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872年5月10日-1950年2月10日），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马塞尔·莫斯，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迪尔凯姆的学术继承人。曾在巴黎大学和波尔多大学学习哲学。1898年，迪尔凯姆创办《社会学年鉴》，莫斯负责该刊物宗教方面的研究与编辑。他曾对宗教实践发生过浓厚的兴趣，以后转向比较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被尊为法国实地民族学派的创始人。在莫斯的影响下最有名的是结构人类学的创始人，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1925年创办巴黎大学民族学研究所。1931—1939年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主要论著有：《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1903）、《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1910）、《礼物》（1923）、《关于原始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1925）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莫斯的学术成就主要在于对原始宗教和祭祀的研究，他在《早期的几种分类形式：对于集体表象的研究》和《关于爱斯基摩社会季节性变化的研究》中，提出了在以后著作中加以发展的关于社会物质条件和集体表象之间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承担了捍卫迪尔凯姆学派的传统和继续自己专业研究的双重任务，并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古代社会的社会内聚力问题的研究。在《关于原始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中，他分析了礼物交换这种带有经济、宗教和道德意义的社会现象究竟是功利的还是符号的，认为交换系统保证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维护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等级的合法性。这一时期他的重要著作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民族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莫斯的思想对英国的阿尔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和美国的R.雷德菲尔德等人类学家影响较深。

莫斯的理论地位很复杂。他非常推崇系统比较，相信所有时间和所有地点的社会生活存在周期性再现的模式。但是，他又经常在推断不同社会之间的异同点时，做出相对主义者的注解。他不是要发展一种具有完全“法则”的“社会的自然科学”，他的目标在于对差异极大的社会进行描述和分类，以便找到类似的结构。通过这种方法，他希望能够建立一种大范围社会生活的理解。莫斯从来没有做过民族志田野调查，但是他广博的语言学知识和文化历史知识使他对当时的现象做出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分析。他从未以自己的名字出版过著作，《礼物》最早出现在《社会学年鉴》一刊中。《礼物》在20世纪的人类学界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单行本，莫斯短暂的研究生涯也一直有人解读和仰慕。

莫斯（Mauss）关于交换礼物本质的这种观点并非没有遭到批评者的质疑。例如，法国人类学家阿兰·泰斯塔（Alain Testart）（1998）认为存在 “自由” 礼物，比如在西方的一座大型城市里，路人给乞丐（beggar）金钱。捐献者（donor）和接受者（recipient）都不了解对方，而且也许永远都不会再见面。在此背景下，对于这边的乞丐来说，捐款当然不会产生义务，而且乞丐对供体也没有期望。此外，这种交易并没有在两者之间建立起关系，更不用说存在相互依赖（mutual dependence）了。泰斯塔还表明存在不同类型的义务：（a）情感义务（obligation of sentiment），比如已经被邀请吃饭，就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一个人应该回请；（2）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意味着在社会背景下迫使人做东，如果不这样做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人际关系，也会影响一个人的声誉（reputation）；以及（c）法律义务（legal obligation），通过法律合同（legal contract）确立。泰斯塔认为只有后者实际上可以被强制执行。他觉得莫斯夸大了义务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压力，尤其是在他所描述的北美印第安人（North American Indians）的夸富宴（potlatch）中。

