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浩梁（1934年-2020年9月3日），男，京剧老生、武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上海。其父钱麟童，是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

钱浩梁六岁随父学艺，1943年进入上海戏曲学校，取名钱正伦，与关正明、顾正秋、张正芳、孙正阳、程正泰等为同学。由于年龄偏小，尽管进步很快，但总也轮不上他担任主演。1945年该校停办。钱浩梁有时在家练功，有时随父演出。1950年，北京原四维戏校改建为中国实验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校前身），钱浩梁进京赶考，以一出《林冲夜奔》得到主考周信芳的赏识，从而带艺进入学校研究班深造。师从尚和玉、迟月亭、沈三玉、茹富兰、傅德威等名师，系统学习长靠武生戏。1956年毕业后加入中国实验京剧团任主演。1962年选调中国京剧院一团。在几年演出实践中，先后跟李少春学《野猪林》，跟李盛斌学《伐子都》，跟李洪春学《截江夺斗》，跟高盛麟学《挑滑车》，跟刘砚芳学《连环套》，跟傅德威学《金钱豹》，跟盖叫天学《一箭仇》等。由于博采众长，学贯南北，刻苦磨炼，这位栋梁之材演艺精进，武功卓著。不仅能唱杨（小楼）派、尚（和玉）派大武生戏，文武老生戏，而且能演盖（叫天）派武生戏。代表剧目为《伐子都》《艳阳楼》《挑滑车》《连环套》《一箭仇》《金钱豹》《长坂坡》《汉津口》《甘宁百骑劫魏营》等。为了提携后人，李少春主演的《野猪林》等戏让他来演，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等为他助演。

说到京剧《红灯记》，有一个人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钱浩梁。钱浩梁不仅在最后的电影定型版中饰演李玉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也是除李少春外，最早扮演李玉和的演员。在京剧界，钱浩梁确实是一个颇有争议的演员，因为他曾经成为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助手。回顾一下钱浩梁的经历，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年轻成名，“文革”红人，年老磨砺，重返舞台。

钱浩梁于1962年被选调到中国京剧院。

在中国京剧院学习期间，有一天，剧院演出《伐子都》，主要演员突然因病不能上场，副团长李殿华急得团团转，忽然想到钱浩梁演过这出戏，就找他来救场。于是，钱浩梁披挂上阵，粉墨登场，演得十分卖力。当晚，江青前来看戏。钱浩梁年轻武生的扮相和演技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此，她记住了中国京剧院有个钱浩梁。这对江青日后提携钱浩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决定了他“文革”结束后曲折的命运。

1964年2月，中国京剧院在排京剧现代戏《红灯记》时，选定李少春作为扮演主人公李玉和的A角。按惯例另需配备一名B角，作为钱浩梁的师父，李少春很自然地想到徒弟。在排练中，李少春手把手地将演李玉和的精髓传授给钱浩梁。头脑灵活的钱浩梁结合自己高大魁梧的扮相特点，在刻画李玉和的表演中掺入了一些粗放豪爽的个人特点。

因李少春身体不好，钱浩梁作为B角在《红灯记》中频频亮相，又在当年第六期《戏剧报》封面上获得了饰演李玉和剧照的刊载机遇，开始在全国走红。钱浩梁的表现引起了江青的注意。她曾建议：“以后李玉和还是小钱演吧。李少春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

1966年6月，中国京剧院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称“中国京剧院的文艺黑线又臭又长”。“文革”爆发后，演出活动不得不停止了。阿甲、张东川、李少春、刘吉典等人都成了“牛鬼蛇神”，关入“牛棚”。

在江青的“关怀”下，京剧《红灯记》成了首批八部样板戏之一。在《红灯记》修改过程中，阿甲、李少春等人因不屑于江青的指手画脚，已引起江青的不满。钱浩梁为了自己的前途，将这些人与林默涵等“文艺黑线”挂上钩，当作“破坏样板戏的阶级敌人”开火。钱浩梁的表现让江青非常高兴。1968年底，在一次“革命文艺战士”会议上，江青笑着指着钱浩梁说：“小钱，咱不要钱了，钱是资产阶级的。你就叫浩亮吧!”钱浩梁非常激动：“谢谢江青同志，这个名字又响亮又好记!”

