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多（1871年—1941年），中国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政治人物、文人、书画家，蒙古族。本姓钟木依氏，汉姓张，蒙古全名三多戈，字六桥，隶蒙古正白旗，出生于浙江杭州，17岁中举人，历任三等驻军都尉、杭州府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洋务局总办、京师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副都统等职。1909年署 （后实授）库伦办事大臣，在外蒙古督办“新政”。1911年12月外蒙古独立，三多被驱逐，因而他成为了清朝在外蒙古的最后一届官员之一。

三多在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于清朝浙江省杭州府，他出身杭州的驻防旗人，隶蒙古正白旗。本姓钟木依氏，汉姓张，蒙古全名三多戈，字六桥。三多少聪慧，精骑射，尝自语：“我朝家法文武并习，顾独以韬钤自囿耶？”遂奋志读书，先后从王廷鼎、俞樾等大师学书法、诗画、琴技，精通汉文。他曾遍读石湖、剑南、李商隐、西昆诸集，而以杜牧自比。三多发迹较早，自幼承其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17岁中举，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24岁便官至二品红顶戴，任杭州三等驻军都尉，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后任浙江武备学堂总办及督练公所洋务局提调，继为杭州知府，第一标统兼候补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任民政部参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出任归化城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副都统。

三多在归化任职期间，积极主张对蒙区进行改革，建议在蒙古族地区“遍设半日学堂以开蒙智”；选拔内外蒙古王公勋旧子弟入陆军贵胄学堂学习，并指出“时势日急，外患更深，整顿蒙旗，万难再缓”。同时也提议对内外蒙古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将内外蒙古地区分为四部，其中外蒙古分为二部，喀尔喀东二盟为一部，治所设于库伦；西二盟和科布多等地为一部，治所设于乌里雅苏台；每部设类似于东三省总督兼将军的大臣一员，其下设警政、垦地、编练、交涉等12个局；开办初每部拨给经费120万两，以后逐年减少拨款，五年后完全自收自支，“以蒙财治蒙地，当可安中夏而御强邻”。清廷对他的前两项建议基本采纳，对后一项即对蒙区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的建议予以否决。由于三多治蒙颇有成效，故清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11月命三多署理外蒙古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办事大臣（1911年6月实授），于是三多开始卷入了外蒙古最动荡的政局之中。

库伦是外蒙古最大的城市，也是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驻锡之地，库伦办事大臣即是清朝在外蒙古地区设置三名大臣（其他两个是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之一。宣统元年（1909年）11月，库伦办事大臣延祉因病解任，由归化城副都统三多署理库伦办事大臣，1910年3月正式接印视事。三多响应清朝中央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方针，积极在外蒙古地区推行各种改革。三多为人“年力精壮，好文事，有干练才”，但行事不免操切。他“以俄人谋蒙日亟，力纠积弊”，在外蒙古力行新政，主要是兴办教育，移民实边，开放招垦，编练新军，整顿摊派，禁止喇嘛教寺院对蒙民的横征暴敛，加强库伦市政建设，奏请修建张恰铁路（张家口—恰克图）等，在外蒙古筹建实业调查诸局等机关20多处。

三多为了顺应内地的宪政潮流，除了在外蒙古兴办教育以外，还进行了辖区户数统计、年收入支出总数统计，试编了1911年财政预算。又拟裁撤原设的理刑司员和领催，在库伦和恰克图成立审判厅、检查厅，建立新式的司法机关。其经费来源有二，一是裁撤理刑司员等腾出的经费，二是开征车驮木植薪炭各捐。库伦城的77名巡警未受教育，素质很差，三多委任民政部巡警学堂毕业生觉罗铭佑为试署库伦九品警官，令其对这些巡警加以训练，完善了库伦的警察制度。三多也像内地省份那样，在外蒙古筹练新军，他招募内地青年入蒙参军，成立了库伦兵备处，北京的军谘府委派唐在礼为兵备处总办。唐在礼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曾充近畿教练处总办。1911年1月底，他到达库伦。库伦原设立营务处裁并，宣化营、巡防步队、喀尔喀东二盟军务、台站卡伦官兵统归兵备处节制。三多奏准将原应上交中央政府的1910年金矿税19万多两全部截留，充作练兵经费。1911年6月三多奏准，库伦新军包括马队、机关炮营两部分。但由于外蒙局势变化，新军一兵未练。

