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占经》全名《大唐开元占经》，清人又或名《唐开元占经》，成书时间约在公元718年~726年之间。作者是瞿昙悉达，是中国古代天文学著作之一。唐朝以后，《开元占经》一度失传，所幸在明末又被人发现，才得以流传。

《开元占经》全书共一二〇卷，其中前二卷是集录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关于宇宙理论的论述；卷三至卷九十集录了古代名家有关天体的状况、运动、各种天文现象等等方面的论述，以及有关的星占术文献。

卷九十一至卷一〇二集录了有关各种气象的星占术文献；卷一〇三主要抄录了唐代李淳风撰的《麟德历经》；卷一〇四讲算法，《九执历》就录在这一卷内；卷一〇五集录了从先秦古六历到唐代神龙历为止共二十九种历法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

卷一〇六至卷一一〇则是讲星图，不过书中并没有图象，而是用文字介绍今测恒星位置与旧星图所载之不同；卷一一一至卷一二〇是集录古代各种有关草木鸟兽、人鬼器物等等的星占术文献。

瞿昙悉达祖籍印度，其祖父是婆罗门僧人，其先世由印度迁居中国。关于他本人的生平史料传世很少。

在《开元占经》卷一中记载，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瞿昙悉达奉敕作为主持人，参加修复北魏晁崇所造铁浑仪的工作，并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完成。在《旧唐书·天文志》中又记载有，瞿昙悉达于唐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奉敕翻译印度历法《九执历》。

这部历法后来被录入了《开元占经》，至于瞿昙悉达何时编撰《开元占经》，史无明文。但据今人薄树人考证，瞿昙悉达大概在开元二年二月之后奉敕编撰《开元占经》的，至于编成时间，则不会早晚于开元十二年。

据考证，《开元占经》成书于唐朝开元六年(718)，南宋以后就失传了。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有一读书之人叫程明善，平时喜欢研究天文和历法，又极力推崇佛家经典，有一次在为一尊古佛重新装金时，发现古佛腹中竞藏有古版的《开元占经》一书（在古代佛寺属于地主阶级，常搜集孤本古籍以参或造佛经）。这一钩沉起滞的发现，成为明代天文史上的大事。此书的失而复得，对研究唐宋元时期的天文学发展，是极有价值的参考书，弥补了天文学史上的断档期。

（一）《开元占经》保存了汉民族最古老的关于恒星位置观测的记录。在卷六十至卷六十三有关二十八宿星占和卷六十五至卷六十八有关石氏中、外官星中总共给出了一百二十一颗恒星的赤道坐标位置（其中有六颗星的数据在今传各本中已佚失）。这种赤道坐标和现代天文学上所使用的赤道坐标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百二十一颗星的坐标构成了一份我国最古老的星表，研究者名之为“石氏星表”。

（二）《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可能是世界最早木星卫星的肉眼观测记录。在卷二十三有关岁星（木星的古代名称）占中有一段甘氏的论述：“单于之岁，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意思是说，在单于岁那年，木星运动到了这一天区，早、晚和虚、危二宿共升共落。这时的木星看上去又大又亮，而在它的边上仿佛有一颗小的红色的星，这个现象称之为“同盟”。甘氏的这个发现是在公元前364年，这比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之后，才发现木星卫星早了近两千年。

（三）《开元占经》保存了石氏、甘氏和王咸三家星官的原来面目。星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恒星命名形式。一个星官是一个恒星组合，其中的星数多寡不等，少到一颗，多到数十颗。一组星起一个名字，如北斗（七颗星）、牵牛（六颗星）、天官（一颗星）、羽林军（四十五颗星）等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有许多流派，大部分流派都有自己的星官体系，彼此略有差异。三国时代时有吴国的一位太史令陈卓曾把古代主要的三家官体系——石氏、甘氏和王咸的，并同存异，组成一个二八三个星官包含一四六四颗星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被后世接受，成为中国传统的恒星命名系统。由于陈单综合的成功，反使原来的三家星官逐渐不为世人所知。全赖《开元占经》保存了原来三家各自的组成情况，才使后人得以知晓这三家星官的原貌，从而为中国星名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四）《开元占经》中有很高科学水平的关于日蚀现象的论述。卷九中录有西汉天文学家刘向的论断：“日蚀者，月往蔽之。”这是我国天文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日食发生的原因。同卷中还引有与刘向同时代的一位星占家京房对古代日食观测方法的记述：“日之将蚀，……置盆水庭中，平旦至暮视之。”这段记述表明，当时已发明了预报日食的方法，但在时刻计算上还比较粗疏，因此，耐心的天文学家借助了一盆水使观测者专注的目光从长时间向上仰视刺目的太阳光本身转变为自然微俯观测刺目程度较低的水中太阳像，从而可以大大减轻观测者的痛苦和疲劳。这个观测方法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观测日食的能力和质量。此外，《开元占经》还集录了日全食时人们看到的太阳外层的一些有关现象，如日珥和日冕。

