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连遭失败。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的诞生，使孙中山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1922年8月，孙中山因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离开广州到达上海。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表示支持。

1922年6月16日， 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从广东退居上海，绝境中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3年（ 中华民国12年）1月16日，苏联特使越飞来到上海，在香山路中山寓所内与孙中山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的问题。以此为精神，苏俄代表越飞与孙中山在26日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的签订，表明孙中山开始抛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并表达了寻求国际进步势力援助的愿望。

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和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所列举之原则。越飞君因此向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三、“因承认全部中东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故孙逸仙博士认为现在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况；且与越飞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

四、“越飞君正式向孙博士宣称（此点孙自以为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妨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

《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但并不意味着他赞成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实际的需要。这就是从俄国方面获得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援以帮助他进行旨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斗争。正是从这一实际需要出发，他在与苏俄接触的同时，仍在寻求英、美帝国主义的承认和支持；在与直系冯玉祥联合的同时，仍在寻求反直的张作霖的同情和支持。这就是孙中山，一个把“信仰的理想主义与策略的实用主义”固完美地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宣言》表达了苏俄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但苏俄并没有摆脱民族利己主义的束缚。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保卫新生的政权，苏俄不仅需要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而且也需要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支持，并且在极力寻求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并不因孙中山的反对和《宣言》的签署而放弃对北京政府的争取。《宣言》发表之后不久，1923年9月，苏俄政府派出以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加拉罕率领的代表团到达北京，继续与北京政府谈判，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事实表明，苏俄政府以支持孙中山为由使孙中山承认苏俄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有的态度。这说明，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的外交虽然是革命外交，却依然存在着民族利己主义的成分。这种不良因素后来恶性发展为大国强权外交，在中东铁路问题和外蒙问题上给中苏关系留下了不可抹去的阴影。

但无论如何，《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签订，奠定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