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登瀛（1893年—1969年12月19日），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民国八年（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运动，后加入国民党，五卅运动时参加了国民党左派的活动。

杨登瀛（1893—1969），1893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前山。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9年回国。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运动。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多年的留日生涯，使杨登瀛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政界、经济、文化乃至民间风俗诸方面均了如指掌，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杨登瀛回国后即参加了五四运动，1924年又加入国民党，1925年，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斗争，与上海总工会建立了联系，又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朋友。如当时的工作运动领导人顾顺章等。总之，他是一个在上海滩上非常“兜得转”的人物。他在日本时曾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思想倾向进步。这时，他认识了青帮中人、同乡杨剑虹。杨剑虹当时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但思想却比较右倾。杨登瀛虽然和他在许多问题上没有共同语言，但广东人特别看重乡情。浓浓的乡情把两人连在一起，加上当时两个人都是单身汉，他们在生活上十分亲密，平时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床上睡觉，渐渐成了莫逆之交。

1925年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杨登瀛大为不满，颇多微词，被蒋介石手下的人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可是没过几个月，又由国民党要员蔡元培等从狱中将他保释，以后便蛰居上海。

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增设采访股，组织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有意拉拢青帮力量，即指派时任调查科主任的张道藩动员杨剑虹担任采访股总干事（股长），同时任命他为驻上海的特派员。这个位置虽不显眼，但权力极大，实际上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要抓什么人，要杀什么人，基本上都可以由他决定。此时“中统”刚刚成立，人手非常紧张，整个调查科不过二十来个人。杨剑虹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帮手，他想到了杨登瀛头脑活络，交际广泛，尤其在租界当局中有很多朋友，便安排他为自己的副手。

1930年，调查科扩大活动范围，为广集情报，先后向上海、武汉和开封派出特派员，并配有随员和电台。此时杨剑虹因青帮内部争斗自杀身亡。又因鲍君甫[杨登瀛]在上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遂被徐恩曾任命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立夫亲自到上海，郑重其事地把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授给杨登瀛，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这就更大大地提高了杨的身价和地位。

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主任几经换人，先后有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他们都对杨登瀛表示信任。张道藩和他更有着暧昧的特殊关系，原来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中，张道藩有一个政敌，他曾请杨登瀛设法将此人除掉，使张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站稳了脚跟，后又爬上了副部长的高位。为此，张道藩对他感激不尽，视为知己。有时张道藩、陈立夫到上海来，杨登瀛更是今日“一品香”，明夜“大都会”，声色犬马，尽心招待，以巩固私人友情。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他上台后，秉承陈立夫的意旨，对杨登瀛也极力拉拢。他把党务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也告诉了杨，并对他说：“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又送给他两部曾国藩的《家书》，以示笼络。

由于当时中共和各反蒋派组织，都以上海租界为活动基地，所以国民党中央指令杨登瀛，设法与租界巡捕房建立联系，以便“中外协同，精心合作”。中央特科也希望他能从巡捕房中收集情报。杨登瀛接受任务后，就主动接近英巡捕房帮办谭绍良。谭和他是广东同乡，二人早就认识。一次，谭的爪牙、两个码头工贼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谭请杨设法营救，杨满口答应。当天下午就去见时任警备司令的钱大钧，钱得知是英捕房的人，马上答应放人。第二天，杨再去英捕房，两个人已经回来了。对此事，英捕房的西探长兰普逊也十分感激，请谭拿200块银元给杨，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你认错人了，你我至交，区区小事何足挂齿！”这件事给英国佬的印象很深。此后，他和兰普逊也相熟起来。不久，兰普逊又要他秘密提供一份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印鉴式样，他通过司令部副官处长茅乃功，将司令部各处及侦缉队的印鉴式样都弄全了，兰普逊如获至宝，十分感激，认为：“杨登瀛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但可以叫司令部的人听他指挥。”从此更加看重了杨登瀛。他还向人表示：“巡捕房不希望同杨以外的人接触。”

兰普逊所以如此推崇和拉拢杨登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杨是个日本通。当时，英国和日本的矛盾日趋尖锐，英国方面需要日本的情报，了解中日、英日关系。兰普逊常向杨登瀛请教，杨渊博的知识，准确的判断，使英捕房的官员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极力聘请他担任了捕房的顾问，还特准他在租界紧急办案时，不必履行常规的拘捕手续。从此他成了兰普逊的座上客，经常自由出入兰的寓所，兰又推荐他担任了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他成了租界里的红人，更把许多重要的案件交他处理。中央特科通过他，能及时地掌握租界捕房的情况。

其实，早在杨剑虹招徕杨登瀛时，杨登瀛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陈养山将这一重要情报向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是中共党内搞情报工作的行家。陈赓详细询问了杨登瀛的情况，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觉得能够在中统内安插一个内线实在是太重要了，当即决定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同时要陈养山迅速从杨登瀛家搬走……

