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养山（1906—1991），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原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

陈养山(1906-1991.2.22) 浙江上虞人。

1919年到汉口当店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组织上海五卅运动。

1928年后，在上海从事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

1931年后，相继在上海、天津、重庆、成都、西安等地从事情报和统战工作。

1940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兼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党校支部书记。

1945年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任中共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西北局委员、西安市公安局局长。

建国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署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1952年），司法部副部长（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1966年）、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2月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82年5月任顾问、咨询委员会委员。是中共七大和八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早年投身革命

陈养山（1906～1991），上虞百官前江村人。自幼家境贫寒，1919年6月，时年13岁的陈养山随亲戚到武汉一家钱庄做学徒，其间，发生的五四运动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使陈养山思想受到很大震动，“位卑未敢忘忧国”，陈养山从当时由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中接受了很多革命道理，并由此与恽代英熟悉，受到他的引导与教育。1924年7月，恽代英约陈养山单独谈话长达6个多小时，这对陈养山来说是一次思想洗礼，使他坚定了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奠定了终身革命的思想基础。1924年10月，陈养山被吸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中共武汉地委书记陈潭秋向陈养山宣布，他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后由时任青年团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林育南决定，陈养山担任青年团武昌地区特别支部特派员，他所在的钱庄被中共武汉地委确定为交通站，由于来同他联系的人很多，引起钱庄老板注意。同年5月，党组织将陈养山调上海团中央工作。从此，陈养山结束钱庄店员生活，开始了以革命为职业的战斗生涯。

出生入死斗争

陈养山调上海后，担任团中央交通员，在任弼时领导下，参与了五卅运动的组织工作。1925年7月，调任武汉团地委代理书记。9月，受党组织派遣化名陈英舟以国民党员的名义筹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并任常委兼组织部长。11月，又重新调回上海协助恽代英筹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任发行科长，并参与组织了上海闸北区印刷工人罢工斗争。1926年冬，受党组织委派到宁波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从事统战工作。1927年3月，调杭州组建中共浙江省委组织机构，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杭州白色恐怖严重无法立足，重回上海。其时上海党组织重新调整，陈养山被分配担任上海法南区委宣传部长。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贺龙为躲避敌人悬赏辑捕，辗转来到上海，党组织把掩护贺龙的任务交给陈养山。他不顾个人安危，细心安排，从食宿地点到联络方式，一切都处理得十分周密，保证了贺龙的安全。后又依据党组织指示，布置交通线把贺龙顺利护送到洪湖革命根据地。同年冬受党组织安排回到武汉从事店员工会工作，由于在武汉的熟人太多，不宜开展秘密工作而返回上海。因与组织接不上关系，遂回到浙江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1月，在浙江海门秘密领导组织农民暴动，后被人告密而遭反动军警追捕，在妻子章素贞帮助下隐蔽脱险，碾转回到上海。在等待接上组织关系时，暂避于旧识好友国民党员鲍君甫（杨登瀛）家中，同时积极地做杨登瀛的正面引导工作。

参加中央特科贡献卓越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潮，中共党员人数由原来的5.8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为有效地保卫处于秘密状态、处境极其险恶的中央领导机关，使其能安全地指挥全国革命，周恩来在他领导的中央军委专门设立了特务工作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央特科保卫机构，以适应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

1928年4月，陈养山因向组织引荐杨登瀛，而被调入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参与了中央特科的创建和一系列活动。此后在周恩来、陈云的领导下，为保卫党中央，保护和营救我党重要领导人，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陈养山对党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敌人内部建立了中央特科的第一个重要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在我党的隐蔽斗争历史上，有过“打进去”和“拉出来”两个成功范例：一个是以李克农为组长，钱壮飞、胡底为组员，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的核心机密的事例；另一个就是由陈养山将他所联络的敌特杨登瀛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建立我党第一个反间谍关系的事例。陈养山与杨登瀛是1925年在上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担任发行科长时认识的，关系比较密切，受陈养山影响，杨登瀛对共产党比较同情，1928年杨登瀛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后任高级侦探，思想上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要当侦探，肯定会得罪共产党，不仅对不起朋友，还会有生命危险，如果帮共产党做事，又弄到一点共产党的消息去应付国民党，那既可在国民党里做官，又可以不担风险。于是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陈养山，还把随身带着的一些情报与一份搜捕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陈养山。陈养山把这一情况专门向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当时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等领导认真研究后，认为杨登瀛这一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很可靠，但对我党地下工作确实非常需要。可对他加强教育，为我所用，决定在陈赓直接领导下由陈养山与杨登瀛单线联系。我党利用这一关系，获得了敌人许多极其重要的情报，掌握了敌人行动规律，使党组织及许多党员免遭破坏与逮捕，并利用杨所提供的情报，有力地惩罚了叛徒。如在营救我党早期领导人彭湃（后因故没有成功）、镇压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营救任弼时等事件中的重要情报，都是由杨登瀛通过陈养山向党组织提供和帮助化险的。