三多治蒙一年多，极大推动了外蒙古地区的近代化，开创了外蒙古地区的近代邮政、近代教育、近代警政、近代采矿业等事业，促进了外蒙地区与内地人民的交流。但是，他新设一系列机构加重了外蒙古人民的负担，也引起了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喇嘛及王公势力的极度反感，外蒙古独立倾向更加暗潮涌动。1910年（宣统二年）发生喇嘛与库伦大臣的冲突事件。喇嘛因购木料争吵，继而聚众抢劫德义涌木厂，库伦办事大臣三多亲往弹压，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数千人向三多乘舆投石抗捕，并于途中抢回被捕喇嘛。三多责令沙比衙门交出“正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中旬，杭达多尔济一行赶回库伦，密谋宣布外蒙古独立，组成以杭达多尔济为首的临时总理蒙古国务衙门。11月30日，杭达多尔济等人，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

据中文史料记载：“在农历十月十四日，三多见蒙人无加害之意始由领事馆雇车数辆，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不令其去，三多坚执不从，遂乘俄国火车，逃归奉天，旋又逃至天津”。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皇帝。

蒙军包围库伦参赞大臣衙门，限三多三日内出境。三多卫队由俄兵搜械解散，行辕由俄兵会同蒙军看管。四日后，由哥萨克骑兵将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图。恰克图署任章京见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这位自小深受汉文化熏陶的蒙古人因无限忠于中国政府，严厉反对外蒙古独立，更为反抗沙俄的分裂活动，于是坚决不从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国火车逃至奉天（沈阳）。这时，清朝政府已经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寓公，暂缓政治避难。

民国时期，三多先后任盛京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咨议、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相当中央组织部部长）等。

伪满洲国时，三多仍为高官。“七七事变”后，常常往来于北京—东北之间。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过三多的事迹。三多曾居北京东城板厂胡同。著书有《可园诗钞》四卷、《可园外集》、《可园文集》、《柳营谣》、《库伦蒙城卡伦对照表》、《库伦奏议》等多部。编辑《柳营诗传》四卷，“集杭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

后历任库伦办事大臣，盛京副都统兼守护大臣等，世袭轻车都尉。民国元年（1912）以后，再来沈阳，管理沈阳故宫和清朝关外三陵（新宾永陵、沈阳福陵和昭陵），由张作霖拨给管陵费用。伪满时去伪新京（长春），溥仪赐宅以居，并出任伪满电气株式会社总裁。伪康德七年（1940）卒，终年六十九岁。他自幼聪慧，为人慈祥恬淡，且好施济，家教严格，勤于文学，受业于浙江俞曲园（樾）太史，尤以诗词得心太史嫡传而著称。工书法，善隶书，笔法遒劲，海内驰名，憾无书画集问世，在沈阳只见有书题匾额“德古斋”。

三多又署鹿樵、可园、瓜园，为樊增祥诗弟子，其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叙述。

三多的代表作是诗集《可园诗钞》。线装石印本，清光绪间出版。《可园诗钞》卷四收有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写的《寒食》，内云：“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从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辛未即同治十年。至于生日，《余生长杭州……》一诗的副题交代得很明白：“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桥曾居京师东城板厂胡同，为满洲文集旧宅，家有可园，擅竹之胜。

晚年，他隐居北京城，实则脱离了政治舞台，从事写诗、做学问、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写作成果之行当。他的著作多以“可园”为名。可见，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处极可人意的高级园林化豪华宅邸。晚年，三多在此处可园写出了多部书稿。1940年70岁时，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谢世的。

