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士毅（1887年—1965年），字果伯，号荆斋。江苏宜兴人，民国时期教授、会计学家、财政学家、国民政府财政部常务次长，江苏省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青年时东渡日本明治大学求学，获政治学士学位。期间，清朝政府曾授予其”法政科举人“头衔。归国后在民国政府担任要职，并热衷于教育事业，担任民国多所大学课任教授，促进民国财政学发展。

1887年，贾士毅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万石小塘村（现宜兴市万石村）。6 岁在村上私塾读书，贾母为使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曾先后将贾士毅送到和桥、宜兴等多个有名的私塾读书，还延请名师到家中为孩子上课。贾母在处理家中纷繁复杂事务后，经常要亲自检查督促孩子们的学习。

1894年，贾士毅进入宜兴周铁竺西学堂读书。此时，竺西学堂的课程除了国文、地理、历史之处，还开设英文、算术、音乐和美术等课程。贾士毅在这里接触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及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大量书籍，知识面迅速扩大。

1906年春，贾士毅报考无锡初级师范，列第九名。贾士毅学习十分勤奋，1907 年，得到校长蔡松如赏识，推荐他到上海政法讲习所学习。当时的上海政法讲习所汇聚了张謇、雷继奋、杨翼之等国内学术界名望很高的一批老师。贾士毅认真学习，成绩突出，暑期考试各科都满分，得了同级第一名。这年8月，贾士毅投考南京的两江师范学堂，被录取。后来听到录取新生年内并不开课，贾士毅在南京滞留了一个半月，返回上海政法讲习所学习，毕业考试仍列第一，但因缺课近两个月，被改列第二。

当时学校规定，毕业考试前五名的学生可由原籍县用公费送到日本留学。1908 年春，21 岁的贾士毅登上了赴东瀛的海轮。贾士毅到日本东京后，入神乐坂法政大学攻读政治学，在这所大学一直学习到1910 年7月。9月转入东京明治大学政治本科，1911 年夏毕业，获政学学士学位。贾士毅在日本留学期间，各种旅日政治势力的骨干分子在日本积极开展各种活动，贾士毅初步接触到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民主主义思潮，同时也接触到以康有为为主的改良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政治思潮，初步认识到中国政坛的复杂性。

1911 年夏，贾士毅遵照母亲的意愿，乘船回国。8 月到北京，应学部考试，名列前茅，被朝廷授为法科“举人”。随后南下，回到家乡与母亲、弟弟团聚。不久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反动统治，贾士毅感到十分兴奋。不久即去上海，应约成为社评员，又应苏州法政专科学校之邀，兼任讲师，主讲财政经济。1912年初，贾士毅兼任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民政司职员。由于贾士毅能力突出，受时任民国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熊希龄的器重，被调充任财政讨论会会员（财政政策研究员）。不久调贾士毅任财政法规及预决算等重大文书的编纂，不久升任编纂主任。

民国初期，国家财政、税收问题重重。贾士毅决心改革财政制度。1913 年2 月，贾士毅担任财政部会计司长，首创财政预算制度，经过不懈努力，编制民国预案40 余册，受到各方面的赞誉。为推进财政税制革新，贾士毅深入调查，不断分析，撰写调查报告。当年8 月，贾士毅又兼任库藏司长，身兼两职，事务纷繁，任上，他创立预算法则，风纪为之一清。与此同时，贾士毅关心国家税法、地方税法的落实情况，积极向上级建言，促使民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制度逐步建立或完善。1914 年，贾士毅调任财政部任参事之职，但很快又兼赋税司长职务。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但贾士毅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历任财政总长所倚重，并在当时中国财政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协调解决突出的财政、税务、金融等矛盾与问题。

