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1931年2月—2024年5月19日）江苏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曾任上海市民办桃李园实验学校校长，兼任语文教育艺术研究会会长；曾兼任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教材特约编审。 长期从事语文教学、成绩显著。著有《语文导读法探索》、《导读的艺术》、《和青年教师谈语文教学》等。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从小学开始，钱梦龙都是出名的“差生”。他回忆：“我小时候笨得出奇，现在想起来还会脸红……记不清报告单上挂过多少‘红灯’，创下了累计留级四次的‘辉煌记录’!”

这个被老师们定论为“聪明面孔笨肚肠”的学生，后来学习成绩却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

一位叫武钟英的国语老师用一本字典改变了钱梦龙的人生轨迹——

一天放学以后，武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拿起一本《王云五小字典》，对他说：“老师们都说你笨，如果你能学会查字典，就能证明你不笨。”武老师交给他一项任务：每教新课之前，把课文中生字的音义从字典里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

这一鼓励一抄写，他成绩报告单上的评语在毕业时变成了“该生天资聪颖”。

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刚初中毕业的钱梦龙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名中学语文教师。

他一开始就不甘心当个混饭吃的教书匠。在他心底，有一杆标尺——当一个像武老师那样的对学生倾注爱心的好老师。这一杆时时量出他差距的高高的标尺，成了当时对语文教学一窍不通、知识储备也远远不够的钱梦龙做一名好老师的原动力。

他设计出了一种既适合自己的实际水平、又有个性的教法：鼓励学生自己学。“当时我想得很简单、从武老师教会我查字典开始，是自学帮我学好了国文，这也肯定能帮我的学生学好语文。”于是，“怎样教会学生读书”成了钱梦龙语文教学的一个执著的“努力方向”。

一线语文老师普遍认同这样的事实：语文难教。钱梦龙在从教几十年后曾列举了三条难教的理由：一是最容易受批评；二是考试特烦琐，刁钻古怪的题目，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使师生都有防不胜防的恐惧感；三是教学目标最难把握。对此，他发出这样的沧桑之叹：教语文是“戴着镣铐跳舞”。

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悲叹之中，而是积极寻求突破，喊出了“戴着镣铐也要跳好舞”的响亮口号。

这一舞，就是五十多年。

早在1986年，华东师范大学的谭惟翰教授就评价说：上海特级教师钱梦龙是个“不安于现状”的语文教师，他不满足于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而立志做一个“语文教学的专家”。

从教一开始就有这样雄心壮志的钱梦龙，在不断的理论联系实际中悉心研究、实践、探寻着语文教学的特殊规律。

1956年，只有四年教龄、初中文化的钱梦龙成了高中语文教师，写出了生平第一篇教学论文《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同年，27岁的他被评为嘉定县首届优秀教师。

上世纪70年代末，钱梦龙提出了“基本式教学法”。所谓“基本式”，指的是：自读式、教读式、作业式。

但当时的钱梦龙也感到，自己对教学过程中规律的把握，还没有触及教学的深层。

“一堂课，改写了我后半生的历史。”时隔26年，钱老记忆犹新。

1979年，上海市教育局在他当时任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市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钱梦龙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他按自己的“基本式教学法”上了这堂课。

“那天来听课的人特别多，把一个大教室挤得满满当当。”这堂课，令听课的重点中学校长们和市、区教育局领导耳目一新，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79年下半年，以一课打响的钱梦龙出人意料地被评为“文革”后上海首批特级教师。

“‘基本式’的提出成了我命运急转弯的一个标志，对我个人来说，其意义相当于漫漫求索之路上的第一块‘里程石’。”

一个“石”字，道出了钱老不安于现状的跋涉情结。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钱梦龙形成了自己一套相当完整的“三主四式”语文导读法，这奠定了他在中学语文教育界独树一帜的地位。

