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明清时期，徽商的
活动范围“几遍宇内”，所谓“山陬海涯无所不至”，尤其是在
江南各地，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贾而好儒”，他们或是“先儒后贾”，或是“先贾后儒”，或是“亦贾亦儒”。徽商这种“贾”与“儒”的结合，便是徽商为“
儒商”的内在根据。
许多徽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他们从很小时就熟读经史，有较高的
儒学修养。只因“士而成功者十之一”，所以，在科举之途上碰壁的读书人就只好“弃儒从贾”，即“先儒后贾”，“以
儒服贾”。这些儒生虽然改换“贾”服，但对
儒学仍情有独钟。他们从现象上看忙碌于商务，但其本质却是“儒”，以“儒”作为内在素质来经商，以
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经商。 徽商中“先贾后儒”现象也层出不穷。如清代徽商
江春，身任盐业总商长达40年，然“老而归儒”、“雅好诗书”。他在客居地
扬州建起“秋声馆”，广交天下儒士名流，并成为乾隆皇帝的文友，留下了“布衣交天子”的佳话。徽商汪廷榜年轻时从贾，远抵汉江，为汉江波澜壮阔的气势所震撼，于是“归而读书，学文词”，最后中举人。
盐商程鱼门，经商致富，但始终心向儒业，到四十岁中进士。产生“先贾后儒”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主要原因也许是“儒”与官场有内在联系，能够保护切身利益。所以，许多徽商不惜重金混迹儒场以及官场，以谋求
政治庇护。
既然徽商对
儒学者有剪不断的情结，那么他们在从事
商务活动中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
儒家思想来指导。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对从商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以“仁”为本的思想。
孔夫子的“仁者爱人”，
孟子的“人性善”，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把“仁”、“善”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就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
合理性与合德性，使经商能达到“至善”的目的。清代
歙县商人吴?，“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他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我祖宗七世温饱，惟食此心田之报。今遗汝十二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尝说：“人生学与年俱进，我觉‘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教导其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宽厚之德，这是经商成功的奥妙之所在。其二是以义统利的思想。儒家的
义利观，是把义和利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儒家在处理义和利关系时，主张义、利并举，所谓“礼以行义，义而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就是将义和利统一起来。清
黟县商人舒遵刚对义、利关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他说：“
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并说：“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于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就是说，“因义用财”才能开辟财源，使之流而不竭，既收到
经济效益，又收到
社会效益。可见徽商的义利观来源于儒家思想，见利思义、以义为利，正是儒家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