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亨（1797年-1877年），清朝汉族湖北兴国州（今阳新县）人，字衡书，号秋门。嘉庆十六年辛未（1811年），时十五（虚）岁中秀才，道光二年壬午（1822年），二十六（虚）岁，由廪生举于乡，中道光六年丙戌科（1826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任武英殿协修道纂修官，官衙生活中曾多次升迁。1870年，修纂《兴国州志》，历时4年而成志稿20卷。

陈光亨，字衡书，号秋门。湖北阳新人1826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任武英殿协修道纂修官，1832年授职编修，1838年补山东道监察御史，1839年转掌贵州道，协理京畿道，累转户科掌印给事中。1859年，钦加四品卿衔，著有《养和堂遗集》。陈直言敢谏。1839年，奏请禁臣僚竟认“师生”、结纳营私风。1840年，先后奏请查湖北恶吏孙楚镛私设非刑暴行及四川贪官刘有仪、吴勤邦搜刮民脂劣迹，还据实弹劾军机大臣穆彰阿，人称“铁御史”。1841~1842年巡视北城，不妄拘押，先后结案500余起。因弹劾廖彰阿奏折留中，陈急流勇退。1846年4月告老还乡。1848年，湖北水灾，陈赴省请领赈银45000两，从汉口购米运回兴国州城分发给讥民。

1851年，主讲富川书院。1853年太平军功克武昌，陈奉命帮办兴国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1855年太平军功占兴国，陈逃江西。入曾国藩幕。1857年返兴国州，应湖北巡抚胡翼之请总办团捐事务，并为过境清军筹饷。但不赞成胡林翼欲将兴国州人斩尽杀绝的主张，曾于当年2月派弟陈礼亨前往武昌，力求胡对部将鲍超等收回成命，此举保全了无辜百姓的生命，至今在民间犹有人念及。6月，致函胡林冀，要求裁减湖北钱漕规费积弊，以减轻百姓负担。1870年，修纂《兴国州志》，历时4年而成志稿20卷。

铁御史1

阳新县枫林镇坡山北麓，有一座太坳岭，它自东至西，绵延三千余米。岭下一条小溪弯弯绕绕，西流富河。溪边卧着一个小山村——漆坊下陈。

漆坊下陈背倚太坳岭，面朝笔架山，周围林木繁茂，山清水秀。小山村在安详中藏着一股非凡之气。据传，咸丰初年，清文宗奕伫（咸丰帝）为了感谢“帝师”陈光亨的培养教导，特拨库银数千，在陈光亨老家漆坊下陈为他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国师府”，让告老还乡的陈光亨安享晚年。

“布衣国师”陈光亨和他的“国师府”因此名扬东楚。

陈光亨，字衡书，别号秋门，生于清嘉庆二年（1798年）。自幼聪明伶俐，喜好读书。8岁发蒙，19岁进学，24岁中举，28岁中进士。是道光皇帝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武英殿协修道纂修官，翰林院编修，山东监察御史等职。

据陈氏家谱载，早年，陈光亨家境贫寒，家庭藏书甚少，不足以资学。他效仿古人，走遍富河两岸，求借于书香之家，然后将书中奇妙之处，一一抄录，留下副本。

一天，天寒地冻，大雪纷飞，陈光亨又到富河北岸一位刘姓秀才家借书。听说这位刘秀才家藏书丰富，平时读书过目不忘，是远近闻名的学问家。光是刘府大门悬挂的那块“名满富河”的鎏金大匾，足足花了数十两银子。陈光亨满心欢喜来到刘府，不巧恰逢刘秀才午睡，仆人不肯开门。雪地里，陈光亨硬硬站了三个时辰。

待到刘秀才醒来，雪地里的陈光亨早已经雪淹过膝、青涕下垂，可他仍然神色平静，举止自若，丝毫不失文人礼节。

过了几天，刘秀才应邀来到陈光亨家，看到陈家满书架摆放得整整齐齐的手抄书本，不由得心生敬佩。经过一番交谈，刘秀才对陈光亨的满腹学问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回到家，便立即派人摘下那块“名满富河”的鎏金门匾。此后，刘秀才常常送书上门，与陈光亨结成忘年之交。