江青替钱浩梁改名的消息不胫而走，给钱浩梁很大的“面子”，也让他在文艺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随着京剧《红灯记》被拍摄成电影，字幕上饰演李玉和的“浩亮”大名在中国家喻户晓。钱浩梁开始青云直上，他被任命为中国京剧院党委副书记，而实际上他是京剧院的第一把手。1969年4月，在江青的安排下，钱浩梁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1970年5月，钱浩梁开始参与国务院文化组对全国文艺的领导工作。

钱浩梁是个好演员，但在江青眼中，他是个驯服听话的好干部。1975年四届人大后不久，钱浩梁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此后，钱浩梁从狭窄的剧院宿舍搬了出来，住进了原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寓所。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钱浩梁被列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而入狱。经过数年隔离审查，钱浩梁被定性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

1982年年初，钱浩梁恢复了自由，回到了昔日的工作单位——中国京剧院，名字也改回了本名——钱浩梁，搬到海淀区魏公村一幢筒子楼两间背阴的小屋。他虽然回到了中国京剧院，但是却不能再上舞台。

1983年底，钱浩梁“发配”石家庄，与夫人曲素英同到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省领导及学校领导对钱浩梁夫妇很关心，鼓励他“放下包袱，大胆工作”。并给予多方面的照顾。几年里，他对一批批入校不久的“生坯子”学生因材施教，严格训练，使这些学生有很大进步。1983年，钱浩梁的命运有了转机。河北省委副书记高占祥当时分管文教卫生工作，他很喜欢京剧，也爱惜人才。高占祥很赏识钱浩梁，他认为，对钱浩梁要真正落实党的“治病救人”的政策，指示将其调到河北艺校任教，培养戏剧人才。

调令下来后，钱浩梁一直没来，高占祥便安排河北省文化厅干部到北京去看望钱浩梁。但是有人提出异议：“浩亮一直没到河北来，怎能主动去看他呢？”高占祥大度地说：“虽然浩亮没来上班，但他已经是咱河北的人了，我们应该主动关心他。”

河北省文化厅的张处长和干事带了点钱和慰问品找到了钱浩梁。原来，钱浩梁的妻子曲素英患乳腺癌住院开刀了。做手术时，刀口从腋下直至腰间，身上插着许多管子，钱浩梁陪伴侍候着她，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正当他们处于困顿之中时，没想到河北省文化厅的同志到家里来探望，还送来现金和慰问品。据曲素英后来讲，这是他们夫妻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那时钱老师刚做完手术，我照顾他的同时，检查身体时，不幸发现我得了乳腺癌，已经是二期，唯一的女儿也不在身边。老钱还不得不拖着病体照顾我。”

1984年春节刚过，钱浩梁便来到了河北艺校报到。在欢迎会上，他激动地说：“我是个犯过错误的人，组织上既然把我安排在这儿，我要努力工作。我是唱戏的，不懂教学，在教学上没经验，希望大家多帮助。”对于河北艺校领导的抬爱，钱浩梁投桃报李，投入到忘我的教学工作之中，为国家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人才，欣喜之余钱浩梁更希望能重返舞台。

1988年，喜爱京剧的宋任穷同志了解到钱浩梁的近况后，批示希望钱浩梁重返舞台，1988年12月中国戏曲学院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3天义演，在演出阵容中列上了钱浩梁的名字。

接到通知后，钱浩梁兴奋不已。消息传出，寂静的中山公园突然喧闹起来，人们纷纷涌向音乐堂去看京戏。据说，10元一张的戏票(当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京剧的最高票价)，黑市交易高达30元。

1989年，钱浩梁被评为“高级讲师”职称。从艺术角度讲，广大观众想念“李玉和”，盼望他出来演戏。因此全国各地许多文艺团体和电视台纷纷请钱浩梁前去演出。在不断接到各地演出邀请时，钱浩梁仍是那么小心翼翼。出于慎重，他总向来人要当地最高一级政府的公函邀请信，对仅是团体和单位的邀请他一般都拒绝。每次去外地演出，他都跟艺校打招呼，还严格遵照合同，每演一场就交给艺校100元钱。同时，在每次演出前，钱浩梁手持话筒几乎都要说上这样两句话：“感谢大家还记得我。现在我为大家做汇报演出。”由于怕涉及过去，钱浩梁演出的基本上是传统戏。但几乎每次在观众的强烈呼声中，总是要唱一段《红灯记》才能离开舞台。1989年10月，《新体育》杂志为庆祝创刊40周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办晚会，经请示文化部同意，邀请钱浩梁夫妇露演，戏迷们高兴地奔走相告。当晚，钱浩梁夫妇合演了《白毛女》选段，掌声雷动。钱浩梁饰高登演出了《艳阳楼》，唱、念、做、武功不减当年。观众强烈要求他演唱《红灯记》，于是他清唱了“提篮小卖”一段，引起长时间鼓掌。1989年12月下旬，钱浩梁、曲素英夫妇与李世霖、谷春章翁婿到沧州献艺，演了《龙凤呈祥》《长坂坡》《汉津口》等戏。在《龙凤呈样》中，钱浩梁前饰乔玄，后演赵云，唱表精湛，身段繁重，功底相当深厚。周瑜追兵到来又创造性地加了一段火炽的开打，观众纷纷叫好。《长坂坡》《汉津口》是钱浩梁的拿手戏，表演起来身上很溜，举重若轻，工架大方，稳健凝重， 1990年，钱浩梁夫妇与沧州京剧团合作，在河北、山东一些城乡演出，极受欢迎，十分叫座。