2005年，76岁高龄的钱老在“全国第四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主办方的一再邀请下，为参会的老师们上示范课。当这堂少浮华重平实的课遭到质疑时，主办方代表、著名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李镇西在钱老的报告后对与会者讲了一件事：

最初，钱老接受邀请后准备上《死海不死》一课。后来，又考虑到听课的学生都是高中生而换成了《世间最美丽的坟墓》一课。但是在参会前他又换了。他说，老用自己上过的课去讲不大好，就挑了一篇课外阅读文《睡美人》。这个内容，此前钱老并未上过。

这就是永远将脚下当成起点的钱老，敢于在76岁的高龄挑战自己五十多年创造的辉煌!

2024年5月19日，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著名语文教育家钱梦龙先生辞世，享年93岁。

针对传统的讲读教学模式，钱梦龙老师创新性地提出了导读教学模式。

“三主”是导读教学的指导思想。“三主”，即“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为主线”。

“以学生为主体”，即确认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是认识的主体和发展的主体，是具有独立的地位和极大的认识潜能的实践者。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必须发挥主体作用，获得“发现真理”的主动权，而且在个性的全面发展以至世界观的形成上，同样必须由主体来实现。

“以教师为主导”，即确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处于领导、支配的地位，而教师的领导、支配作用，只有通过“导”，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导之有方，学生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

“以训练为主线”，即：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有进入“训练过程，二者才能达到和谐的统一；而这种以师生双向活动为特征的训练，贯彻于教学的过程，成为“主线”，其他的教学措施都是服从于训练并为之服务的。

主体、主导、主线，是诸教学因素在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平衡、和谐统一。钱梦龙指出：“学生为主体”是教学的前提，着眼于使学生“善学”；教师为主导，是强化学生主体地位的条件，着眼于“善导”；而学生的“善学”与学生的“善导”都必须通过“善练”的科学序列才能实现，所以说“训练为主线”是“主体”与“主导”相互作用的必然归宿。

“基本式”为导读教学的结构形态。“基本式”即基本课型，其表现形态为：“自读式一教读式一练习式一复读式”后称“四式”。

“自读式”，它不同于“预习”，是在课内以培养学生的独立阅读能力为目的的一种训练方式。自读，是“学生为主体”思想的体现，但自读的成功离不开教师的主导作用。在自读训练过程中，师生之间的配合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先教后读；二是先读后教；三是边读边教或边教边读。自读，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训练过程，不是学生随心所欲的自由阅读。

“教读式”，是教会学生自读。教读与自读同步，或先教后读或先读后教，或边读边教。教读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真正学会自读，从而达到不需要教师再教的境界。教读，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但教师的主导作用，只有通过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才能得到充分、正确的发挥。在教读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表现在：第一，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第二，进行阅读方法的指导；第三、帮助学生克服阅读中的困难。

“练习式”，是指学生在学习新课以后，完成一定的口头或书面作业。其目的是为加深对新课知识的理解，强化记忆，也是为了促进知识的迁移。

“复读式”，是一种复习性的阅读训练形式。把若干篇已教过的课文按一个中心组成“复读单元”，指导学生读、想、议、练。既“温故”又“知新”，这就是“复读” 。“复读单元”可以与“教学单元”重合，也可以按训练的需要另组单元。按训练目的，复读大致有三种：一是以知识归类为目的的复读；二是以比较异同为目的的复读；三是以发现规律为目的的复读。

1、记诵为主的练习，有助读、背诵、抄读等。

2、以消化为主的练习，有问答题、划分文章层次、分析文章特点、揣摩作者思路以及写作练习中的改写、续写。

3、以应用知识为主的练习，即迁移练习。这类练习可以是分解的，也可以是综合的，小至用一个词造句，大至鉴课文写作。

4、评价作业。评价包括鉴赏和评论。

教师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镜里朱颜无计驻，为伊心上留春住。“伊”就是我钟爱的语文教学，永远的精神支柱！

