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中国历史上因遭贬谪的官员，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甚至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诸多的迁客骚人，也成就了中国古代的贬官文学。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写到：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错。

中国历史上一直不曾间断的现象，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加深了对人性、对制度的思考。

屈原的《离骚》，千古定评的上乘之作。不过，屈原之后，贬官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演义了一番，硬是将灰暗的命运抹上一道亮丽的色彩，于不自觉中形成了一种贬官文化。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贬官，看他“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贬官的心态在这首诗中一览无余。当然不能说韩愈的文学成就都是在受贬后取得的，但他相当数量的佳文不受贬那是决然写不出的。特别是《祭柳子厚文》，倘若没有相同的受贬经历，岂能相知如此之深？柳宗元也是一贬再贬，永州和柳州都是很不错的地方。可在当时，那可是瘴气和瘴病非常严重的地方。在古人的心目中，只有中原才是可以居住的，其它地方均为未开化的蛮瘴之地，去那样的地方与送死并无两样，在这样的心态和交通颇为困难的条件下，没病也会紧张出病，这也加重了瘴气与瘴病说的可信度。这就是古代贬官所去之地今人大都觉得不错，而当时人都认为是一种极重处罚的原因所在。无法想像柳宗元如不遭贬，会在永州及柳州留下那样好的文字，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只要翻阅柳文仍然会为其折腰。就是白居易不受贬也决然写不出《长恨歌》。文字能够如此穿越时空，恐怕是受贬者自己也没想到的。至于苏东坡，那更是一位让人牵挂的贬官，“诗案”改变了苏东坡的生活，以至后人才有幸读到《赤壁赋》这一类千古佳作。只是回头去看那些下手之人是何等忍心，今日读《宋史》可以看到李定等人如何从鸡蛋里找骨头，而下手最狠的应该算刘拯。刘拯，这个北宋的进士认为：“苏轼贪鄙狂悖，无事君之义，尝议罪抵死，先帝赦之，敢以怨忿形于诏诰，丑诋厚诬……忠义之士，为之寒心扼腕。愿正其罪，以示天下。”当时苏轼已给贬到了英州，而拯犹鸷视不惬也。由此可见此人颇有点整人癖，最可笑的是这种有整人癖者还自诩为忠义之士。有这种癖好的人哪个时代都有，文革时期这类人表演得最为充分，就是今天这类人也远没绝迹，一些单位的无法和谐与这些人极有能量有关。好在历史的法则总和这种人过不去，热衷整人者历史会将其淡忘得极快，后人谈论到贬官时会对此辈充满不屑，无论他们怎样工于心计又曾经怎样风光。

不能说所有的贬官都是值得肯定和同情的，但却可以说贬官中的杰出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委实难以估量，是他们引领了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一次次攀上高峰。中国人爱把这些概括为“文能穷人”或是“文章憎命达”，这样的概括确有一定道理，但却会使人误以为那些整人者做下了天大的好事，把社会不公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实际上贬官的基数是很大的，而能够在遭贬后豁达澹定者毕竟是少数。没人在意贬官者自己的感受，也很难真正理解贬官者的文字都揉进了自己的血和泪。诚如柳宗元在《牛赋》中比较了牛和羸驴、驽马的命运后所发出的感叹：“牛虽有功，于己何益！”

人才受贬会怎样伤害民族的筋骨？一次次对正直者的痛贬会怎样搞乱人们的价值观念？对社会风气会形成怎样的杀手作用？这是应该从贬官文化中吸取的教训。如果总是满足于“愤怒出诗人”这一类理念，仍然只会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类虚话抚慰正直的受贬者，而使热衷吹牛拍马、玩弄权术、善于整人者如驴般活得滋润，那么即使有好文章问世，也只能说这样的社会是病态的。

今天的文化发展早已走出了贬官文化的模式，这应该说是好事。但贬官文化也启迪我们，寂寞是出成果的重要条件，大师们都是在大寂寞中修炼而成的。可今天连“小师”也耐不住寂寞，谁还能指望他们成长为大师。过度的时尚与时髦可能会使原先文化大国的精神高度与一些蕞尔小国比肩。不知今天的文化人谁还能如贬官那样追问和思考？贬官们的文字或许有点灰暗?但在灰暗中显示了人性的深刻。时下的文字颇为喧嚣，只是在喧嚣中显示了无法遮蔽的浮浅。

古时贬官们的文字不动声色地在拷问着时下的文化，在爆炸式的文字增长中，有几许能够穿越时空？

可以不再有贬官，但不能没有大师。这是今天文化建设的两难，超越这样的两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什么时候文化人能够摆脱时髦这条疯狗的追咬，什么时候才可能出现大师。

古制中国，宦海沉浮，稍不留意，就要受到贬谪。在数不清的遭贬人员之中，常常有饱读诗书之人。贬了官，失了宠，摔了跤，悲剧意识就来了。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过些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时过境迁，天子觉得此人不错，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于是受贬官员人品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通之后人。又因他们在受贬期间亲热过山水亭阁，足迹所到之处，便成了遗迹，这些文化便形成了贬官文化。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因之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

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句感动，后人便在楼内将其文章以巨幅木刻列于岳阳楼中堂。由此，人、楼声誉日大。

公元815年，被贬永州10年的柳宗元被一纸诏书召回长安。他按捺不住喜悦，急急赶去。从永州至长安，他经过了汨罗江，屈原的形貌在自己的心中立即交叠了起来。他随口吟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柳宗元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提到了屈原。同是汨罗江畔，当年的屈原悲悲戚戚，柳宗元喜气洋洋，心态相仿，心境不同。然而，柳宗元到达长安，兜头一盆冷水，面南而坐的皇帝，御笔一划，他又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朝廷像在与他做游戏，让他在大一统的版图上走来走去。对朝廷而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帝王的唯我独尊，不应有生命的实体，你不是你。

柳宗元戚楚南回，与被贬广东连州的刘禹锡同路。分手之际，柳宗元嘴角笑容一绽，随即吟出：“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南行。”而后，他进入了当时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之地，并利用他的贬谪官职种树、办学、修寺庙。由此，那荒凉之地，不再寂寞。

柳宗元晚年所做之事，都按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并不考据各种政治规范。做了又以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因而成了一种特殊文化。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魅力。他死后，重蹈他覆辙的贬官在南下途中，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由此，柳宗元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进一步上升。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准确地说，贬官文化应是社会洪波中的一点波光，正是因为皇帝们的御批，才有了这些贬官和他们的文化，也正因如此，中国的文采华章就更有了张力。

1.共有，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但是也存在没有文化的社会。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

2.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仅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3.文化是一种架构，包括各种内隐或外显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

4.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的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

5.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动，也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

6.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文化创造比我们迄今所相信的有更加广阔的和深刻的内涵。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

7.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动物不同，支配动物行为的本能，是动物物种的自然特性；人的行为则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支配人的行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间的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必须转化为知识、价值、意义才能内在地控制人的行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动对自己的影响也是如此。

8.文化一方面是正在进行、不可停顿的生存活动，另一方面是寓蕴于这种当下的生存活动中并规范、调节、控制、影响着这些生存活动的知识、价值、意义。

9.在一定程度上，文化与我们分离，如同自然先予的世界与我们分离一样。我们无法逃脱地站立在我们创造的文化世界中，也就象我们站在自然世界中一样；尽管文化只是源于人类，而且为了保存文化的生命力，人作为承担者使用文化，并用文化来充实自己。但文化并非附属于人，而是外在于人的独立存在。事实上，文化可以与承担者分开，并可以由一个承担者向另一个承担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