（五）《开元占经》记述了大量古代天文学家有关宇宙结构和运动的认识，而且其中有一些是仅见于此书的。如后秦天文学家姜岌《浑天论参难》，梁武帝在长春殿召集群臣讨论天文、星象的记载，以及祖恒对姜岌的批评等等。这些论述在《开元占经》之外迄今尚未发现影迹。还有些论述在别的古书中虽也有所记载，但是《开元占经》所录却更为详尽。如对祖恒的《浑天论》、陆绩的《浑天象说》等的记载都较《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所记为详。所以，集中记述宇宙理论的《开元占经》卷一、卷二，乃是研究中国古代宇宙观史的学者所必读之书。

（六）《开元占经》卷一百三主要介绍了《麟德历经》。《麟德历》是初唐天文学家李淳风所编。该历继承了隋代刘焯《皇极历》的成就，并在天文数据和一些数学计算方面又有许多进步。它是我国历法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有记述，但这二书所载错讹特多，且互有差异。因此瞿昙悉达所录的《麟德历经》对于《麟德历》的整理研究工作具有很大参考价值。

（七）《开元占经》卷一百四中记录了印度的数码，提出了“?”的符号。这是中印数学交流史上的一段重要资料。

（八）《开元占经》卷一百四中还主要记载了《九执历》术文。《九执历》是一部印度历法。九执是指日、月、五星这七个天体和罗睺、计都二颗“隐星”，罗睺、计都实际上并不是星，而是天球上月亮轨道与太阳轨道相交的两个交点。印度天文学家中把它们看作“隐星”。《九执历》原来面目如何，已无可考。《开元占经》所载主要是有关日、月运动和日、月食预报的计算方法。印度天文学曾经受到希腊天文学的影响，在计算天体运动时采用了黄道坐标系和几何学方法，和中国之采用赤道坐标系及代数方法大不相同。《九执历》中的基本天文数据中有若干较之中国略有逊色，但其方法和概念也有许多长处。例如，中国古代历法中一直没有分辨出太阳运动的近地点和冬至点、远地点和夏至点的区别，而《九执历》则定出远地点在夏至点之前十度，这是符合当时天文实际的。又如，中国古代历法中不考虑日、月和地球之间直线距离的远近变化问题，所以在日、月食的计算中是有局限，《九执历》则有推算月亮视直径大小变化的方法，较中国古代历法有所进步。此外，《九执历》中引进了三角学里的正弦函数算法和正弦函数表，这在中国古代数学中也是一个新事物。总之，《九执历》的传入乃是中国与印度科学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而这件大事的价值都只有《开元占经》才能为我们提供评价的具体依据。

（九）《开元占经》记录的古代历法基本数据对《二十四史》中的有关记载有所补充。《二十四史》中有多部史书辟有“历志”或“律历志”卷，记载有关时代所用历法的种种情况，但由于各种原因，有些历法留下来的记载很少，而《开元占经》卷一·五“古今历积年及草率”中所记有不少可为史书资料作补充。例如，晋代北凉地方行用的赵𢾺《玄始历》是一部重要的历法。它首先改革了古代历法中十九年里安排七个闰月的规律，创立了六00年中安排二二一个闰月的新规律，由此促进了古代历法中朔望月和回归年时间长度数据的精确性的提高。可是这个历法在古书中记载极少。只有《开元占经》中记述了这个历法的一些基本天文数据，才使我们对它有所了解。又如汉代太初历以前有所谓古六历，后人只知它们都是一种四分历，但它们的历元是哪一年，却仅见于《开元占经》。此外，还有隋代刘孝孙的历法，张容的《开皇历》等，在《开元占经》中都有可以补充《隋书·律历志》中所载的资料。

（十）《开元占经》中保存了大量已失传的古代文献资料。据初步统计，《开元占经》中摘录有现已失传的古代天文学和星占学著作共约七十七种，纬书共约八十二种。这些佚书在其他古籍中间或已有记载，但完全不如《开元占经》丰富。如有关纬书，明代曾有一位学者孙珏从许多唐宋古籍中辑录出一部纬书辑佚集，题为《古微书》。然而，自《开元占经》重新发现后，清朝人所辑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所辑纬书篇幅超出了《古微书》好几倍。至于天文学和星占学的著作，则还没有人全面重新辑佚过。此外，《开元占经》中还摘有若干现已佚失的经学、史学和兵家著作。总之，可以说，《开元占经》作为保存古代文献的著作来说，称得上是一座宝库。

除了以上十项之外，如果用不同科学学科来检验，肯定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令人惊异的科学内容。总之，《开元占经》的科学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开元占经》自撰成以后，传世极少。这是因为书是一部以星占术为主的书，宣扬天命论的本身及笃信迷信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视为高度的机密，生怕有人拿其中的话，结合天上的天象，来“妖言惑众”，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本书在唐、宋时代就流传极少。

宋以后即无记载，当已失传。甚至连明代的皇家天文台也无藏本。直到明神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安徽歙县有叫程明善的学者，因给古佛像布施装金，而在佛腹中发现了一部抄本。

当今传世较广的是道光年间的恒德堂刻版巾箱本。近年来，台北出版了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影印本。中国书店也于一九八九年出版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