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1905-2001)，现代英国官员，1905年出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凯布勒学院。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英国/印度常驻拉萨的代表。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代表人物之一。

休·黎吉生(Hugh Edward Richardson),1905年出生于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凯布勒学院。

1930年进印度内务部工作,是年被派往孟加拉任职,1932-1934年担任米德纳布尔区塔姆鲁克(Tamluk)的副长官。这期间曾利用休假的机会前往锡金、帕里访问,并产生了对西藏的兴趣,开始向身边的一名西藏仆从学习藏文。

1934 年奉调入印度内务部的下属机构外交和政治部任职,与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古德(Basil Gould)相识。

1936年,古德率代表团出访中国西藏,黎吉生以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身份充任古德的特别助理,随代表团到达拉萨,并任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接替被调回印度的饶依巴都·诺布顿珠的职务。

1940年离开拉萨到印度西北边境邦任职两年。

1942年赴重庆任英印驻华专员公署一等秘书,代理署务。在英国商务代表黎吉生的暗中支持下，西藏分裂势力蠢蠢欲动，策划所谓“外交局事件”。

1943年,黎吉生向西藏噶厦建议:“为使西藏在政治、军事、工业各方面能够独立行动,应让更多的藏族青年学习英文”。在他和锡金总督的“帮助”下,噶厦在拉萨开办了英文学校。是年，他还同英国驻华大使薛穆(SirH.J.Seymour)与中华民国外交官宋子文谈判《中英新约》(即《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代表英印政府签字。

1944年再次对西藏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后任英印政府外交部副秘书。

1946年重返拉萨复任英印驻江孜商务专员,并兼任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

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黎吉生摇身一变而为印度驻拉萨办事处的负责人,直到1950年被驱逐出西藏为止。在此期间,他鼓动噶厦派代表出席于印度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并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出席会议,就能体现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从目前世界形势看,正是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大好时机，务必派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政府已经表示要从各方面予以支持。”还建议西藏代表带一面“国旗”(即雪山狮子旗)。

在1947年发生的“热振事件”中,黎吉生支持摄政大札,迫害爱国的热振活佛。

1948年1月31日,他代表印度政府与西藏“外交局”会谈,不许西藏代表团参加国民政府会议,要求由印度继承英在藏义务和特权,否则将断绝印度与西藏间的一切交通往来。

1949年他对摄政大札说，目前正值政局大变化之时.应立即把汉人驱逐出境，否则,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和解放军。煽动噶厦制造了“驱汉事件”。

1950 年从印度内务部退休回国。

1951 年与瑞莱(Huldal Rennie)结婚，住在圣安德鲁郡。

1959年大批藏人流亡国外后,西方掀起了西藏研究热潮,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出于政治目的,资助西方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西藏研究项目.黎吉生受聘充当顾问。随后，他对定居印度的藏人进行了广泛调查。

1961年，他作为客座教授前往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协助刚开展的西藏研究课题，并在该大学的远东和俄国学院执教。后应邀访问波恩大学,为西藏研究出谋划策。他一直同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保持着联系,并向其所办刊物投稿。

1962年,当爱尔兰代表团在联合国提出西藏问题议案时,黎吉生应该代表团之邀充当其私人顾向。是年出版鼓吹西藏独立的专著《西藏及其历史》（即《西藏简史》）。黎吉生从英印及西藏政治舞台上隐退之后,热心于西藏研究，为西藏独立找“根据”,造舆论。1968年与斯勒尔格诺夫（DavidSnellgrove）合作出版《西藏文化史》,1979年向牛津第二届国际藏学讨论会提交了题为《1947年的热振阴谋》的论文。从40年代至今,出版藏学论著10部，发表藏学论文及书评等100余篇,被西方藏学界奉为“藏学泰斗”、“西藏通”。

2001年1月5日，伦敦的一家报纸刊登了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去世的消息，并简略地介绍了他的生平，将他称之为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英国/印度常驻拉萨的代表。

1937年2月，古德离藏，黎吉生则被留在拉萨。从此，在拉萨出现了一个英国政府的常设办事机构。

英国在拉萨派驻代表是没有条约依据的，实际上是非法的。早在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时，英国侵略军的头子荣赫鹏就想为英国争得在拉萨派遣常驻代表，或者至少英国人可以随时前往拉萨的权利。在他的压力下，当时昏庸的清朝驻藏大臣有泰甚至以互换照会的方式承认了上述权利。但是由于其他列强，特别是沙皇俄国反对的压力，英国政府后来未予批准，只在江孜设立了商务代表处。因此《拉萨条约》的最后文本中就删去了这方面的内容。古德为了留下黎吉生在拉萨，是搞了阴谋诡计的。离开拉萨之前，他故意在一些问题上与噶厦政府反复争论，而后表示愿意留下黎吉生在拉萨继续磋商。因此黎氏之常驻拉萨，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英国学者兰姆就曾经指出，在拉萨的英国办事机构不过是锡金政务官的一个前哨。它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英国不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后来国内外的一些著述将该机构称作英国驻拉萨的领事馆，显然是错误的。