贾士毅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任职至1920 年，当年9 月调任镇江江海关的监督兼交涉员。1921 年又作为专门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华盛顿会议。贾士毅在中国代表团担任财政方面的谈判工作，他拟定了“关税自主，外侨纳税平等和庚子赔款退还”三案，但会上讨论的只有关税一案，但仍挽回一些中国财政在国际上失去的权益。1927 年至1932 年间，贾士毅参与完成了民国财政史上的两件大事，即“关税自主”和“裁撤厘金”的工作。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首先采取主动的关税自主方针，设立关税委员会，贾士毅兼任赋税司长，负责制定了一系列关税自主的条例，并与众多国家交涉谈判，一直延至1930 年，最后与日本谈判成功，签订了协议，中国关税自主才算完成。

从事财政工作多年以后，贾士毅深刻洞悉旧财政制度中的各种弊病，加之平日十分注重收集整理财政方面的资料，曾系统收集、研究晚清王朝到民国初期的各种财政方面的史料，于是贾士毅把在各高校讲授的《民国财政史》的讲稿作为蓝本，汇总分析后编成《民国财政史》一书，1800 多页。此书由梁任公（启超）作序，一经出版，在当时的财政经融界引起轰动。后来日本同文社译成日文版，在日本广为流传，欧美图书馆也收藏这本书。由于1928 年的重印本未能包括后来的财政变化，贾士毅决心对此书加以补充续写。至到1934 年，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民国财政史》，内容更加丰富，堪称民国以来财政金融方面的一部巨著。贾士毅是在繁忙的工作中编此巨著，其付出的努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1924年，“关税自主”成为朝野热议的“国权问题”，贾士毅大量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关税的历史和现状，关税自主的措施和方略，与此同时，着手编订《关税与国权》一书。这本书成为后来关税谈判中最重要的参考书，在民国时期财政税务界引起轰动与热评。

1927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贾士毅被邀担任财政部赋税司长兼盐务处长。贾士毅受命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创订了一整套财政法规。当时中央和地方财力都十分紧张，而许多省分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不断向老百姓征收赋税，或开征新的税种，或提前收取赋税，乱象一片，百姓苦不堪言。为此，贾士毅主张裁撤厘金，改征特种消费税，裁厘加税。与此同时，贾士毅主张开征所得税和遗产税。1932 年8 月，蒋介石在武汉延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国是，以推行新政。贾士毅被邀在汉口作财税政策专题演讲，提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基本状况和革新方略。

抗日战争期间，他努力筹措经费，支持抗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贾士毅担任鄂、湘、赣财政金融特派员，主持接收三省日伪财务金融机构和财产等工作。接收工作持续一年多结束，之后东行上海，1947 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此后，贾士毅担任一些虚职。1949 年贾士毅前往台湾，主要从事财政金融的研究工作。1965 年，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台湾。

民国初期，国家财政、税收因袭清朝旧例，弊端百出，亟需改革。贾士毅此时已着手研究国家税、地方税法和国家地方行政费用两项法案。1913 年2 月，贾士毅担任财政部会计司长，首创财政预算制度，3 个月内与同仁日夜奋斗，编制民国预案40 余册，受到各方面的赞誉。为推进财政税制革新，贾士毅一方面搜集国家财政方面的各种资料，深入研究，同时还加强对省级财政情况的调查和研究。1913 年，他与单束笙对江苏省财政情况视察后，合编了《江苏财政调查报告》（二册），呈财政部。当年8 月，贾士毅又兼任库藏司长，身兼两职，事务纷繁，贾士毅驾重若轻，创立预算的法则，规定负责收、拨款的机关必须按预算分月收拨清楚，收入民国财政税务实践和研究与支出均有定规，风纪为之一清。与此同时，贾士毅最关心国家税法、地方税法的落实情况，以及国家预决算与地方预决算合理调整等法案的执行情况，常以翔实的数据和充分的理由向总长及至政府建言，促使民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制度逐步建立或完善。