1931年4月，原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被已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知，周恩来连夜组织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及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转移，并对顾顺章认识的，不宜再留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逐一安排转移、调离措施。因陈赓与陈养山曾与顾顺章一起工作过，已经暴露，周恩来决定他俩转移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党中央指示他们的任务：一是营救在天津被捕的同志，调查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协助胡鄂公、杨献珍设法救援；二是考察能否在天津组建特科性质的机构，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三是清查叛徒情况，凡对党组织有严重威胁者必须坚决镇压。当时天津地方党组织由于张克云（张开运）等叛徒的出卖而遭到严重破坏，安子文、周仲英、刘亚雄、陈原道等一批党的负责人均遭被捕，一片白色恐怖，党的地下工作者活动很不容易。陈赓与陈养山化装成商人到达天津后，在与杨献珍接上关系并准备开展有关救援事宜时，不料杨献珍也遭敌逮捕，使救援工作搁浅。于是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清查叛徒工作上，经过仔细清查与盯哨，终于摸清张克云的活动规律，并由陈养山专程赴上海报告党中央，后由从上海派来的“打狗队”（当时我党地下工作分工很细，“打狗队”是专门负责执行镇压叛徒任务的），将其镇压。后因天津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非常严重，难以立足开展工作，加之敌特中认识陈赓的人又很多，行动非常不便，随时都有遭被捕的危险，于是陈赓与陈养山化装成伤员，经山东青岛回到上海向陈云汇报了天津之行的工作情况。

从事情报工作成绩显著

1935年9月，中央特科完成历史使命而自行撤销，由于陈养山在中央特科的资深经历和曾以新闻记者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身份，被党在上海的“中央临时局”派到重庆开辟情报工作。陈养山化名陈仲英，以新闻记者身份赴重庆，与陈昌、陈克寒3人一起，利用时任四川省财政厅兼省银行总经理刘航琛所创办的《新四川通讯社》这一刊物为掩护，并通过刘航琛（原任四川军阀刘湘所辖第21军财政处长）的关系，与国民党重庆行辕政训处（情报处）建立情报联系，既找到了“靠山”，解决了经费和情报来源；又取得“合法”身份，便于打着政训处的招牌大胆开展情报工作。经过数月努力，获得了大量秘密的和公开的、非法和合法的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如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的党政军动向、军力配备及相互冲突、国民党军部党部与地方派系之间的争权夺利、重庆经济界与各地资本家的矛盾等，既准确又及时，价值极高。同时，广泛联络各方社会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秘密领导与参加了重庆、成都等地的有关抗日救亡活动。

1936年7月，为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统战工作的需要，陈养山被党组织调到西安，他化名陈鸣钧，以《西北文化日报社》记者身份，从事党在西安的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并协助左翼作家吴奚如编辑出版由张学良出资创办的《文化周刊》，开展参与联络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在西北军中宣传我党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后，为保持与延安的联系，陈养山奉周恩来之命筹建“红中通讯社西安分社”，专门负责向西安的各家报社及社会团体印发西安红军办事处抄收的《红中通讯社》的新闻和我党发布的抗日文告、宣言等。“红中通讯社西安分社”建成后，陈养山被调入党中央西安情报站，专门从事情报工作。为推动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搜集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要价值情报，做出了显著成绩。西安情报站以工作卓有成效和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940年6月，陈养山奉调回到延安，先后担任中央社会部地方工作科科长、情报干部培训班主任、中央党校第七支部书记及干部科科长等职，其间负责过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政治审查工作，并出席了党的“七大”。