采取骑墙政策的噶厦政府，希望依靠英国的支持与中央周旋，因而默认了上述有实无名的不正常状况。1940年，南京政府派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十四世的坐床仪式，并正式设立了驻藏办事处。1944年，蒋介石指派沈宗濂接任驻藏办事处的处长。那时的南京政府驻藏办事处只有数人，肩负着维护中央在藏权威，保持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和与英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数重使命，日常的工作就是结交和影响拉萨的僧俗上层贵族、了解西藏政局的变化信息、抵制英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而黎氏则尽其所能做相反的工作——在拉萨的上层贵族中培植分裂势力、散布亲英思想、鼓动西藏独立。黎吉生来到中国之后，还专门为自己取了一个与其英文名字读音相近的中文名字——“黎吉生”。双方的斗争尖锐而复杂，但是在公开场合还要保持绅士风度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据柳升祺先生回忆，在拉萨期间，他和黎吉生经常见面，有时还一起打网球。

1947年8月15日，经过长期奋斗的印度，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了独立。印度的独立，对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地位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沉重打击，同时也影响到英国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在印度宣布独立前夕，英国设在拉萨的商务办事处的头目黎吉生，十分担心印度独立的冲击波涌到西藏后出现的不利局面，害怕经英国新老殖民主义者一百多年苦心掠夺的权益葬送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想变相地保留这块“领地”，把既得利益转交给仍是“英联邦”成员的印度手里。英国人始终认为，保持对西藏这片“缓冲区”的控制，对印度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轻易丢失；印度新政府总理尼赫鲁（Nehru）明里宣称要保持印中友好，暗地里又想毫不费力地从英国人手中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因此，英国和印度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暗中达成了秘密交易，他们各自向西藏发去内容相近的信函，声称印度政府根据现在的条约，将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利和义务。8月15日后，江孜、亚东、拉萨等地的英国商务办公地点都收起了英国国旗，同时换上印度国旗，而貌似堂堂正正的大英帝国的驻拉萨商务代表黎吉生（Huge Richardson），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而接受了印度政府任命，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如此一来，英帝国主义在拉萨的机构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如今保存在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Public Record Office）的一份档案编号为“FO 371/76314/18828”的访谈录记录，1949年12月3日和4日两天，一位名叫戴维斯（Davies）的人在印度采访了刚刚从拉萨抵达加尔各答的黎吉生。此时，新中国已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经表示一定要解放西藏。黎吉生坦率地说：当时西藏的政权掌握在一小撮富人手中，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他预计中共迟早要“入侵”西藏，而西藏的封建制度将会垮台。黎吉生还提到，生活在封建条件之下的西藏人民，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宣传的肥沃土壤，而唯一阻碍他们接受共产主义的是他们的佛教信仰。这就是说，黎氏自己也认为，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已是行将就木了，而饱受封建农奴制度剥削和压迫的西藏人民，将会欢迎一个废除了这种落后制度的新社会。显然，黎吉生当时并不认为那个封建农奴制的旧西藏值得并且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并没有像今天某些从未到过西藏的西方人那样，把他生活其间多年的旧西藏描述为人间天堂，可是，他的这些认识，在其后来所著的《西藏简史》中，都全然不见了。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的一个农民家庭，乳名拉木登珠。1938年，他被原西藏地方政府遴选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唯一转世灵童，于1940年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1950年11月17日，丹增嘉措开始亲政。 丹增嘉措和历世达赖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但是，他与历世达赖也有不同的一面，那就是，他从小就被灌输了分裂主义思想。他和国际上的“藏独”势力走得很近，并经常跑到国外开展游说活动。达赖的“国际化”色彩，与他年少时受过西方老师教导有很大关系，而且，他的外国老师对他分裂思想的形成也起了重要作用。

达赖少年时代，有两个西方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一个是英国人黎吉生，另一个是奥地利人、纳粹分子海因里希·哈勒。

黎吉生是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古德爵士的继任者，1936年留驻拉萨，一直待到1950年，他是西方人中在西藏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黎吉生在藏期间可没干过什么好事。他建立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展开对达赖及大扎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诱工作。他常给达赖“授课”并给大扎等人出谋划策，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权贵策动的“驱汉”事件，都与黎吉生有关。达赖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于是多次面见黎吉生，请他指点迷津，并要求部属阅读黎吉生离藏后撰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

1949年7月，西藏噶厦政府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精心策划下，发动了“驱汉事件”。7月8日，噶厦政府“召见”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通知办事处全部人员及其眷属限期撤离西藏。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藏分裂势力乘国共内战无暇西顾之际在西藏独立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一步。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之际，印度政府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频繁接触。黎吉生对西藏摄政达札进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时刻，我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又说：“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各位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在黎吉生的鼓动下，西藏地方政府在当年7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驱汉事件”，噶厦派人占领了国民政府驻拉萨的电台，并派兵监视国民党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催促其立即整装启程。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拉萨的电台被捣毁，台长受伤，在拉萨经商的汉人都被驱逐。