1928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杨登瀛兴冲冲地来到外滩，与化名王庸的陈赓见了面。杨登瀛谈到了自己与杨剑虹的关系，并诉说了身不由己当国民党特务那番苦衷。陈赓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支持你跟杨先生干调查科的工作，而且希望你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起联系，最好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搭上关系。”“这没有问题。”杨登瀛回答：“市党部和警备司令部我都有可靠的朋友，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主任兰普逊与我关系很好，我自然会更加用心地和他们打交道，只是这帮家伙都是吃客，上一次‘新雅’动辄需要几十块光洋，我手头……”“这没有问题。”陈赓笑了，他从衣兜里取出了一根金条递给杨登瀛：“这点黄金你先拿去用，以后每个月我们给你三百块光洋，特别花费再当别论。”

杨登瀛为难了：“我如果拿了你的钱，今后杨剑虹要我搞你们的情报，这叫我怎么办才好？”“你放心，我早已安排妥当了。”陈赓回答：“我们的情报会不断地向你提供的，我们党内的文件、传单、《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机关刊物，我也会叫人给你的，绝不会使你为难。”

杨登瀛十分感动：“你们如此豁达大度，我心领了，今后我决不会使你们失望！”从这次黄浦江之游以后，杨登瀛正式确定了“双重间谍”的身份。

为了掩护杨登瀛的工作，免除敌人对他的怀疑，显示他的身分，陈赓请示周恩来批准，专为他购置了一部汽车。又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替他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中央特科派安娥（张红惠）去做他的秘书。杨登瀛把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到办事处，凡属对我们有用的，就由安娥及时抄送给陈赓。

杨登瀛执掌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大权以后，为中共做了许多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及江苏省委军委干部邢士贞、张际春等人正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12号开会。突然大批租界巡捕、警察局包探，驾着几辆“红皮钢甲车”悄然而至，开会人还没反应过来，全副武装的巡捕、包探已冲入房内，将包括彭湃在内的开会人员全部逮捕。敌人“登楼捕人如预知的一样”，中央断定：党内一定出了叛徒。

叛徒是谁呢？为此陈赓找到杨登瀛，经其一番“打听”，原来是一个名叫白鑫的中央军委秘书，早在一个月前就通过其弟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白鑫叛变的理由是他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发现后由彭湃批准将其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再经中央查证，杨登瀛提供的消息完全可靠。

周恩来指令特科：不惜任何代价，全力营救彭湃等人并尽快除掉叛徒白鑫。陈赓再次与杨登瀛联系。杨告知：“8月28日一早，彭湃等人由小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转送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于是中央特科全体出动，隐蔽在转送的必经之地——枫林桥畔。遗憾的是敌人提前解押转送，中央特科的武装劫车功败垂成。

为了尽快除掉叛徒，陈赓继续与杨登瀛接洽。杨告诉陈赓：“白鑫就像不敢见天的老鼠，天天躲在霞飞路和合坊43号（今淮海中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的家里，有一群保镖护着。南京方面已给白鑫一大笔钱，他将于11月11日去国外避难。”获此消息的陈赓率领特科立即行动。

那天下午，先有两辆国民党方面为转移白鑫的小车驶来，停在范争波家的后门口，范家佣人开始往车上搬行李，接着白鑫被众保镖簇拥着走出，离第二辆车仅几米处时，特科队员突然神兵天降。一直就在惊疑恐惧之中的白鑫见状拔腿就逃，并拔出手枪试图反抗，但机警勇猛的特科队员很快就将其逼入死角，打死在和合坊71号门前。

自从中共叛徒白鑫被铲除以后，中共认为杨登瀛（鲍君甫）“告密”的情报不仅重要而且准确，为了更快、更安全、更方便的与杨登瀛取得联系，中央特科先后增派了连德生（曾赴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和一个化名安娥（女，真名张红惠，又名张式沅，后成为田汉夫人）的地下党员与他单线联系。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得到中共叛徒戴冰石告密：共产党地下机关正在某处开会议事，上海警备司令部立即会同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带领巡捕前往抓捕，恰巧那天杨登瀛在巡捕房办事，便随同前往，亲眼目睹7名共产党人被捕。事后杨“告密”陈赓，叛徒戴冰石被及时清除。

又一次，中共叛徒顾某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出卖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李立三的回报问题。杨登瀛获此情报后立即“告密”陈赓。

1929年初，中共叛徒陈慰年待价出卖党内机密文件，为杨登瀛获悉，他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随后“告密”特科，叛徒立即被惩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常委任弼时被捕，杨登瀛向巡捕房谎称任是自己的手下，后来说项成功，仅一个月时间，任弼时就走出监狱。

1930年，从苏联回国的中共叛徒黄弟洪，原本被安排到江西苏区任职，他竟致函蒋介石，表示要“归顺党国”，并企图以出卖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见面的时间、地点为筹码，提高自己的身价。杨登瀛获此信息后及时“告密”特科，黄弟洪被清除。

同年秋，中共山东省委某负责人到上海开会被捕，随即叛变。警备司令部通知杨登瀛前往协助会审，杨立即“告密”特科，会商后派中共地下党员刘鼎以杨所请专家的身份前去拍照，证实此人身份、叛变行为后，由特科领导的“红队”将其惩办。