陈光亨28岁入仕，为官守正不阿，直言敢谏。“凡所指陈，皆国计民生之大事，谏草一出，人争传诵”（《兴国州志》人物传）。1839年，朝廷结党营私之风甚盛，刚刚担任监察御史的陈光亨直言秉笔，奏请皇帝严禁臣僚“竞认师生”。1840年，湖北恶吏孙楚镛私设公堂，滥用暴刑，引起民愤；四川贪官刘有仪、吴勤邦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引起民怨。陈光亨不畏权贵，挺身而出，谏请朝廷彻查孙、刘、吴。三人先后被朝廷罢免。1845年，陈光亨还据实弹劾军机大臣穆彰阿。可惜的是，道光皇帝对穆章阿宠信有加，对陈光亨的弹劾不闻不问。

1846年，陈光亨果断地作出决定“告老还乡”。道光皇帝深知陈光亨其时不足五十岁，完全不够“告老”的条件，但他不愿意查处穆章阿，万般无奈，只好答应了陈光亨的辞职请求，免去他所有的官职，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布衣进士”。

地方民众为了表达对陈光亨的敬仰之情，特地给他送了一块金匾：“铁御史”。（勋）

铁御史2

1797年（嘉庆二年），陈光亨出生于兴国州东南边陲一个殷实之家。其曾祖父经商起家，祖父曾入国子监学习，贡生出身，父亲陈晓泉，死后被加封为中宪大夫。1811年（嘉庆十六年），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弟子员（俗称“中秀才”）。1822年（道光二年），二十六岁，由廪生举于乡（俗称“中举人”）。1826年（道光六年），三十岁，参加会试成进士（俗称“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37年（道光十七年），提拔为御史（主管纠察官吏）。1838年（道光十八年）补山东道监察御史。1839年（道光十九年）改掌贵州道监察御史，巡视西城（职掌西城治安）。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升户科给事中（辅助皇帝处理户部政务，并负监察户部、纠弹官吏之责），巡视北城。派充考翻译中书监试官。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巡视西城。任礼科给事中，不久改任户科掌印（主事或掌权）。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仍官给事中。1858年（咸丰九年）钦赏四品卿衔。1877年（光绪三年）去世。

1826年陈光亨顺利通过会试，成为进士。此后，他虽一直在翰林院任职，且担任过翰林院编修，但并无实职，因此也谈不上建树。直到1837年他被提拔为御史后，其才华得以发挥。从这年算起，到1846年退养，共9年时间，是他大有作为的时期。9年中，他主要担负两方面的职责：第一，监察（监督考察，监督检举）。从留下的奏章看，其监察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针对时弊，向皇帝提建议。其不少奏章，引起了道光皇帝重视，经皇帝御批后，直接进入国家决策。如1839年，他针对官场中内外臣僚竞相拜认师生这一弊端，上了《奏请禁臣僚拜认师生》奏折，详细分析了当时臣僚互相拜认师生的种种现象，提出了“人臣之义，公而无私”的观点，一针见血地指出竞相拜认师生的实质是“以势利为结纳”，主张坚决禁止。道光皇帝御批：“所言甚是，嗣后内外臣工总当分励品节，不准借师生称谓，以为攀援上进之阶”。又如，他有感于州县官吏调动频繁，上了《奏请定州县调繁年限》奏折，提出了州县官吏任期未满三年不准调动的建议，道光皇帝朱笔御批：“吏部议奏”。二是弹劾贪官污吏。如针对狱卒番役凌虐人犯的现象，上了《奏请禁狱卒番役凌虐恶习》奏折，道光帝御批：“著各直省督抚认真查禁”。再如湖北候补知县孙楚镛私创刑具，搞刑讯逼供，他闻讯后当即上了《奏请饬查知县创造非刑》的奏折；四川广安知县刘有仪、内江知县吴勤邦“贪酷殃民”，他上了《奏参四川州县贪酷殃民请饬查以肃吏治》的奏折，道光皇帝御批：“著该督复奏”。他的奏章不仅内容详实，建议具体，且颇有文采。据《年谱》载：其奏章“凡所指陈，皆国计民生之大事，谏草一出，人争传诵”。第二，巡城，即负责京城治安。从1839年到1843年，他两次巡视西城，中间还巡视北城。巡城期间，他秉公执法，尽职尽责。据《年谱》记载：“公性直心慈，闻民间疾苦，必思拯救，遇人诉冤苦，非申理之不安。巡城时，不妄押，不积案，不轻传妇女，不多送刑部，一年之内，结案五百余件，民咸德之”。在任期间，他除监察、巡城之外，还从事了监顺天乡试、监翻译考试等公务。无论职位如何变换，他最大的特点是铁面无私，刚正不阿，因此权贵见到他“莫不深自敛抑”。

