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帮助父兄务农，10岁入私塾读书，继在本县小学堂就读；清宣统二年（1910年）于
奉天（今沈阳）高等学堂毕业后，曾在奉天东关小学堂教书；民国元年春，考入奉天政法学堂，后转考北京税务专门学校，于民国5年3月毕业。1916年年7月，被派往安东海关任见习生，翌年8月，升任
帮办。
民国8年秋，调北京
总税务司署从事打字，民国12年升为汉文科
帮办。他自到海关后，对洋人蔑视我国主权的跋扈行径甚为不满，曾几次与洋人发生争吵，富于正义感。曾联合在总税务司署的中国职员与洋人交涉，争得了房贴和煤贴。
民国18年春，他任总税务司署汉文课代理税务司，于次年又实授为汉文科税务司（此职一向均由洋人充当），嗣后又参加“改善关制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
确定了停止招收外国海关职员和实现华洋职员平等的规定。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继任总务科税务司，在政府
签订丧权辱国的《
塘沽协定》后，他被迫改任不管科税务司，曾在全国海关中发起爱国捐献运动，以资助东北抗日救国会和抗日军队。民国22年任全国海关洋员及见习员口试专员；民国23年4月～民国24年2月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相当于秘书长）；民国24年春，改派为欧美关政特派员，9月返国后，复任总税务司署汉文科税务司。
民国26年1月，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委任为战时助航设备管理委员会委员。民国26年11月上海沦陷后，他负责筹划将总税务司署内迁重庆，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阻止。总税务司署曾将华北日本侵略军进出山海关和长城各口的情况密告国民政府。太平洋战发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民国31年3月29日，日本宪兵队以反日间谍行为逮捕了
丁贵堂及
张勇年等人。经过1个月的严厉审讯、辱骂、殴打，他
始终拒不承认是“间谍行为”，日本宪兵队在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得将其释放出狱，但仍受敌伪暗中监视。是年底，他佯称“血压增高，心脏病复发”以告假去老家养病为名，穿越日伪封锁线，辗转去内地，于民国32年2月抵达重庆市。
民国32年3月，出任总税务司署总务科税务司。6月，总税务司梅乐和辞职后，他被委派为代理总税务司，此乃中国关员首次执掌海关领导权。然而，国民政府财政部却在2个月后委任美国人李度为总税务司，他屈任副总税务司。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委派他兼任专员，前往新疆筹建海关，于民国33年2月设立
迪化（今
乌鲁木齐市）海关，并兼任该关税务司。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财政部委派为“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事处”专员，负责接收京沪区海关，并兼任
江海关税务司和
浙海关税务司及上海浚浦局局长。民国35年冬，被调回总税务司署，李度委任英人白立查为江海关税务司，他奉命向白立查交卸。
上海区海关员工在5次怠工、罢工的斗争中，丁贵堂均予以同情。总税务司李度曾勾结国民党特务、军警拟武力镇压职工运动，丁贵堂与其他进步人士从中干预，避免了流血事件发生。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丁贵堂毅然宣布自己决定留沪，并敦促李度电令各关不得撤退，不得运走档案，不得汇走税款。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海关广大员工支持下，对国民党电令远东最大的挖泥船“建设”号开往台湾，采取消极拖延之策，竭力保护关产。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以拖延执行征调海关船只命令为理由，下令逮捕他，后因解放军兵临上海城下，汤恩伯仓惶逃跑，他才幸免于难。
解放后，他积极协助上海市军管会，顺利地接管了总税务司署、江海关和浚浦局。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
海关总署副署长、海关管理局局长，主持人民海关的建设，不遗余力。由于他熟悉海关事务，毛泽东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曾直呼他为“丁海关”。1951年，加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和民革北京市委常务委员。1954年、1959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的代表。在解放后十几年间，他竭诚拥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人民海关的创建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丁贵堂因糖尿病医治无效，于1962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
在40多年的海关工作中，他勇于坚持同一切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积极支持抗日爱国运动；为人民的海关工作鞠躬尽瘁。
高崇民同志在《挽老友丁贵堂》的挽词中写道：“在旧社会，为官清正，有爱国思想，泽及群论崇雅望；值新暑期做事负责，无当差气习，添居契未仰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