另据记载，三多又名三六桥。“三六桥”，颇有点像地名，其实是一个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钟木依氏，汉字姓为张，名三多，自号六桥（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为姓，配号而呼为‘三六桥’”（俞樾：《曲园日记》）。十七岁时，三多“承其世叔父难荫，得袭三等轻车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园诗钞》序）。六桥并未中过举人，他虽“奋志读书，欲就试，格于例，不得与，去而学诗、学琴、学书画”，跟从俞樾的“门下士”王延鼎（字梦薇，号瓠楼或壶楼）游学，成为王的“高足弟子”。（见王序及俞樾的《可园杂篡》序）因此，人们便把六桥看作俞樾的“门人”，三多也称俞曲园为“太夫子”。狄平子称他：“风格逸丽，不减迦陵。”他和俞曲园（俞樾）颇友善。《曲园日记》中说：“六桥，蒙古人，名三多，六桥其号，年十七，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多喜爱藏书和读书，他有一首《藏书》诗， 云：“爱坐图书府，如对古贤豪。积石亦为仓，敢比谯国曹。” 也爱看《红楼梦》 ，常以有关“红楼”的事入诗。如：《题韵松〈东山行旅图〉》中有“漏天可助娲皇补”之句；《吴门舟次》中有句说：“红楼近水皆灯火”；《寄赠耆寿民（龄）京卿》有句云：“怡红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惭法翰林”。三多和日本人交往甚多，关系很深。如《日本桑名铁城箕以印谱索题即赠》，诗中说“花乳多君为我砻”，自注：“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云承游湖书赠》诗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为“吾党”，称道他们“同心足抗横”。三多还在沈阳参加了日本人的图书馆十五届大会，写过文章。从这些迹象看来，三多收藏过百十回本《石头记》，后来转让给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谓三六桥本，大概是从东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上海。他是一位文官，工诗词，善琴画的收藏大家，曾收尽天下奇珍异宝，有字画、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驻蒙古（现在的外蒙古）的边防大臣时，崇尚“兴学科教、改革、修铁路、经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筑一条从张家口到恰克图的铁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把内地先进的知识传播过去。为了这个梦想，他捐出了家里所有的宝物，但最终，铁路没有修成，宝物也就从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宝物中，有三件宝物最为珍贵。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庄画册》。该画册自嘉庆八年（1803年）奚冈开笔画《梅竹山庄图》始，耗时近百年集结成册，此画册将清朝中晚期的杭州书画名家一网打尽。第二件是纳兰性德的画像。纳兰性德是清代词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第三件便是《红楼梦》的后三十回。对这个三十回，三多的后人郑先生（郑先生现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都认为这应该就是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两件都找到了“归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西溪时，收藏画册的张珩的后人将画册留给了杭州，让画册“回了家”；而纳兰性德画像也被收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唯有曹雪芹的后三十回版本却至今下落不明。或许，日本的三六桥本《红楼梦》就是它。

三多又擅画花卉，兼工带写，赋色娇艳，意境清新，秀逸隽永，书卷气、富贵气兼备。亦能书法，工隶体，学俞樾。

研究《红楼梦》版本的学者，都知道历史上曾出现过“三六桥本”《红楼梦》，因该书中有“探春远嫁”、“宝钗难产”、“贾芸、小红探监”、“湘云、宝玉结褵”等情节，与脂评所提示的后八十回线索颇相符合，而被说成是“原本”、“真本”。可惜此书已从原藏主三六桥手里流失出去，据说曾在日本出现过，但至今下落不明。

三六桥（1871—1940）名三多戈，简称三多，蒙古正白旗人，原姓钟木依氏。因其曾在杭州驻防，雅爱西湖苏堤六桥之胜，而自号六桥。他自小生活在江南，长期受汉族文化熏陶，先后从王廷鼎、俞樾、樊增祥等大师学书法、诗画、琴技，精通汉文。十七岁中举，袭三等轻车都尉，后任驻军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备学堂总办、北京大学堂提调、民政部参事、归化城副都统、库伦办事大臣等职。入民国又先后任盛京副都统、山海关副都统、金州副都统、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咨议、中华民国国务院铨叙局局长等职。

三多喜爱收藏，除了藏有后四十回本《红楼梦》之外，还藏有清代满族词人纳兰容若侍卫画像及其生前用过的双凤砚。

画像为清代著名画家禹之鼎手绘，纵59.5厘米，横36 .4厘米，纸本，设色。晚清恭亲王（奕欣）首题“容若侍卫小相”六字，钤有“禹之鼎”、“上吉氏”等印。图中的纳兰容若身着侍卫服，头戴纬帽，面带笑容，手持茗碗，坐于床几上，似乎正在与挚友交谈。构图虽然简洁，却细腻地描绘出人物的坐姿和面部神态，表现出容若的潇洒英姿和儒雅风度。画面左上有纳兰性德挚友严绳孙题诗并跋。裱边有三多及其友人沈宝熙、傅岳芬、夏仁虎、冒广生等人的题词。三多的题词用的是容若与梁汾结交唱酬时所填《金缕曲》韵：

公子今重耳。风流、璧台珠殿, 早登科第。歌哭□舍亡国恨（公先世本蒙古人，据叶赫为国主） , 至竟莫名底意。天恁肯、欲都从已。然诺等于金鼎重，染猩袍、恐是相思泪。看（平声）富贵，若云水。　鸳鸯小社同吟醉。趁良辰、研花酒，如生忌。我亦少充弓箭手，错认前身不已。得再作（去声）词人无悔。亲把沈檀焚宝鸭，当香山、供奉瑶轩里（张公甫有景白轩供香山象）。磨凤砚（余藏公双凤砚），自家记。