从1989到1991年的3年间，钱浩梁为找回失落多年的舞台生涯，经常到各地演出，而且常常在同一出戏中分饰几个角色。

1992年1月，钱浩梁应邀到济南出演《龙凤呈祥》，一人饰演三角，由于过度劳累，58岁的他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舞台上。幸而抢救及时得以脱险。

1992年底，钱浩梁结束了河北省艺术学校的教师生活，被批准病退回京。当时他病情很严重，半身瘫痪，语言能力也失去了。病休一年后，钱浩梁的身体得以恢复。他能绕着居所步行一周。他每天除遵医嘱休养外，闲时看报看电视，电视节目中他最爱看体育节目，京剧节目则坚决不看，以免引起对旧日的怀念。

经过超乎常人的刻苦锻炼后，钱浩梁终于在1998年开始恢复练功，并重返舞台。1998年，中国戏曲学院组织校友为学校捐资义演，钱浩梁、曲素英夫妇重新登上了长安大戏院的舞台，受到首都观众不同寻常的欢迎。2000年12月16日，石家庄举办中国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钱浩梁、曲素英作为大轴出场，先是合演了《白毛女》选段，受到八千观众的热烈欢迎。之后，钱浩梁又演唱了《洪羊洞》《红灯记》选段，特别是唱《红灯记》时的亮相，酷似当年，得到长时间喝彩。唱“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 一段，尽管唱错了两句词，人们不仅原谅他，还报以鼓励的掌声。

2001年5月26日、27日，为迎接建党80周年，袁世海、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孙洪勋、谷春章等京剧名家，再度联袂复出。他们大部分都多年不登台演出了。一个中风瘫痪年近七旬的人不但站起来了，会说话了，还能重登舞台，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他们不顾高龄，以原班人马的整齐阵容在北京举行的京剧名家演唱会上，再次演出30年前原版《红灯记》中的精彩选段。

1961年12月9日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初二日：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1961年赴上海演出

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在中国大戏院公演。主要演员有刘秀荣、钱浩梁、谢锐青、刘长瑜、李长春、王梦云等。

1965年3月12日

农历乙巳年二月初十日：中国京剧院在沪首演《红灯记》

中国京剧院一团在人民大舞台公演《红灯记》。主要演员钱浩梁、高玉倩、刘长瑜、袁世海。演出42场，观众11万多人次。

1990年4月22日

农历庚午年三月廿七日：纪念高盛麟逝世一周年艺术研讨会暨专场演出举行

4月22日至4月25日

为纪念高盛麟逝世一周年，由文化部及武汉市、中国戏曲学院共同举办了“高盛麟表演艺术研讨会”暨专场演出。文化部高钻祥副部长题词：“艺德双馨桃李芳香”。中国剧协副主席郭汉城、中戏院长朱文相、文化厅长龚笑岚及武汉市文化部门等等领导同志及京、沪、鲁、鄂、汉的戏剧专家、学者、文艺界知名人士、高的弟子、学生、亲属200余人出席了会议。

主持者致词后，梁斌和高小麟以高门弟子和家属代表身份向与会各位致欢迎词，表示感谢。

三天的会议由朱文相主持，先后有钮骠、尚长春、苏移、胡金兆、陈国卿、孙毅、蒋锡武等20多人作了发言，刘曾复、刘乃崇、陶雄、蒋健兰、朱文相、苏移、周笑先、赵斐、胡金兆宣读了论文。

这次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众多发言者深切缅怀和充分肯定了高先生的技精功深、艺德双馨一代武生大家的业绩，深入探讨了高先生的独步一时的个性化艺术实践和教学实践，会上还正式提出“高派”武生艺术的概念，许多专家在发言或论文中论述“高（盛麟）派”的形成及个性化特点。受到了会议肯定。也为后来的京剧武生界所接受。会上，许多学者。专家表示，这样的研讨会必将对弘扬京剧艺术事业产生深远影响。这次会上将部分名家发表的论文、回忆、研究文章等，编辑成《高盛麟表演艺术》一书出版。

研讨会上，还播放了高生前表演的多部电影、录象、录音，展览了高先生的舞台表演、教学、艺术活动的图片资料。

三天晚上的专场演出由高门弟子及向高请益过的武生名家参加，演出了高先生生前代表作，在武汉江夏剧院举行，一千多人的剧场场场暴满，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2020年9月3日上午11点20分，钱浩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四演《挑华车》（茹元俊，丁震春，郑丹，徐骏）；

《战冀州》（丁震春）；

《艳阳楼》（钱浩梁，谷春章，刘恒斌）；

《走麦城》（高德春）；

《连环套》（俞大陆，吴钰璋）；

《武松打店》（李景德，刘淇）；

《铁笼山》（倪海天）；

《霸王别姬》（陈鸿均，王婉华）；

《一箭仇》（梁斌）；

《闯潼关》（白士林）；

《洗浮山》（江长春）；

《火烧裴元庆》（刘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