1944年底，经贺龙向中央提议，陈养山调晋绥边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晋绥分局调查局局长、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中共西北局社会部部长、西安市军管会保卫处长、西安市公安局局长等职，他认真贯彻党的“七大”所制定的路线、方针，领导广大政法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并参与领导了某些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在肃匪反特、保卫边区、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等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受到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中央领导人的赞扬。

对党忠贞不渝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养山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南京市公安局局长兼检察署检察长、华北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华北公安局局长等职，为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夺取“镇反”和“三反”、“五反”斗争的胜利，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1954年秋，陈养山被调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1958年第四届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司法部党组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集团”，陈养山因此受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三级和留党察看的处分，并被下放到北京清河制呢厂劳动。

1960年，中央组织部根据李克农提议，调陈养山到中央调查部承担为中共党史提供中共特科斗争史的资料编写工作。他随李克农收集我党情报保卫组织创建时期的历史资料，整理编写了十余万字的《中央特科史稿》和一批烈士的传记资料。

1966年2月，中央组织部调陈养山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列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他在受到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不顾身体状况，坚决抵制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心全意为宁夏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努力工作，他那深入基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受到干部群众的拥戴，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好老汉”。

1978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恢复后，陈养山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不顾年事已高，同高检院党组班子一起，总结经验，消除“左”倾影响，研究制定新时期检察工作方针和任务，重建检察队伍和业务，为党的检察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83年中央撤消了对陈养山、郑绍文等9位同志的错误处分决定，蒙冤长达20年之久的司法部党组“反党集团”一案得以彻底平反。

1991年2月22日，陈养山因患肺癌医治无效去世。

留下精神财富

陈养山以其传奇的一生和不平凡的事迹，展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以踏实的脚印踩出了一条正直的人生之路，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十分珍贵的精神财富：

一是对党忠诚。无论在险恶的白色恐怖时期，还是在遭遇不公正待遇的时候，他都没有怨言、没有牢骚。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激情之中。对党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使陈养山始终没有陷入功劳和冤屈的矛盾之中，在他的心中牵挂的总是党的崇高事业。

二是持身严谨。在崇高信念支撑下，陈养山始终严于律己。从1924年至1940年的16年中，他一直在敌占区从事情报工作，经常同敌人周旋，但始终没被敌人发现，也因此誉有隐蔽战线“福将”之称。许多人曾问陈养山：“你长期在龙潭虎穴中闯，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敌特怎么没有发现你？难道你有什么秘诀吗？”陈养山回答道，“没有什么秘诀，只要胆大心细，沉着机警，临危不慌，守口如瓶，就能避免出事。”与陈养山同事多年，深知陈养山为人的罗青长曾说：“这并非他有什么决窍，而是由于他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的斗争艺术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据陈养山妻子章素贞说：其实他还是有诀窍的。第一，他外出办事不坐车。这样，发生险情可以马上躲掉，而且常步行既能熟悉街巷环境，又能锻炼身体，还能为党节省经费。第二，他不轻易照像。这样敌人不容易掌握他的容貌形象，能避免敌人的追捕。第三，他办事从不作记录，凡事都记在脑子里，能避免泄密。陈养山的这些做法充分体现了他老成练达的斗争艺术。陈养山严守党的机密，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不例外。直到1940年陈养山回到延安，组织上向章素贞说明真相时，她才知道丈夫的真实身份。陈养山只有高小文化，但他酷爱学习钻研，勤于动脑，为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甚至敢于“以身试法”，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张很模糊的照片，那是1931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陈养山发扬自我牺牲精神，用自己身体试验麻醉药效力时留下的，是由陈赓亲自拍摄的一张很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三是淡泊从容。陈养山从不居功自傲，几十年如一日，不计名利，兢兢业业。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已植根后代，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自力更生，过得踏实，并以父为荣。他的女儿回忆父亲曾对她说：“过去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脑袋是系在裤腰带上的，不知哪一天就会丢掉，很多同志被捕牺牲了，我很幸运活下来看到革命胜利。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很多烈士用鲜血生命换来的。你们要珍惜，要知足，不能忘记过去，不要忘记为革命牺牲的前辈。”他无私无畏，两袖清风，以高尚品格昭示后人，激励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