1921 年贾士毅作为专门委员会委员出席了华盛顿会议。此次会议由当时美国总统出面邀请，名义是讨论限制军备和协商远东问题，目标是要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西太平洋各国势力均衡的新局面。贾士毅在中国代表团担任财政方面的谈判工作，他拟定了“关税自主，外侨纳税平等和庚子赔款退还”三案，但会上讨论的只有关税一案，挽回一些中国财政在国际上失去的权益。民国期间，中国的关税从来没有自主过。但上自政府的外交和财政官员，下至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对世界各国的关税制度或一知半解，或茫然不知。上世纪20 年代初，贾士毅以国定税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积极撰文，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关税即国权”，关税制定“应该是国家的特权”。他首先认为中国近代“商战不克，虽其致病之源本非一端，而关税制度之不良，实为众病之源”。他认为，关税不良应从“本”和“标”两个方面去治理。他的“治本之策”是“要求畴措所缔结不平等之商约，悉行废止，而谋全部关税之革新”，“照东西关税通例议定全部新章。兼用国家关税及协定关税两种，而协定关税并采互惠主义，蕲达保商惠民之旨”。而“治标之策”，则分为两种情况。对于中国有约的国家继续按约订税，对无约国则自行订税。在他看来，“治本之策”是“修正关税之准绳”，“取鉴乎保护关税之通例，以冀政策之贯彻”，而治标之策”只是“整理关税之初步”，援行于历来各项之成案，以求贸易之便利”。贾士毅系统地提出关税改革方略，切盼着关税自主能够早点实现。

贾士毅在北洋政府财政部供职期间，深刻洞悉旧财政制度中的各种弊病。他从日本留学归国即在报纸上发表财政方面专论，并到大学去讲课。在财政部任职之后，仍到大学兼课，意在培养中国财政金融方面的人才。贾士毅平时十分注重收集整理财政方面的资料，曾系统收集、研究晚清王朝到民国初期的各种财政方面的史料。早在民国初年，他认为“为配合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必须“专就中国今昔的财政，用新思想和新体例来贯通它，品评得失编成有系统的著作”。这是一件十分浩繁的工程。贾士毅把在各高校讲授的《民国财政史》的讲稿作为蓝本，日夜积聚充实，并对史料的来龙去脉，事实演变的经过，逐项加以比照、考证，并作分类编纂。全书分为《总论》、《岁入》、《岁出》、《会计》、《公债》、《泉币》六编，采取“制度为经”，“因素为纬”的方法。对资料取舍采取“略于往昔，详于近今”，三易其稿，终于付印，洋洋巨著，1800 多页。清代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看到手稿后，大为佩服。此书由梁任公（启超）作序，《序》中称：“往余曾以国民宜求财政常识，著论以告当世，良欲使上自执政，下逮氓庶，莫不深谙财政纲要，以为整顿财务计划之信券。今得贾君是篇读之，所谓人人应备之财政常识，一开卷而尽罗于目，岂仅国政稳受其益，仰社会贯利赖焉。”《民国财政史》一出版，在当时的财政经融界引起轰动，各大学都以此书作课本或参考书，财政金融界也纷纷购书阅读。出版不久，书即告馨。后来日本同文社将此书译成日文版，在日本广为流传，欧美图书馆也收藏这本书。由于重印本未能包括后来的财政变化，贾士毅决心对此书加以补充续写。之后，商务印书馆陆续出齐《民国财政史》（共7 册）3100 页，内容更加丰富，堪称民国以来财政金融方面的一部巨著。

民国期间，“关税自主”成为朝野热议的“国权问题”，贾士毅大量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关税的历史和现状，关税自主的措施和方略，与此同时，着手编订《关税与国权》一书。《关税与国权》，全书30 余万字。前半部分主要写“丧失关税主权的沿革”，分六个时期来记；后半部分写“收回关税主权的方略”，分五个章节来写。此书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这本书成为后来关税谈判中最重要的参考书，在民国时期财政税务界引起轰动与热评。

贾士毅参与完成了民国财政史上的两件大事，即“关税自主”和“裁撤厘金”的工作。清王朝中后期至民国中期，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关税，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民国时期，朝野有识之士曾多次呼吁要求实行关税自主，但终因国家积弱，列强反对而未果。此后，南京国民政府首先采取主动的关税自主方针，设立关税委员会，贾士毅兼任赋税司长，对关税业务轻车熟路，负责制定了一系列关税自主的条例，并与众多国家交涉谈判，最后与日本谈判成功，签订了协议，中国关税自主才算完成。

