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学(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又称语言
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
语言学的一个
分支,综合运用语言学和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语言结构、
语言变化和
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始于
20世纪初期。从
50年代起,更加发展起来。
波兰
人类学家、
民族学家B.马林诺夫斯基 (1884~1942)在《原始
语言中
意义的问题》一文中指出,要表达的全部事物是随着
文化水平、
地理、
社会和
经济的情况而变化的,
词的意义要根据一定的
文化来分析词的功能。他很强调研究“
语言环境”的重要性,认为
话语和
语言环境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
语言环境对了解
词义是必不可少的。他所说的
语言环境不光指
上下文,而且包括
文化水平和可能影响
语义的一切因素。他的学生英国
语言学家J.R.弗斯继承和发扬了“
语言环境”的
理论,并且提出了
韵律学的新见解。后来逐步发展形成了弗斯语言学派(又称伦敦学派),这个学派的“
语言环境”理论是属于人类
语言学的。
从50年代起,
美国的
语言学理论有新的发展。人类
语言学的调查
研究工作也向前推进了,人类语言学家就文化类型和语言类型进行了比较研究。如H.e.德利菲尔在《语言学和人类学》论文集(1975)中发表了《北美土著的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一文,根据别的学者和他自己
实地调查的材料,进行比较
研究指出:北美土著的
文化组合和民族组合是相当一致的。
语言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看到,在
语言研究中,由于提出了“
音位”这个基本单位,
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自然就想解决什么是
文化的基本
单位的问题。因为
文化包括工具、
制度、
信仰、
风俗习惯等许多不同类型的事物,甚至也包括
语言,所以给
语言以外的
文化找出某个共同的单位是很不容易的。美国
语言学家K.L.派克用“phonemic”的后一部分“emic”来表示具有区别性特征的
文化单位,这个新
术语似可仿照“
音位”一词译为“文位”。他还用“etic”表示没有区别性特征的单位。有的学者主张使用non-emic代替 etic.可译为“文位变体”。这几个
术语已经在一些
文化人类学的著作中使用,但实质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
中国科学院组织
语言学、
民族学、
社会学和
历史学的专家到
少数民族地区进行
语言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1956年组织 700多人的少数民族
语言调查工作队到
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语言
调查。1958年又组织了500多人的社会历史
调查工作队到
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
调查。语言
调查队除重点调查
语言文字、
方言以外,也要取得一些
社会结构、
民族特征、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资料,这就和人类
语言学的
调查内容有很多相同之处。
语言调查者对社会文化有不了解的问题,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中得到补充。在中国进行了综合性的人类语言学调查,并且发表了一些著作。例如傅懋?1979年曾到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人民公社对保留
母系家庭特征的一部分纳西人的家庭和
亲属称谓进行过现场调查。1980年他在
《民族研究》第 3期发表了《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一文。在这种
母系家庭中,妇女当家长,掌握管理家庭的经济大权;没有姨甥关系,但有舅甥关系。这是
母系家庭的重要特征之一。作者还通过
母系家庭中对称关系的研究来观察亲属名称演变的历史。
社会语言学、
民族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多交叉和重叠之处。
作为一门
科学,
语言研究是稍稍早于
人类学的,在
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早期阶段,当
人类学家们认识到
语言学对研究无文字
语言很有帮助后,这两个
学科就紧密相联起来。与其他
语言学家相反,人类语言学家感兴趣的主要是早先无
文字语言的
历史和
结构,他们关注
语言的出现以及
语言在千万年里的变化。因为无
文字语言必须先被听到后才能被
研究,一旦
说话者死亡后它就没有了痕迹,所以人类
语言学家必须在当前通过现有
语言的比较开展工作,然后他们才可能推出
语言在过去也许发生过的种种变化对现存
语言之间的相似和相异可能做出的解释,他们总会问这样的问题,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当代
语言是否源自相同的原始语?如果它们是有联系的,那么多久以前它们开始变得不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