夏扎·甘登班觉证实了噶雪·曲吉尼玛所说的黎吉生向达札出谋“反共驱汉”，他说，黎吉生还向达札秘密进言：“目前中国正值大局变化时刻”，要西藏地方“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黎吉生关于如果共产党接管国民党政权将把原国民党的办事处改为共产党的办事处的话，对噶厦的确产生了“影响”。此前，噶厦的反共还停留在“宗教反共”，制造仇视、敌视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和宗教情绪上。而黎吉生所说，将共产党与国民党驻藏机构联结在一起，使噶厦将反共与驱汉结合起来，有了一个明确的现实目标，即将国民政府各驻藏机构逐出西藏。当时，并不是所有噶厦的官员都赞成达札将“反共”的意识转变为“驱汉”的行动。在达札召开的会议上，噶雪·曲吉尼玛提出“驱逐汉人是否合适”的怀疑；索康、然巴等人则群起驳斥，他们声称：“乘中国时局不定之际，是能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的。况且今后对各方面都有利，还是遵照摄政指令把汉人赶出西藏为妙”。

黎吉生在本人撰写的《西藏简史》中简要地提及拉萨“7·8”事件，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只字不提，只是一笔带过：“印度代表团事先毫无所知。”

西藏地方当局自知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因此试图借助外力插手，冒险一搏。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1950年，黎吉生派报务员福特（Robert Ford）携带收发报机和大批汽油到昌都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直接帮助西藏地方政府，企图抵制解放军。福特在昌都期间，害死了前去劝和的西南军政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后来，福特在昌都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成为外国势力阻挠中国解放西藏的铁证。

作为上个世纪先后待在西藏将近10年之久的一个英国人，黎吉生不仅是那个时期英国侵略西藏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当时西藏社会的见证人。1950年黎吉生的离开西藏，与稍后不久另一位英国人福特（Robert Ford）在西藏的被俘，标志着一个时代，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的时代的结束。

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黎吉生，目睹旧中国长期遭受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的欺侮，并不觉得有何不妥；谈论起当年荣赫鹏率领侵略军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西藏僧俗之后闯入拉萨、逼签条约的往事，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在英印士兵的武装扈从下，在拉萨观看藏军用英语口令操练、演奏英国国歌，他也并不担心是不是会影响了西藏的“自治”；但是在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做了自己国家的主人，把帝国主义势力从西藏，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之后，他“良心”发现了，要出来伸张正义了。可惜的是，他所主张的西藏独立，既没有历史的根据，也违背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任何国家政府的承认。这样的“西藏独立”，在中国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横行世界的20世纪一直没能实现，在中国日益强大、和平和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21世纪更不会有实现的可能。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黎吉生，对此只好抱憾终生了。

应当指出的是，除了作为帝国主义者的黎吉生之外，还有一个作为学者的黎吉生。黎氏在藏多年，受藏族文化影响颇深，一生著述不辍，直到1998年仍然在发表有关西藏的文章。他对于藏文古碑刻的研究，在西方藏学界具有较高的水平，其学术地位受到公认。客观上，他也为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西藏和藏族做了不少事。但是，由于顽固的帝国主义立场，他在对西藏历史进行研究时，对史料随意取舍、歪曲史实，立论偏颇，刻意否认藏族与汉族、西藏地方与中国中央政府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密切联系，否认自己在藏期间挑拨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干涉中国内政的种种不法行为，为其西藏独立论服务。对于这些，就是当今西方的藏学家也不乏讥评。

西方反华势力为了给“西藏独立”寻找证据，不惜采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实等做法，变换花样，为分裂阴谋张目，提出了形形色色独立谬论。西藏“自古独立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提出这种说法，并在国际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黎吉生的《西藏简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区政治史》。前书作者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英印政府驻藏代表，是一个一直鼓吹“西藏独立”的英国人，《西藏简史》是他听了1959年10月联合国第14届大会关于所谓“西藏问题”辩论之后开始撰写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和中国不一样，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后书作者曾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担任旧噶厦政府官员和“西藏贸易代表团”团长，是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藏独”急先锋。他们撰写这些著作的唯一目的就是鼓吹“西藏独立”。他们的共同做法是：首先，把西藏的人种、语言文字和文化同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文化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其次，在西藏与历代中央政府关系问题上大做文章，制造一个一脉相传的“西藏独立”国家发展的历史。第三，混淆民族与国家界限，将“藏族”等同于“西藏国”，试图从狭隘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来曲解中国的历史和民族关系史。

事实上，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不仅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有坚实的史实基础。在西藏历史问题上，不管采用什么手法，使用什么字眼，都无法改变西藏自古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