1846年，陈光亨毅然辞去公职，回到故里。据《年谱》记载，陈光亨告养还乡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担任御史以及担任监试官期间，为人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招致权贵忌恨，有急流勇退之意；二是念及家中双亲年事已高，欲尽孝道；三是弟弟春谷来京城参加会试，患了重病非常思家，因此他坚辞公职，陪同弟弟回到故乡。回乡后，三十余年，他一直以造福桑梓为己任，四处劳碌奔波。乡居岁月，他非常繁忙，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赈灾。1848年（光绪二十八年），兴国州遭受严重水灾，他多次向省督抚写信，反映实情，还亲赴省城，申领赈灾银两45000两，并在汉口购米运回州城，与知县一起设立赈局，在城隍庙中发放赈粮，使无数饥民受益。为了表示济人洁己之心，他在庙中悬挂一联：“半点徇情难逃神鉴，分文入己自有冥诛”。除此以外，他还多次给湖北巡抚胡林翼写信，要求裁减钱漕规费，减免各小镇厘金，千方百计为百姓减轻负担。二是热心公益。1851年，他主讲富川书院。1855年，他开始编修《兴国州志》，该志直到1874年成书，刻本12册36卷。此外他还主持了文庙、考棚扩修工程。三是帮办团练。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他奉命帮办兴国州团练。1855年，兴国州被太平军占领，其避入江西，正值曾国藩办理江西军务，受邀入曾幕府，出谋划策，并一度统领水军。1857年初返回兴国州，应湖北巡抚胡林翼之请，总办团捐事务。此外他还曾为过境清军筹措粮饷。1858年因胡林翼奏请，咸丰皇帝为其赏加四品卿衔。

1877年农历七月初一陈光亨卒于家中，享年八十一岁。其主要著作收入《养和堂遗集》，其故居尚存。

附陈光亨奏章一折：

奏请禁臣僚拜认师生

奏曰：

奏为内外臣僚竞认师生请旨饬禁以肃官方仰祈圣鉴事

窃惟人臣之义，公而无私，门生之称，例有明禁，故虽乡会试凭文取中之士，谒见考官亦只用光名贴，乃内外臣僚于考官之外更有认为师生者：一为阅卷之师生，一为保举之师生，一为拜结之师生，三者迹虽不同，而其意则同，归于私臣。愚谓不可不禁。何为阅卷之师生？国家设科取士，每届会试后有殿试有朝考，此大臣公阅，恭候钦定者也，乃名列二甲者，一经馆选即与读卷官认师生；朝考入选者，一经馆选即与阅卷官认师生，是以殿廷考试之典，为仕路趋附之阶也。臣伏见嘉庆九年，钦赐翰林院院额曰“励品”、曰“储才”。窃思“储才”者，非以奔竞为能，“励品”者当于始进之日，今当策名伊始，即以干进为怀，从此践历仕途，安望廉隅自饬乎？若是者当禁！何为保举之师生？国家三载考绩，内为京察，外为大计，此激浊扬清之大典也，乃京察一等者，即与堂官认师生，大计卓异者，即与上司认师生。臣思保举虽出于上官，简拔实由于皇上，若身受简拔之恩而心感保举之力，则其报效上官也，必殷于报效朝廷，亦何赖有若臣为哉？若是者当禁！何为拜结之师生？国家设官分职，有统有属，此其名分为至严也，乃外省风气，州县辄与府道认师生，府道辄与督抚认师生，非有平素渊源，第以势利为结纳。臣思大僚庶品皆曰命官，今为朝廷之命官，更拜上司之门下，此其品己可概知，又况恃门生之情面，而专事请托，假上司之声势，而相率招摇，则其弊更不可问，若是者当禁。抑臣更有请者，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小臣每乐为夤缘，大臣当严为拒绝，今使阅卷之大臣，有严气正性之风，则私谒无由而进矣；考绩之大臣懔荐贤为国之义，则私恩自在所轻矣；封疆之大臣，裕正己率属之方，则私类咸知所警矣。由是中外肃清，官方澄叙，其于皇上大公无私之治，岂浅鲜哉？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谨奏。

奉上谕：

“所言甚是，嗣后内外臣工总当分励品节，不准凭师生称谓，以为攀援上进之阶。”（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