贾士毅主张裁撤厘金，改征特种消费税，裁厘加税的目的，他认为基于国家财政与国民经济兼顾。他说：“今欲革新税制，当从国家财政、国民经济两方面着眼，兼筹并顾，斯符裕课恤商之本旨矣”。他先从性质上将厘金与特种消费税进行区别：“前者凡百货皆课税，限制货物之流通，后者仅就特种之货物课税，收税手续较为简捷；前者课税之货物多，而收入反少，后者课税之货物虽少，而收入反增。此判若泾渭者也。吾国今日为排除障碍、发展商业者计，为廓清弊窦、维持人民道德计，为平均担负、调剂贫富阶级计，为适应潮流、准备关税自主计，统应将留难需索、营私舞弊、向为中外商民所诟病之厘金及类似厘金之税捐，毅然决然立时裁撤”。

对于裁厘后的抵补办法，他主张开征特种消费税：“为抵补厘金计，为刷新税法计，宜将条约上所规定之产、销、厂三税各目一律取消，而另行订定特种消费税办法。凡课货物不必拘货物产销之地点，亦不必限于货物制造之场所，惟以货物性质是否合于消费税条件为断。”

对于进口货物，他主张“应仿照列邦通例，于进口税外，遇有本国课税担同之物品，仍课以消费税。在外商，税则仍得其平；在吾国，商情亦免有轩轾。且于国产货物尤借此保障，以资维护，不致有喧宾夺主之虑”。对于出口土货，他认为“吾国既未能即时废止出口税则，为产业及财政上着想，此项货物在内地似不宜一律征收消费税，亟应分别轻重酌予减免，以期与保护政策相符”。

贾士毅主张开征所得税和遗产税，因其符合平均、普遍原则，“取于贫者多，而取于富者反寡，是为违反均平之原则。对于特定之物而课税，或对于特定之人而课税，未能使一般民众各尽纳税之义务，是为违反普遍之原则。必如何而能均平、普遍，则所得税、遗产税而已”。

对于所得税，他认为可以便民：“税源纯取诸资本阶级及享有收益之利者，调节贫富，酌剂盈虚，可由此将纷扰之复税制改为一之单税制，且他税征于事前，而所得税则于事后征收，便民者一。他税不问货物畅销与否，获利与否，概须纳税，而所得税必候获有盈余，方按率征收，便民二者。富商大贾资本充裕，收入丰亨，则税率递增，细民设肆贸利，其资本不及。二万元者，虽获利，亦不课税，便民三者”。

对于遗产税，他也看作势在必行，“至遗产之传袭，原本于宗法社会，传者既一系相承，袭者更不劳而获。财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饱食暖衣，逸居无教，有损于国，无益于家。于此而征收遗产税，视所遗产额之多寡，并受遗产者之远近亲疏而定其税率，亦孰得而议其苛”。遗产税的税率也和所得税一样，“依累进法征收，确有调和社会经济之可能性。故东西列强早公认为世界最良好之税，以其均平而不偏，普遍而不隘。我国果仿而行之，适合先总理节制资本之精义，微特裨益财政已也。”

汤虎君评价，贾士毅供职于民国财政税务领域，以清廉操守、务实的作风，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而扬名于民国财政界。他对民国时期的财政金融体系的改革、理论体系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许多重要观点，诸如“关税即国权”、“函养税源，扶助民族之工商业”、“国家与地方分税之法”等，至今仍未过时。他的许多重要著作，如《民国财政史》、《国债与金融》、《关税与国权》等，仍为国内及国外一些国家的财经类大学的教财或重要参考书籍。贾士毅还是一位平和、厚道的官员，对家乡十分关心，小至乡里修桥铺路，寒门学子求学、求职，只要有求于他，他总是乐于帮助；大至创办宜兴学校、医院，修复家乡文物古迹等，总是慷慨解囊。

杨时展教授曾对贾士毅作出了如下评价：“在蔡锡勇和谢霖先生之后，以贾士毅等先辈的著作为代表对，中国会计学术有重大启蒙作用、重大先行意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乃至饮誉世界。”