另一个关于非互惠（non-reciprocal）“自由” 礼物的例子是由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莱德劳（James Laidlaw）（2000）提出的。他描述了印度耆那教苦行者（Indian Jain renouncers）所处的社会背景，这是一群过着流动独身生活（mobile celibate life）、以苦行僧（ascetic）的生活方式追求精神净化（spiritual purification）和救赎（salvation）的人。受非暴力原则（principle of non-violence）的影响，为四处游历的耆那教苦行者提供饮食迫使他们避免准备食物，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对微生物的暴力行为。由于耆那教苦行者不工作，他们依靠耆那教家庭社区（Jain family community）提供的粮食援助（grain aid）。然而，前者似乎没有任何需求或欲望（want or desire），并且毫不犹豫且满怀歉意地接受了后者准备的食物。莱德劳描述说，耆那教苦行者在收到食物时会说出一连串拒绝的话，但并不表现出对食物的嫌弃，而是带着欣赏（appreciation）和感激（gratitude）。为了不显得像乞丐，他们随机拜访家庭，尽量不与某个家庭建立长期关系，也不会定期回访。所给予的东西对收货者或捐赠者来说都不算是一种礼物，因为任何表现出的需求都会破坏耆那教苦行者的精神纯洁性（spiritual purity），而他们绝对不能有任何回报（return）。因此，耆那教苦行者所收到的东西应该是一份没有任何附带条件（strings attached）的自发的免费礼物，并且围绕着这个过程存在着精心构建的文化（delicate cultural construction），以确保事情确实如此。

在他的论证中，莱德劳（Laidlaw）运用了德里达（Derrida）关于 “免费礼物” 的四条标准：其一，不存在互惠（reciprocity）；其二，接受者（recipient）绝不能将这份礼物视为礼物，或者不把自己当作礼物的接受者；其三，捐赠者（donor）不能承认送出了这些礼物；其四，事物本身不能以 “礼物” 的形式出现。莱德劳认为，耆那教苦行者（Jain renouncers）所接受的来自耆那教信徒（Jains）的食品捐赠完全符合这四条标准。这些捐赠属于非互惠性（non-reciprocated）的免费礼物，尽管它们并非完全无私，因为这样的捐赠是为了 “积累宗教功德”（punya）。然而，“punya” 的字面意思是 “价值、宗教优点、美德或者慈善”，而且当地的耆那教信徒家庭非常渴望接受这些道德层面的 “礼物”，以换取他们所给予的物质礼物。

莱德劳所举的例子在两个方面对莫斯（Mauss）所提出的礼物定义构成了挑战：首先，它赋予了接受礼物者仅在道德和非物质层面的回报；其次，这些道德层面的回报是无常的，除非存在于接受者的记忆和故事之中。例如，烹饪一顿美味的感恩节晚餐当然会使家庭成员产生某种义务，但作为对象的晚餐（dinner）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被消耗掉。最后只剩下对这顿晚餐的记忆，这就令人怀疑它是否还能保持 “与原主人之间的紧密联系”（格雷戈里（Gregory），1982：18）。同样，在捐赠者（施与者，giver）和接受者（receiver）处于陌生环境（如泰斯塔（Testart）所举例子中的情况）下，给予乞丐金钱的行为，似乎让前者与金钱之间完全没有了关联，尤其是金钱 —— 相较于其他物品 —— 通常（但并非总是）不具有内在的个人属性。但不知为何，施与者和接受者的形象会留在记忆中，或者这种情况可能会一直存在，并在故事中被讲述给他人。因此，“自由” 礼物对莫斯式（Maussian）礼物的概念构成了挑战，除非我们考虑到给予行为中所蕴含的道德和非物质属性。当然，这些属性在丰富的礼物概念中是存在的，正如安妮特·维纳（Annette Weiner）（1992）在其著作《不可分割的财产：给予与保留》中所阐述的那样 。

而闻名莫斯几个自己的行为——最明显的代表作南方Essai勒唐（“礼物”）——太多他最好的工作是在合作Annee信息的成员，包括Durkheim（原始分类），亨利·赫伯特（轮廓的普遍理论篇关于魔法和牺牲的性质和作用）、保罗Fauconnet（社会学）和其他人。

像许多著名的法国学者，莫斯没有造就一大批学生。尽管如此，许多人类学家声称已经追随他的脚步，尤其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本文在这礼物是人类学研究的根源互惠。他的分析Potlatch激发了他借（那当灭的股票），然后+（名字的第一个situationist杂志感到“Potlatch”），已被应用于许多感兴趣的礼物经济和开源软件，虽然后者的使用有时不同于莫斯原有的制定。还看到海德的革命的批判刘易斯Mauss在“想象力和性爱生活的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