对自己挚爱的事业，要以恋人般的痴情，信徒般的虔诚，革命志士般百折不挠的意志，一以贯之、无怨无悔地紧追不舍。我这个人，要学历没学历，要资格没资格，要智慧没智慧，我靠的是什么？就是这份对事业的执著，这份如痴如醉全身心的投入！

我的人生格言：自尊不自大；自主不自是；自信不自负；自谦不自卑。

做事力争上游，不甘于平庸；对人胸无城府，宁可失之天真。人际间无聊的是非恩怨，从不萦怀，只想集中心思做一点自以为重要的事。我对既往的喜怒哀乐，近乎健忘；但这恰恰反倒有利于看清前面的目标。这种性格也许正是我历经磨难而能始终保持积极向上心态的根源所在吧。

实际教学中，钱梦龙老师把一堂堂语文课当成了一件件艺术品，去精心地雕琢、刻画；他的学生，也把他充满智慧的语文课堂，看成了自己的乐土。

组织教学时，为了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积极思维，他动足了脑筋。例如：有一次学习新课《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课前他把十幅挂图不分次序地挂在黑板上，然后又制止了拿书准备“自读”的学生，告诉大家不要看书。上课了，他要求学生仔细观察挂图，根据每幅画的背景、人物，用自己的话分析是什么历史事件，再给各画加上标题，并按时间顺序把它们排好。学生觉得太难，要求看书，但老师故意不让步，最后经过“讨价还价”，允许他们只准看书十分钟。于是，像占了“便宜”似的，他们高兴而紧张地忙开了。这样，真正从学生出发、为学生着想，精心构思教学步骤，课堂效率当然就高了。

对于一些成绩差的学生，钱老师采用的是“激励、唤醒、鼓舞”。有一次，他接了一个初二的“双差班”。第一篇作文的讲评课上，同学们拿到作文本后，发现都得了教好的成绩。平时常“吃”不及格的他们，认为老师开玩笑，老师却严肃地告诉他们：大家的作文完全符合老师提出的两项要求，得90分以上的作文，还超出了老师要求的标准。原来，这次题为《我的一家》的作文，老师写了两个要求：①标题必须写在第一行的正中；②文章要分段，家里有几个人就分几段，每段起始必须空两格。提完要求，钱老师还表示：非常担心大家没能力做到这两点。在郑重宣布了评分依据后，老师又谈起了自己那段“差生”的历史，学生有点动情了。最后，老师语重心长地说道：“别小看这一次的两个要求，以后每次作文，都要提一两点要求。只要一点、一点地努力去达到这些要求，成绩保证不会比别的班差。这样，这个班出现了转机。

钱梦龙：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1980年2月初的一天，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新评出的全市三十六位特级教师的照片，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这样隆重的方式展示优秀教师的形象，报纸一出版，立即成了社会舆论的热点。我的照片也荣幸地跻身其中。

“钱梦龙是谁?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不少老师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也难怪，三十六位特级教师，大多在教育界早已享有盛名，只有名不见经传的钱梦龙是个例外。

“钱梦龙也成了特级教师?是不是搞错了?”有些稍稍了解我的人这样说。也难怪，仅有初中毕业学历的钱梦龙，即使作为一般中学教师也是不合格的，怎么会和“特级教师”这个标志着教师最高荣誉的称号扯到了一块儿?

于是，一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兴趣：钱梦龙的路究竟是怎样走出来的?

我为什么选择教师职业？

我不是学师范的，当教师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选择。

我初中毕业以后，因母亲病逝，家道中落，只读了三个多月的高一就失学了。在家呆了半年左右，上海解放，翻天覆地的变化激起了我投身社会的热情。

可是我能为这个新生的社会做些什么呢?

