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珍宝帐》记载，金银平文琴是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八年（公元814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五月被收入正仓院宝库中的。龙池下用楷书刻有四行十六个字的琴铭，所谓“琴之在音，荡涤邪心。虽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郑，浮侈是禁。条畅和正，乐而不淫。

”腹内有墨书“清琴作兮□日月，幽人间兮□□□。”、“乙亥之年季春造”。此琴长114.2厘米，首部宽16厘米。琴体铜木制，黑色漆，临岳、龙尾紫檀制。临岳部有七弦穿孔，两雁足缺。琴有冰纹断，表面装饰金银平纹之人物鸟兽草木花纹。

许多古琴的琴底和琴腹内（一般在龙池或凤沼处可看到的地方）都书刻有斫琴与修琴时间的铭文，或琴底有历代收藏者的题刻，可作断代参照的标准。中国古代题铭之风盛行，从商、周铜器铭文可见一斑，琴铭也未曾落后，本文所介绍的金银平文琴之琴铭，乃东汉李尤所作，是目前所知较早的琴铭。琴铭内容颇为丰富，可涉及琴的作者、制作时间、修缮时间、所用材料、历代收藏者、鉴赏者、流传过程及佚事、相关题咏、斫琴缘起等。如：据说是故宫藏清廷传世唯一的唐琴 “大圣遗音”腹内朱漆隶书款“至德丙申”，龙池上方刻行草“大圣遗音”，龙池两旁刻隶书铭文“巨壑迎秋，寒江印月。万籁悠悠，孤桐飒裂”。还有明杨继盛“寒泉漱石”琴，琴腹内刻“大明嘉靖六年、杨继盛制”。琴底刻隶书“寒泉漱石”。郑板桥题行书“声非郑卫，音杳筝琶，悠然太古，以啸烟霞。板桥”，篆书朱文“郑燮之印”。此琴所题乙亥干支，傅芸子先生认为最早到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最晚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荷兰高罗佩博士（R.H.von Gulik）认为“其琴铭书法为北魏体，其乙亥干支乃西元四三五年（北魏太延元年）或即四九五年，认为唐以前大约六朝末期之作品”。也有人认为乙亥是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这张琴大概是唐代中土的舶来品。

正仓院收藏的这张琴与其他中国国内传世古琴的铭文相比，缺少了自己的名字和印章，而且也没有预留出相应的刻写位置。这也许就是《国家珍宝帐》以其装饰工艺———“金银平文”来命名的原因。一般来说，古琴都会有斫琴者或者琴的所有者所赋予的名字。古琴的名字大多是根据其音色而取，如：“大圣遗音”、“九霄环佩”、“玉玲珑”、“飞泉”、“万壑松”等等。司马相如的“绿绮”、齐桓公的“号钟”、楚庄公的“绕梁”和蔡邕的“焦尾”被誉为古代的四大名琴。“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蔡邕斫制焦尾琴是文士琴家自己选材斫琴的佳例。

这张金银平文琴制作如此精致华丽，似乎暗示着它作为乐器的功用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其繁复的装饰纹样显示了那个时代金银平文技艺的精湛。这样一来琴就成了文化的载体。在人们头脑中琴总是一种高雅甚至神圣的乐器。它从用于宗庙仪典、宾客飨宴、祭祀追悼到“我有嘉宾，鼓瑟鼓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抒情咏歌之器，从礼乐教化、琴教流行到施以养气行义、养神和心之用。“琴”已由“器”上升为“艺”，为“学”，为“道”。望着这张金银平文琴，猜想它也许是与其他同样装饰华丽的乐器合奏，在金碧辉煌的大殿里奏着庄严高雅的宫廷音乐，尽显大唐盛世，不过这对于音色不适于合奏的古琴来说只能是种假想。猜想它也许由一位琴艺高超的乐师独奏，如跳着霓裳羽衣舞的杨贵妃般在帝王陶醉的目光下也骄傲地自我欣赏。不过，这张琴的龙龈处过窄，琴弦不易张开。现在国内已仿制了这张琴并且加宽了龙龈处。这张唐代金银平文琴是否作为演奏之用还不能确定，或许这张琴作为观赏品更适宜一些。

观赏的自然是它的纹饰。相对于平文还有平脱，在日本认为平文是日语，平脱是唐代用语，用金银的薄片刻成图案，贴在器物上，然后在纹饰上髹漆，再把纹样上的漆除去，露出花纹。据调查把漆除去的方法有二：一是磨的方法，金银的纹饰和漆面同高甚至高于漆面，一是剥的方法，把有纹饰部分的漆剥掉，漆面高于金银纹饰。此琴金银平文方法用的是前者。关于平文与平脱的区别，目前还无定论。广濑都巽氏的说法为“凡所嵌之金银片漆后成为平面者为平脱，花纹浮出者为平文”。

此琴的装饰构图颇有宗教神秘色彩，上端嵌以方界，内有三人鼎坐树下，中坐者弹阮咸，左坐者抚琴，右坐者饮酒，其上云山缥缈，有二仙童跨凤执幡，分列左右，其下有孔雀、小禽、花草等，方界外还有两个戏鹤的童子，有如洞天福地之境！琴面中部是金银平文的树木，树木下有两个着胡装者，一个饮酒一个鼓琴，接下来是数十条水波纹。琴的两侧左右各三人，也着胡装。还有金文的鸾凤麒麟、银文的云鸟花蝶。背面龙池两侧为银文的双龙图案，凤沼两侧是银文的双凤图案，上下点缀着花草。从这张琴制作的精致程度来看绝非凡品，而且装饰图案西域文化色彩浓厚。当时唐王朝各地，胡化颇盛，这种风气竟影响到琴的装饰，琴本非胡乐，而带西域趣味，如果不是唐人，恐无此大胆。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唐文宗时宋霁，与偶然遇到文宗皇帝李昂时，竟然在请得皇帝“赐以无畏”之后，乃就榻仰卧，翘一足弹之。几乎是在做杂技表演。皇帝居然未加怪罪，不以为其行为亵渎圣贤之器，反而“甚悦”，并赐予“待诏”之职。可见古琴在唐朝人的眼中，不再仅仅是“以最清之音写最清之物”，而是“鼓天下之和而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