词中有的字虽已漶灭，但依然能看得出，三多深悉容若的家世、风谊、情爱以及对待富贵的态度，他认为自身的经历，与容若颇有相似之处，虽错充武职却雅爱倚声，所以他将纳兰性德这幅肖像以及双凤砚一直作为供奉之物珍藏着。

双凤砚是三多于海王村获得的一方端砚，砚上镌有容若的题名古篆及朱竹垞的题词。郑逸梅《艺林散叶》有一条记载：“三六桥藏文三桥遗砚，颇以未得成容若之六桥双凤砚为憾。”，这条记载表明了三多未获此砚时对此砚的向往。可见此砚原来就全称为“六桥双凤砚”，所谓“六桥”，似与三多无关，或砚上就镌有西湖六桥和双凤翔飞的图形。此砚原藏于剧作家、文物收藏家罗瘿公的手里，大约在民国十三年罗瘿公去世后，才流落到古玩市场，为三多所获。三多之所以珍爱这方名砚，与其说是六桥双凤砚与文三桥遗砚正好构成与已名号相符的称谓，还不如说是三多对饮水词人的仰慕和心仪。纳兰性德是一位多情的佳公子，他的缠绵婉约的恋情和哀感顽艳的悼亡，一直为词坛的所传诵，而双凤砚的名称又具爱情的象征意义。三多有姬人名玉并，字姗姗，大兴人，能词善画，著有《香珊瑚馆诗词》，深得三多的宠爱，三多将她安置在西湖“可园”，经常相携漫步在湖光山色中。三多还将他和玉并的书斋取名为“双凤斋”，并镌刻“双凤斋藏印”，钤盖在他们所藏的书画中。《容若侍卫小像》中的三多词，即由玉并用“美人簪花格”小楷题录，落款为：“敬观成容若先生小象，即次其赠顾梁汾原韵。丙寅春，三多作玉并书。”从中我们或能领略到夫妇相偎灯下赏画品砚的场景。但是不久，三多又遭遇到与容若相似的命运，民国十九（1930）年，二十八岁的玉并不幸病故，这使三多受到很大的打击。据《清词玉屑》记载：“小弦（指姗姗）又折，有访六桥者，荒灯老屋间，方闭户诵金经。视纵辔湖堤时，判若两人。”

到了晚年，他珍藏的容若像和双凤砚具已散去。容若像曾为张伯驹先生收得，后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双凤砚曾入邓之诚先生之手，后又流落到日本。

正因为三多有着与容若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他写的《粉云庵词》也逐渐走向模仿纳兰风格的路子。有的雄浑豪放，有的清丽淡雅，自然质朴而少雕琢，纯以性情结撰。如《暗香·题苏堤试马》：“一鞭得得。趁柳枝绀翠，桃花红白。笑拂五云，惊起浮沉两。怪底联翩凤子，紧随著、锦存金勒。似指引、有个当炉，还在画桥北。闲立看春色。把芳草缓寻，落英争惜。风流帽侧。湖上谁人不相识。驴背清凉，居士应少我，疏狂标格。行乐耳，须信道、百年驹隙。”写的绮丽流美，清逸隽永，颇有《侧帽》风致。如《卜算子·谴风》：“风也难相躲，愁也难相躲。躲得春风怎躲愁，索性风前坐。燕不飞单个，蝶不飞单个，何不吹人作一团，飞上花上朵。”《昭君怨·晓游》：“新霁落花春曙，骄马一鞭何处，缓辔踏芳洲。绕红楼，帘里人如玉，帘外人愁绿。相间正无因，卷帘颦。”写的轻灵深婉，意绪阑珊，又有《饮水》韵致。文坛大师郑逸梅先生曾评价：“饮水侧帽之词，出于黑水白山间之纳兰容若手笔，惊才绝艳，传诵中原人士。不意晚清三六桥，为韦韝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颂之声，篇什流播，足与纳兰后先辉映，虽不谓之佳话，不可得已。”

三多的书法学俞樾，工隶体，书风雄劲拙厚，既有富贵气，又有书卷气。落款往往具名：“纳兰三多”，他曾对友人冒广生说：蒙古族钟木依氏与纳兰氏是同一部落。那么，他是否也认为，他和纳兰容若是同一祖籍，纳兰容若的始祖土默特，原为蒙古族，初灭扈轮国所居张地之纳剌姓部，进据其地，因姓纳剌（即纳兰）。而三多为自己取汉姓“张”，即出于此。所以冒广生在为三多所藏容若像上题《金缕曲》，有“云气纳兰常不散，被东风、吹作词人泪。”，道明了三多心中的纳兰情结。

由三多的认宗、取姓、收藏、作词等行为，称其为晚清时期的“纳兰迷”，应不为过。