当时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当教师。因为我的心中装着一位教师的形象，是他使我切身感受到了教师工作的崇高和不同寻常的意义。

我从小智力平平，生性顽皮，不爱学习，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已创下了三次留级的“记录”。老师送给我的评语是“聪明面孔笨肚肠”。自卑的阴影笼罩着我，使我完全丧失了进步的信心。后来遇到了一位终生难忘的好老师枣武钟英老师，这是我一生的幸运。

武老师教我们国语课兼级任教师，上课的第一天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拿出一本四角号码小字典，对我说：“现在我教你四角号码查字法，如果你能学会，就可以证明你不是什么‘聪明面孔笨肚肠’。你想证明一下自己吗?”我当然很想知道自己究竟笨还是不笨。结果在武老师的指点下很快学会了这种查字法，这使我对自己的信心大增。接着武老师又给我布置了一项任务：在他每教新课之前，由我把课文里的生字从字典里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一个长期被同学们看不起的“老留级生”，居然还能承担如此光荣的任务，自然感到从未有过自豪!我由于爱武老师，也爱上他的课，对他布置的作业都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完成，于是又不断在国语课上受到表扬。到六年级时，武老师又把我的一篇作文推荐给县里的一份报纸，居然发表了。当我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字，清清楚楚地印在报纸上时，真比登台领奖还要风光十倍!

最难忘领毕业证书和成绩单的那一天。记得武老师在把成绩单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钱梦龙，看看我给你写的评语吧。”我至今对打开评语栏时看到的第一句话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印象，这句话是：“该生天资聪颖”!我知道，这是武老师两年来帮助我一步步克服自卑、自弃心理的最后一步。至此，“聪明面孔笨肚肠”那句话投在我心灵上的阴影，已被自信的阳光驱散得无影无踪了。当我进入初中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少年郎了。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武老师，用他真挚的爱心和出色的教育艺术，把我从“差生”的路上拉了回来，乃至改变了我的一生。

1949年当我决定投身社会、面临选择的时候，又是武老师的形象坚定了我当一名教师的决心。于是我到县城西门外的一所初级小学去毛遂自荐，居然感动了校长，让我当了一名义务教师。这就是我的教师生涯的开始。

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五十多年来，武老师始终是树立在我心中的一枝高高的标尺，是他，不断地鞭策、鼓舞着我努力做一个像他那样对学生充满爱心的教育艺术家。

我也懂得了一个道理：人的能力暂时低一些不要紧，但心中的标尺不能低。

我是怎么胜任高中语文教学的？

我在小学担任义务教师仅一个学期，就得到了一位中学校长的赏识，1950年开始到中学兼课，1951年成为专职中学语文教师，直至1957年上半年止，26岁的我已是这所县重点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师、教研组长、优秀教师。当时县教育局举办教师暑期培训班，还聘我担任语文班的主讲教师，为比我年长得多的语文教师讲课。

人们觉得奇怪：一个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教师，怎么可能胜任这样的教学任务?

对这个问题，我有时候自己都有点纳闷：我究竟是凭什么胜任高中和语文教师培训班的课程的?细细想来，无非是凭着这样两条：一条是学生时代打下的扎实的国文基础；另一条是教学中采取了“反求诸己”的策略。

我在中学读书时，国文成绩突出，可以说完全得益于我的自学。我爱读书，也爱写文章；为了写好文章，阅读时又养成了琢磨文章的习惯，尤其在国文课上，老师每次开讲新课之前，我总要先把课文好好琢磨一下，到听课时就把自己的理解和老师的讲解互相印证、比较。这种学法，把单一的“聆听”变成了全方位的“思考”，不但知识学得活，又锻炼了思维能力。课外，我杂览旁搜，读了不少书，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诗词、散文、小说、理论，都爱随便翻翻；由于爱写作，又独自创办了一份名为《爝火》的壁报，自己撰稿，自己编辑，定期刊出。不间断的阅读和写作，使我的知识积累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明显高出于我的同龄人，这又反过来促进了我课内的国文学习。每次国文考试前我都从不复习，但都稳稳当当地名列榜首。可见，我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我的语文“学力”事实上已远远高于初中。