1931年，中共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被搜去一箱文件，其中还有不少机密文件。因巡捕头目兰普逊不识中文，便找到杨登瀛，杨遂“告密”特科，陈赓提议由杨介绍前述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扮成“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刘鼎借机将其中的机密文件换出，由此巡捕房失去关向应的“罪证”。几个月后，杨登瀛请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释，出狱后，中央安排关向应进入湘鄂西根据地任湘鄂西军委主席兼红三军政委。

而且经过杨登瀛的努力，中共许多人员陆续被安插在中统机关，如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打入中统内部，并成为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的所有重要机密。周恩来曾经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旋即叛变。这个大叛徒由于工作关系，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绝大部分机密，当然也知道杨登瀛向中共“密告”的情况。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从武汉发出后，首先由中共潜伏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身边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钱立即转报中央，千钧一发之际，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党中央及所属各机关平安脱险，只有极少数机关遭到破坏。

杨登瀛虽不是共产党人，但陈赓还是找到杨登瀛说：“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在上海的机关大都已经转移了，你快想办法到外地躲一段日子。”杨登瀛却说：“我哪儿也不去，就呆在家里！”杨不相信顾顺章能斗得过张道藩。陈赓说：“实在不想离开上海，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也不要多说，今后共产党一定会得天下，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就在这天早晨，徐恩曾带领大批特务从南京赶到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当天下午，杨登瀛作为一名“告密者”同样遭到逮捕。不久杨登瀛与陈赓先后被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杨登瀛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赓极为感动，对杨登瀛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此后杨登瀛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

该案中钱壮飞的出现，使得调查科彻底破坏中共中央的企图化为泡影，但对于陈立夫、徐恩曾来说，中共“间谍”就隐藏在自己身边，还担任要职，真是奇耻大辱！顿足捶胸之后，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隐瞒”措施，正在焦头烂额之时，又被捅出一个通共“告密”者，而这个通共“告密”者杨登瀛还是缘起陈果夫、陈立夫笼络青帮并由张道藩引进的“人才”。大叛徒顾顺章早已将杨的“罪行”和盘托出，这对陈立夫、张道藩、徐恩曾等人又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商议之后，张道藩以“情报贩子”“曾经有功”亲自出面保释，徐恩曾一路绿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半年多后杨登瀛被宽释。从此杨登瀛牢记张道藩、徐恩曾的“教诲”，“老实做人”，徐恩曾给他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此时的杨登瀛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方面也失去了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七七抗战爆发，特工总部（由调查科发展而来）西迁，重获“自由”的杨登瀛留在了南京。南京解放时，鲍君甫已非常潦倒，靠摆烟摊维持生活。

1951年“镇反”高潮过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杨登瀛认为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杨登瀛立即被逮捕。审讯时，杨登瀛讲述了1928年至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得到陈赓和陈养山的证明以后，南京市人民法院对鲍进行了从宽处理。1956年3月，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杨登瀛去北京，杨登瀛见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见面之后，他们“希望给杨登瀛一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从此市公安局每月给杨登瀛家发放100元生活补助费。

回南京之后，杨登瀛于4月22日给安娥寄去一信。现摘录如下：“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由于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关照，杨登瀛自此有了一定的收入，但收入有限，孩子又多，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年冬天，实在冷得不行，杨登瀛向安娥求助冬衣，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不时寄去日常生活用品，其深情厚谊令杨登瀛一家感动不已。至1963年他们之间还时断时续地有着信件来往，但到了这年的下半年，田汉不幸惨遭迫害，鲍君甫与安娥的通信中断。

1967年，文革的烽火不可避免地烧到了鲍家，杨登瀛被几个自称为“专案组”的人带往北京，从此再没有回家。难能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陈赓、陈养山的“黑材料”，表现出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人应有的可贵品质。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因病去世，临死前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75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将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约到身边谈话。周恩来提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杨登瀛。”周总理作为秘密战线的最高领导者，临终之际，对罗青长提及杨登瀛，大概也有为秘密工作者在建国后长期遭受不公正压制乃至迫害鸣不平的意思在其中，即所谓：“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要不要忘记他们”。

杨登瀛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也就是所谓中统特务在上海的最高负责人，但又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事事处处听从周恩来的调遣，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既是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但又为了营救中共领导人，却不惜一掷千金，以命相搏。周恩来、陈赓称他是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的人。

无论杨登瀛内心当年有怎样的考量，个人作风上又有多少不良习气，可他对共产党在最艰难时期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要知道，那样的年代，谁能坐天下根本见不了分晓，如果单就个人仕途考虑，杨登瀛的选择应该完全倒向有人脉基础、能给他大官做的政权掌握者国民党才对；而不是冒着生命危险，并真的因此而丢了仕途地在两党中间周旋，做什么“双面间谍”。他那上海滩以”杨登瀛“为名的冒险生涯显赫辉煌，从狱中出来，蒙张道藩念及旧情安排于南京反省院后，就基本上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

杨登瀛先后育有2子4女，长子早逝，次子国良；长女琼音，次女雪波，三女小萍，小女美云。其子女都是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自力更生，过得踏实，并以父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