《无锡日报》评，从学术上，贾士毅的财政思想具备以民为本、实践性强的显著特点，但在理论上稍显薄弱，削弱了其学术上的价值。总体上讲，贾士毅的财政思想基本符合民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也是符合财政建设客观规律的，是民国财政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贾士毅为重要的民国财政史家，著作《民国财政史》、《民国财政经济问题今昔观》、《国税与国权》、《债与银行》等为民国财政史的重要著作，保留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是民国财政经济权威人士。

第一部著作《民国财政史》共6编1800多页。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总论和岁入，下册包括岁出公债、会计、泉币和附录；或按编及附录分为7册，详细地叙写了民国时期1912年（民国元年）至1916年（民国五年）间的财政史实。第二部著作《民国续财政史》共7编3100多页，规模远胜过第1部书，堪称巨著。全书共分为总论、岁入、岁出、公债、会计、泉币和地方财政，每编为1册；《民国续财政史》，对晚清以来及民国时期1912年至1931年间，国家及地方财政之划分、税赋、财政费、实业公债、预算决算、银行等具有现代财政与会计内容，以及国家财政的基础概况，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财政制度的利弊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详细的阐述。两书问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被学界奉为研究民国财政的开山之作。

两部著作均对民国时期的会计问题进行了较详细地记载与讨论。其中《民国财政史》的第5编会计，包括会计之概要、年度预算、收支、金库、决算、特别会计、收支书类和官厅簿记等9章；《民国续财政史》第5编会计，与前书的章节体系基本相同，即包括会计概论、会计法规、预算、收支、交代、金库、决算和官厅簿记等8章。

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关税制度因袭清王朝中期后的旧制，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继续在实施，侵害了中国主权，严重影响国家财政税收。贾士毅早就留心这一积弊，并留心搜集相关资料，建议当局调整关税政策，虽有局部改正，绝大部分因列强压制，时机不成熟及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定而无暇顾及等多种原因，当时中国的关税始终不能自主。1921 年贾士毅作为政府代表，参加华盛顿会议，专门就“关税自主”一案提出与会国讨论，亦只是获得逐步利益。1924年，“关税自主”成为朝野热议的“国权问题”，贾士毅大量发表文章，介绍中国关税的历史和现状，关税自主的措施和方略，与此同时，着手编订《关税与国权》一书。

《关税与国权》，全书30 余万字。前半部分主要写“丧失关税主权的沿革”，分六个时期来记；后半部分写“收回关税主权的方略”，分五个章节来写。1924 年11 月9 日，政府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贾士毅草拟了关税自主大纲，列举中国蒙受种种不平等条约压迫，根据国际通行的惯例提出修正的要求和办法。与会各国代表不得不承认“大纲” 中主张的“正当性”，但此“正当性”的大纲当时并没实施。直至民国十九年（1930），才算基本“自主”，这是后话。“大纲”的主要材料出自《关税与国权》，1927 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这本书成为后来关税谈判中最重要的参考书，在民国时期财政税务界引起轰动与热评。此书出版后，贾士毅继续搜集积累资料，后又出版《关税与国权补遗》。鉴于当时军阀借了大量的外债，强行发行了大量公债，使中国的国家财政乱象叠出。1926 年，他又编纂出版《国债与金融》等专著，对当时中国的财政、税收、外债与关税等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记述。

刘国铭等：《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

江苏省苏州市祖家桥1号为贾士毅旧居，为民国遗留建筑。

祖父：贾启溱

父亲：贾桐卿

儿媳：秦舜华，是秦汾之女，钱新之的外甥女。

长孙：贾培源（Pei-yuan Chia），美籍华人，娶严家淦四女严隽荃为妻，曾任花旗银行副主席（贾在整个花旗的排名仅次于当时的董事长约翰。里德）、中银香港第一届四个独立非执行董事之一（另有董建华之弟董建成等），有乃祖之风。已成立美国贾氏家族基金，国内的资助过湘雅医学院的雅礼协会贾氏基金学者项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