其次是在教学方法上比较善于体悟。《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早年学习国文的这些经验在我当了教师后正好给了我教好语文的启示。初为人师的我根本不懂什么教学法，但我深信，自学既能帮助我学好国文，肯定也能帮助我的学生学好语文。

因此，语文课上我尽量调动一切手段，或提些有启发性的问题，或设置能引起学生思考的悬念和情境，想方设法激起学生读书、求知的欲望和兴趣，引导学生像我当年学习国文那样学习语文；教学生读课文时，则自己尽量少讲，多留一点时间给学生自己读书和思考。当时脑子里还没有“教学艺术”的概念，但这种从自己独特的“学历”（自学的经历）中体悟出来的“教学法”，与当时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刻板的串讲法确实不大一样，学生学得比较主动，读书、写作的兴趣也很高，因此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弥补了我学历不合格的“先天不足”。

1956年，我因教学成绩比较突出，被评为优秀教师，并被指定在全县优秀教师大会上宣读了题为《语文教学必须打破常规》的论文。这篇论文，标志着我的语文教学改革意识的觉醒。我在1980年以后陆续提出的“自读”、“教读”等概念，“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教学观，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语文导读法”，追根溯源，都可以从我的自学、体悟的历程中找到依据。

由此我想：一、一个人在中学（尤其是初中）阶段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知识面广，能读善写，对他今后（乃至毕生）的发展，其作用比通常想象的要大得多；二、一个教师如果能从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悟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他就很可能成为一个教育艺术家或教学的艺术家。

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我绝对意料不到，1979年下半年一次突然到来的机遇，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和“特级教师”的荣誉称号联系到了一起。

记不得具体日期了，上海市教育局决定在我当时供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一个内容大概是研究课堂教学问题，并要求所在学校提供上课的实例。当时全校教师都做好了开课的精心准备。我因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工作，校长要求在开会前必须更新全校黑板报的内容，忙得我连备课的时间也捞不到。我想：反正我平时就这么上课，校长们来听我的课，就请他们吃一顿随意的“家常便饭”吧。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心里也就坦然了。

想不到开会那天来听我课的校长还特别多，把个大教室挤得满满的。我执教文言文《愚公移山》。我教文言文，从来不用串讲法，而是在学生自读的基础上，结合对文章内容的理解，通过师生对话，引导学生体会文言词句的含义和表达作用。这样教读文言文，学生学得主动，课堂气氛生动活泼（后来我用同样的方法在杭州教这篇课文，教学实录在《语文战线》杂志发表后，当时上海市教研员徐振维老师这样评价：“钱梦龙《愚公移山》的教学震动了大江南北。”福建省教科所程立夫告诉我，他们曾把《愚公移山》教学实录作为学习资料印发给全省语文教师参考）。想不到这顿“家常便饭”引起了市教育局领导和校长们的浓厚兴趣，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过后不久，市教育局主持的重点中学教导主任会议又在我校召开，又听了我执教的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获好评。

这两件事过去也就过去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想不到1979年底，校长给了我一份“上海市特级教师申请表”让我填，说是县里推荐我为上海市特级教师。老实说，表我是填了，但自知只是填填而已，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因为这是建国以来首次评特级教师，挑选特严，比例是三万分之一（三万名教师中评出一名），而我的条件又太差：学历初中毕业；政治身份“摘帽右派”（当时“右派”还未改正）；在市里又毫无知名度。但更出乎意料的是，经过评审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一轮轮地淘汰，最后留下了36名幸运者，我居然也名列其中!

有人说，钱梦龙的机遇好，如果没有那两次市级会议的听课，他怎么可能脱颖而出。此言有理。但我更信奉生物化学奠基人巴斯德的一句名言：“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我所展示的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堂课，上课前也没有精心地备课，但为了上好这两堂课，我却准备了几十年!事实上，从我走上讲台、摸索适合我的教法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在“时刻准备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