去了竞争力。不像过去听众是买票听书的，而且有些地方是200米以内就有多家书场，竞争激烈，他对你演员有很高要求，很多老听众会找你的错，用我们的行话形容就是“板错头”，你说的不好明天就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演员就必须要动脑筋了，怎样去说好书，说精彩些。苏州评弹的受众人群以老年人为主，然而大部分苏州本地市民其实对苏州评弹并不太了解。因为老年人有限的消费能力及消费观念，往往不会选择门票价格较高的娱乐方式，因此评弹书场就成为了老年人的首选。但是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益增加，刚步入退休年龄的人群，从没真正的接触过苏州评弹，然而年轻人又失去了苏州方言的基础，从而导致老听众逝去，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听众出现了断层。

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从另一方面来看，苏州评弹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中出现了苏州评弹的影子。例如，《金陵十三钗》中重现金陵秦淮十里繁华的《秦淮景》就是以苏州评弹的方式演唱的。在国外，苏州评弹艺人盛小云带着评弹曲目《枫桥夜泊》登上维也纳的联合国圆大厅，展现了苏州评弹的独特魅力。

自2006年苏州市人大颁布了国内唯一针对戏曲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区保护条例》之后，苏州市出台了《关于苏州评弹艺术传承、发展工程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苏州评弹艺术传承人制度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扶持农村、社区书场开展评弹长篇书目公益演出的奖励方法》等系列文件。建立传承人制度、扶持发展评弹书场、深化评弹表演团体改革、加强行业联合会和评弹光裕社建设、完善基础职业教育建设的“五管齐下”工作方案。

自2014年以来，苏州市实施“姑苏宣传文化人才工程”，加大了对紧缺型、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对新引进的文化名家、领军人才、重点人才给予一定的安家补贴。

2007年起，苏州市每年开展苏州市舞台艺术“四进工程”工作，重点推进以市直文艺院团、市文化馆送舞台艺术精品剧目进全市各镇村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百村行”工艺演出活动。同时，苏州市积极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以“走进大师，感受经典，陶冶情操，提高修养”为主题，采取组织文艺院团赴高校演出，开展高校和中学普及高雅艺术活动。

苏州市已有多所小学开展了苏州评弹教学，其形式丰富多样。例如：枫桥实验小学、宝带实验小学、北桥中心小学等开设了苏州评弹社团活动；平江实验学校因其苏州评弹特色，被列为“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之一；而方洲小学和斜塘学校则已经开发了较成熟的苏州评弹校本课程。

2006年，苏州评弹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增项目名录。2008年及2011年入选第二批及第三批扩展项目。

苏州评弹的文化品格和美学特征是雅与细，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声音”。评弹的题材源自于社会活动，取材于社会的各行各业，蕴含着文学、语言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多科学的知识，其表演内容大多是教人为善，宣扬忠孝节义，宣传爱国爱民及奉献精神等。评弹艺术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在带给民众娱乐的同时，达到了教化社会的作用。而且在表演过程中，还向听众传播了文化知识，让其潜移默化地了解历史、传统等多方面知识。同时，评弹来自民间，以吴语为载体，蕴含浓郁乡土风味，具有一定的民俗价值。

衍生机构有光裕社、苏州评弹博物馆、苏州评弹学校、苏州评弹收藏鉴赏学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