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体”之称始于宋人，缘于白居易、元稹的文集名。长庆四年十二月，元稹将白居易的诗文编定为五十卷，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题名《元氏长庆集》。 故“长庆体”即元白体之别名。清以后，其内涵所指逐渐确定下来，成了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那种叙事风情宛转、语言摇荡多姿、平仄转韵的七言长篇歌行之专用名词。“长庆体”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有二：一是通过铺陈某一人的遭遇，以见朝廷政治的得失。二是通过描写某一宫廷苑囿的变迁，以见国运的兴衰，从中寄托对于朝政的殷忧。

就写作时间而言，《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皆作于宪宗元和年间，而不是穆宗长庆 821—824 年间；所以“长庆体”不是由创作的时代而得名。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诗中有云 “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作者在“制从”句下注云 “微之长庆初知制诰，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白氏在为元稹所作《墓志铭并序》中亦云 “制诰，王言也。近代相沿，多失于巧俗。自公 指元稹 下笔，俗一变至于雅，三变至于典谟，时谓得人。”在“诗到”句下白氏则注云 “众谓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可见在白居易的笔下，与“长庆”年号相对应的是“制诰”，与“元和”年号相对应的才是“诗歌”。

长庆四年十二月，元稹将白居易的诗文编定为五十卷，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元稹自己的文集，亦题名《元氏长庆集》。尽管“长庆”仅四年时间，在元、白的创作中只是很短的一个阶段，但是作者本人表示认同，《新唐书·艺文志》载录作“《白氏长庆集》七十五卷”、“《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宋人目录流传于今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亦均作《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可知宋代时，元稹、白居易的诗文均以《长庆集》之名行世，当时人们也习惯于如此称呼他们的文集。由此可以推定，“长庆体”即元白体之别名。

南宋戴复古《望江南》词上阕曰 “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犹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 ”此段意谓 宋壶山 宋自逊，号壶山 的诗歌有元、白之体格，其词则有辛稼轩的风味。刘克庄《后村诗话》评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曰 “余谓此篇与《琵琶行》，一如壮士轩昂赴敌场，一如儿女恩怨相尔汝。杜有建安、黄初气骨,白未脱长庆体尔。”这里的“长庆体”，实际代指元、白风格。宋释智圆《读白乐天集》有云 “龌龊无识徒，鄙之元白体……须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宋人所说的“长庆体”，实际就是“元白体”。

由于元白诗中有律体、有古体、有歌行，所以它们也曾经都被目为“长庆体”。《瀛奎律髓汇评》载纪昀评白居易七律《余杭形胜》曰 “此所谓长庆体也，学之易入浅滑。”这是七言律诗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纪昀又评李商隐《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诗曰 “直作长庆体，接落平钝处，未脱元白习径。中间沉郁顿挫处，则元白不能为也。”这是歌行可以称为长庆体的例证。《四库全书总目·<；石湖诗集>；提要》在评宋代诗人范成大的五言古诗《西江有单鹄行》、《河豚叹》时，说它“杂长庆之体”。这是五言古诗亦可以称作长庆体的例证。在上述场合所说的“长庆体”，就是泛指白居易、元稹诗歌的体式与风格，而不论它们是古诗、是律诗、还是歌行，也不论它们是短制、还是长篇。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长庆体”成为了叙事长篇七言歌行的专名。明末清初之际，著名诗人吴伟业以七言长篇歌行的体式，表现王朝兴废的历史巨变，抒写诗人内心深沉的创痛。作品如《永和宫词》、《圆圆曲》等，脍炙人口，被诗家视作“长庆体”。其实吴伟业在继承元、白传统的同时，也汲取、熔铸了其他诗人的歌行创作经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 “（吴伟业）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这是说吴伟业对于初唐四杰的歌行创作有所借鉴，从中汲取了营养。朱庭珍《筱园诗话》 卷二 评曰 “吴梅村祭酒诗……七古最有名于世，大半以《琵琶》、《长恨》之体裁，兼温、李之辞藻风韵，故述词比事，浓艳哀婉，沁入肝脾。”这是说吴梅村对于李商隐、温庭筠诗歌浓艳的词藻与哀婉抒情的技巧，有所借鉴。从这一意义说，吴伟业不仅继承了“长庆体”的诗歌体式，而且丰富了“长庆体”的诗歌艺术，从而将这种诗体的艺术成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从艺术上说，吴伟业诗歌超越元白长庆体的这种“情韵”“风华”之美是刻意修饰而成的，而且一些七言歌行中用典过多，缺少自然天成之趣，连吴伟业自己也说：“镂金错彩，未到古人自然高妙之极地”，这是其作品的一个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说，吴伟业将长庆体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却不能认为这个高峰一定高于元稹和白居易那个高峰。总体上说，这两个高峰不相上下，各擅胜场。

在唐代，“长庆体”的创作固然以白居易、元稹为标志,然而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式在元、白之前实际早已存在。骆宾王、卢照邻、刘希夷、张若虚、王维、李白、杜甫、高适、崔颢等，都有这种转韵的七言歌行体诗。所以胡应麟《诗薮》评曰 “李、杜外，盛唐歌行无赡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见。后来《连昌》、《长恨》，皆此兆端。”白居易、元稹正是在初、盛唐众多诗人歌行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开创了“长庆体”。

作为长篇歌行的“长庆体”，在内外两方面均有着显明的特色。从诗歌体式上说，它是一种“半律半古”的诗体。它不像排律之不能换韵，必须遵照平仄的规定。又不像一般的七古追求古直，尽量避免律句。对比七排而言，它显得活泼灵动、摇曳多姿；对比七古而言，它显得青春俊秀、精丽雅致。诗语或属对、或散行，如同行云夷犹、流水宛转，跌宕回旋，无不如意。而用韵则平仄互换，更生发出一种特殊的音响效果。在内容上，它具有“诗体小说”的特征，多讲述具体的人生遭遇、或描述帝京宫苑的兴废，并且从一人之离合透视政治的弊端，从一地之兴废考察一代的盛衰，以寄寓故国之思、兴亡之感。从细微处落笔用墨，构思贴近常人，形象宛转，以小见大，在铺叙中表现深沉的时代与人生的重大主题，这是“长庆体”诗歌的显著特征，也是它的文学魅力之所在。

“长庆体”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有二：一是通过铺陈某一人的遭遇，以见朝廷政治的得失。有写帝王后妃的，有写歌女舞妓的，也有写平常百姓的，重要的是其生平经历皆足以折射一个时代的脉动。此类型由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开其端绪，晚唐韦庄有《秦妇吟》、吴伟业有《圆圆曲》、樊增祥有前后《彩云曲》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二是通过描写某一宫廷苑囿的变迁，以见国运的兴衰，从中寄托对于朝政的殷忧。此类型由元稹《连昌宫词》开其端绪，吴伟业《永和宫词》、王闿运《圆明园词》、王国维《颐和园词》等，都是这一类的作品，由于此类作品已经添加了新的要素，与严格意义上的长庆体不再完全相同，被称为“梅村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